去市委报到第一次主持常委会，秘书拦住：同志这是常委会，你哪位

我说我是新来的副书记，来主持今天的会。秘书小刘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上停了停，又看了看我手里拎着的那个帆布文件袋，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同志，常委会要凭通知进场的，您的通知呢？”

我摸了摸口袋，才想起来通知落在办公室桌上了。昨天组织部的人把通知给我的时候特意嘱咐了一句“明天记得带”，我点头说好，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

“通知落办公室了，我叫张建国，你可以查一下。”

小刘没动，站在门口像一堵墙。他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白衬衫扎在裤子里，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拿着参会人员名单，目光从我脸上滑到我脚上那双沾了点灰的皮鞋，又滑回来。“张书记是吧？”他说得很客气，但客气里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按规定，没有通知不能进。要不您让人把通知送过来？”

走廊里开始有人经过，都是来开会的常委们。有人看了我一眼，有人看了小刘一眼，脚步都没停。我听见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没听清。小刘的脸色有点不自然，但他还是挡在门口，没有让开的意思。

说实话，我不怪他。换了我坐在他这个位置上，一个穿着旧夹克、拎着帆布包、通知也拿不出来的人说自己是新来的副书记，我也得拦。这栋楼里每天来跑关系的、上访的、堵领导的，什么人都有。他一个做会务的秘书，出了岔子是他担责任。

“行，”我说，“我打个电话。”

我掏出手机翻通讯录，才发现组织部长的号码我还没存。借调三年养成的习惯，凡事自己扛，不求人，不存号码，不留把柄。结果现在站在常委会门口，连个能打电话证明身份的人都没有。

小刘看着我翻手机的样子，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看热闹。他说：“要不您去一楼会务组那边等一下，我帮您问问？”

这话听着是帮忙，其实是让我走。

我正准备说好，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是李秘书长，我在组织部见过一面。他远远看见我，步子快了起来：“张书记？怎么站门口？”

小刘的脸刷地白了。

李秘书长走到跟前，看看我，又看看小刘，大概猜到了怎么回事。他没批评小刘，只是说了句：“这是新来的张副书记，今天第一次主持会。通知落办公室了，回头补一下手续。”

小刘连声说“是是是”，侧身让开了门。我往里走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低着头，耳朵根红透了。

会议室很大，椭圆形的桌子，每个位置前面摆着名牌和话筒。我的位置在最中间，名牌上写着“张建国”三个字。我坐下来，环顾了一圈，在座的常委们我基本都不认识。有几个冲我点点头，有几个端着茶杯在看材料，还有一个一直在看手机。

李秘书长宣布开会，说请张书记主持。我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好，我是张建国，刚来报到，情况还不熟，今天主要是听大家说。话说得很短，因为确实不知道说什么。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开始按议程走。

会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大部分时间在听，偶尔问一两句。分管城建的周副市长汇报一个项目，说到一半卡住了，翻材料翻了好几页。我等他翻完，问了一句：“这个项目的环评是哪家做的？”他愣了一下，说回头查一下。我说好。就这么两个字，但我注意到有几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散会以后，李秘书长留了一步，跟我说：“张书记，小刘那边……他刚来不久，业务还不熟。”

我说：“没事，他做得对。规矩就是规矩。”

李秘书长点点头走了。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帆布包侧袋里那张通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出来了，正卡在内衬的夹层里。我把它抽出来看了看，折了两折，放进口袋。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小刘还站在走廊里，手里抱着文件夹，看见我出来，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小刘，下次我要是再忘带通知，你还拦。”

他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意外，也有别的什么。

“但是，”我说，“拦的时候可以让我进去等，别让我站走廊。外面挺冷的。”

他扑哧笑了出来，又赶紧收住，点了点头。

我下楼的时候在想，其实我今天完全可以发火。新官上任，被一个秘书拦在门外，传出去是笑话。但我发火能怎么样？小刘按规矩办事，他没错。我忘带通知，是我的错。这栋楼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该做的事，谁都不容易。

不过话说回来，小刘今天拦我的时候，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确实让人不舒服。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那些来上访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个事我记下了，不是记仇，是记一个道理——你坐在什么位置上，别人看你的眼神就是什么样。哪怕你是副书记，穿着一件旧夹克，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跑腿的。

晚上回家我妈打电话来，问我第一天上班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主持了个会。我妈说：“你可得注意形象，别老穿那件旧夹克。”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把那件夹克脱下来挂进衣柜，看了看，其实还能穿。

第二天早上我换了件新衬衫，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放着一份会议纪要，用文件夹夹得整整齐齐，封面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张书记，昨天的纪要整理好了，请您审核。小刘。”

我翻了一下，记得很清楚，连我中间问的那句环评是哪家做的都记上了。我拿起笔在空白处批了两个字：“已阅。”

然后把那张便利贴撕下来，夹进了笔记本里。

过了几天，我下班的时候在一楼大厅碰见小刘，他正抱着一摞材料往外走，看见我点了下头，叫了声“张书记”，脚步没停。我也点了下头，没叫他。我们之间就这样了，没有什么一笑泯恩仇，也没有什么穿小鞋。他做他的秘书，我做我的副书记，下次开会我要是再忘带通知，他大概率还会拦我。

但这次他可能不会让我站走廊了。

这件事后来在单位传开了。有人说新来的副书记脾气好，被拦了也不发火。有人说小刘不懂事，新领导第一天来就敢拦。还有人说这是下马威，新副书记故意不带通知试探底下人。说什么的都有，我一句都没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那天早上我就是忘了。小刘就是按规矩办了。李秘书长就是碰巧路过。就这么点事。

但我知道，从那天开始，这栋楼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他们看我，看的是一个借调回来的人，一个捡了便宜的人，一个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换掉的人。现在他们看我，看的是一个坐在常委会议室中间位置上的人。

哪怕我穿着旧夹克，拎着帆布袋。

位置这个东西，真是奇怪。你坐在哪里，别人就把你当成什么人。但你自己得清楚，你坐的那个位置，跟你这个人，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不是。

我到现在还拎着那个帆布袋。有人劝我换个公文包，我说用惯了。其实我就是想提醒自己——那天早上，我差点连常委会的门都进不去。

至于小刘，他后来成了综合科的副科长。我提的。李秘书长当时有点犹豫，说小刘太年轻，资历浅。我说就因为他年轻，才应该提。一个敢拦副书记的秘书，要么是傻，要么是守规矩。我看他是后者。

不过这话我没跟小刘说过。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提的他。见面还是叫“张书记”，公事公办。只是有一次我开会又忘了带通知，在门口摸口袋的时候，他站在旁边，轻轻说了一句：“张书记，您进去吧，回头我帮您补。”

我说好，然后推门进去了。

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椭圆形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我的名牌端端正正放在正中间。我坐下来，打开帆布袋，掏出笔记本。

窗外有风吹过，把走廊里的说话声带进来，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我抬头看了一眼门口，小刘站在外面，手里抱着文件夹，站得笔直。

就像那天早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