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尸体，改变了日本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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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学”指的是江户时代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等，兰学的传入可以说是给当时的日本打开了了解西方世界的一扇窗。而且，在兰学盛行的文化文政时期（1804年-1830年），还涌现出了众多的兰学名家。可以说，兰学及这些兰学大家为当时的日本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想真正了解日本历史，尤其是文化文政时期的日本历史，乃至其对后世的影响，就绝对绕不过“兰学”这个曾经辉煌的名词。

要想从头了解兰学，还得从一个死刑犯人的处刑现场说起。1771年（明和八年），江户小冢原刑场，一名罪犯被处以死刑，其尸体被解剖。观摩这场解剖的藩医（丰前国中津藩，今大分县中津市）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若狭国小浜藩，今福井县）及后辈藩医中川淳庵等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此前持有的德国医生、解剖学家约翰·亚当·库尔姆斯的著作《解剖图谱》荷兰语译本中所描绘的人体结构与尸体的实际情况惊人地吻合。于是，他们不顾自身语言能力的不足，开始尝试把《解剖图谱》译为日语，终于，历经千辛万苦后他们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于1774年（安永三年）以《解体新书》为题出版了该书。这是外国医学书籍，确切地说是荷兰语书首次被正式翻译成日语，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因此被誉为日本的“兰学之始”。

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

不过，认真来说，西方医学传入日本并非始于此时，而是在更早的宽永年间。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执政的1641年（宽永十八年），荷兰商馆从平户迁至长崎。而后，荷兰在长崎出岛建造商馆并派驻荷兰人，而且派驻人员甚至能在宽永锁国后也继续留驻，这也使得长崎成为了日本唯一的与西方沟通的窗口。出岛的荷兰商馆里有医生常驻，也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西方医学得以在日本得到少量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合上述刑场解剖的事例，可以说，医学算得上是兰学的传来之始。

17世纪，长崎出岛上的荷兰人

荷兰派驻在长崎的医生中有一位叫做卡斯帕尔。据考证，他是于1649年（庆安二年）来到日本的，当时锁国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但荷兰商馆仍获准进行江户参府，因此他得以随荷兰使节前往江户。据说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向江户医师传授了外科治疗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卡斯帕尔流外科”的外科疗法。此外，当时也有其他医师翻译学习荷兰式医学，并分别形成了桦林流、吉田流、西流、栗崎流等流派。不过，总体来说，这些西方医学在当时仍处于较低水平，因为当时的日本医学普遍还认为人体内存在血液、胆汁、黏液、黑胆汁四种体液，而当这些体液保持平衡时即为健康，治疗疾病只需恢复这种平衡即可。而当时的荷兰医学并不善于此。其实，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之所以向往荷兰文化，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而已，是在日本和中国看不到的新奇事物吸引了人们。说穿了，也就是仅仅停留在喜好时髦、异国情调的层面而已。即使是以荷兰流自称的医学，也只是因其新奇而受到欢迎，并不能说人们关注到了其中蕴含的西方文化、科技的本质。

当时除了这些正式入境的荷兰人之外，还有两名意大利传教士冒着锁国的禁令潜入了日本。他们就是“范礼安”和“西多蒂”。范礼安带来了天文类书籍，这些书后来由泽野忠庵翻译，题为《乾坤辩说》，意为宇宙论。泽野忠庵其实是葡萄牙人，原名克里斯托瓦奥·费雷拉。他是因屈服于德川幕府的严厉镇压，也就是遭受德川幕府酷刑后叛教，而后改宗的所谓的“转宗信徒”。这本书所传达的宇宙论是哥白尼之前的地心说，它主张地球为中心，此外有日月五星七天，再往上还有分为三层的天。而另一位潜入江户的西多蒂则受到了幕府重官新井白石的审讯，新井白石不仅是一位幕府官僚，他还是一位博学家，通晓朱子学、地理学、文学等。他将审讯得到的信息，以及收集到的各种有关西方的内容编辑成题为《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的两本书，这也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的书。而这些，算是西学东渐之始，日本和荷兰的良性与非良性互动吧。

18世纪《长崎荷兰人馆舍图》（局部）

到了享保年间（1716-1736），当时日本使用的“贞享历”错误频出的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幕府大将军德川吉宗命令主管天文观测、历法制定的“天文方”修改历法。然而，当时天文方限于能力，无法找到任何纠正历法错误的办法。无奈，幕府又向著名的数学家建部贤弘请教，建部贤弘则推荐了他的弟子和算家、天文家中根元圭。中根元圭奉命前往江户后，首先提交了一份批评宽永禁书令的建议书。他认为，由于禁止基督教，不仅西方的书籍，连记载西方学术的中国书籍也无法输入。这使得了解和研习西方新学说困难重重，而要研究和修改现行历法，首先必须要实现知识的自由流入。德川吉宗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放宽禁书令。旋即，中国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得以进入日本。该书融合了中国传统方式和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方式。中根元圭翻译了这部全书，试图借此了解西方天文学。此时，德川吉宗本人也对荷兰进贡的苏格兰裔波兰学者扬·约斯通著《动物图说》产生了兴趣，并在江户城设置了天文观测仪器。研究过这些洋玩意儿的将军认为，既然荷兰书籍的插图都极为精细，那么，文字也应该同样精细，那就有必要学习荷兰语以便阅读。于是，本草学者野吕元丈和书物奉行青木昆阳受命开始学习荷兰语。至此，除了以往以长崎荷兰语译员为中心的长崎兰学外，江户幕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了解西方学术的人，这些算是史称的“江户兰学”之始吧。

也正是从这时起，兰学不再仅仅是日本人满足好奇心的爱好，而是像历学那样，在明确认识到其实用性后，一些有心人开始关注并学习。前文介绍过的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江户的医生们重新认识荷兰医学，也是出于这种摆脱了趣味性、追求实用之学的心态。而且，当时的西方医学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不再是中世纪式的医学，而是作为一门新科学的医学。解剖、实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理论等等，可以说十八世纪的西方医学已经达到了一种成熟期。也正是这种井然有序的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的成果，给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带来了强烈冲击，从而催生了《解体新书》，并使得日本的医学从此走出了传统模式。

杉田玄白肖像，1812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兰学被分为“江户兰学”和“长崎兰学”。江户兰学主要指的是医学，而长崎兰学则注力于天文学、地动学等。一般认为，“长崎兰学”是从荷兰语翻译本木良永引入新的宇宙观开始。本木良永在致力于祖传的荷兰语译员职业的同时，翻译了多达十一种荷兰天文、地理书籍。其中之一就是在安永三年（1774年）完成的《天地二球用法》，书中提到了哥白尼的名字并介绍了地动说。这与《解体新书》的出版是同一年。二十年后，本木良永又撰写了《星术本原太阳穷理了解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记》，尝试对太阳系进行详细解说。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仍然使用着的如行星、视差、远日点等，都是本木良永当时创造的译语。

继本木良永之后，长崎荷兰语翻译家志筑忠雄也热衷于天文书籍的翻译。他的著作已知的有七种，其中以上中下三卷的《历象新书》最为著名。该书原著为英国人凯尔，凯尔是与牛顿同时期的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因此，他的著作被认为在当时的西方也是水平相当高的专业书籍。也正是通过志筑忠雄的译作，牛顿开创的近代力学首次传入日本。而且，他的翻译并非只是单纯的翻译，还加入了其个人风格的注释和评论，为日本研究牛顿力学奠定了基础。此外，这本译作的末尾附有《混沌分判图说》，志筑忠雄在此记述了太阳系的起源论。此论非常接近康德-拉普拉斯（德国哲学家康德与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论，因此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

始于本木良永的地动说，是由江户的现代派画家司马江汉推介到社会的。司马江汉因与前野良泽、平贺源内等人交往，逐渐也对荷兰乃至西方产生了兴趣。平贺源内以奇才著称，集兰学者、医者、俳人、画家、发明家等于一身，就是他通过改良荷兰传来的摩擦起电装置，从而制作出了名为“艾雷基特尔”的静电发电机和寒暑表，也因此，这一改良还有幸被誉为了日本“电学”的起点。

平贺源内“艾雷基特尔”静电发生器复制品

不过，后世的兰学研究者们认为，他们的兰学仍是仅凭好奇心的兰学，应归类为“西洋趣味的学问”。这话倒是让人信服，毕竟这几位主要是以画画、文学创作为主。司马江汉在天明八年（1788年）旅行至长崎了解到本木良永的地动说后，他的兴趣才开始转向介绍西洋风格的天文地理。此后，他相继出版了《地球全图略说》、《和兰天说》、《刻白尔天文图解》等等。通过这些出版活动，此前仅为部分知识分子所知的地动说得以普及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江汉可谓是功不可没。

司马江汉《地球全图》，1792年

其实，最先深刻感受到西洋天文学必要性的，原本是江户幕府的天文方人员。那么，在长崎系天文学逐渐传播之时，江户的情况又如何呢？当时，仅对贞享历稍作修改的宝历历，再次错误预报了宝历十三年九月发生的日食。这致使一直坚守传统的中央天文学家们不得不考虑引入新风。于是，大阪的町人学者麻田刚立一派开始进入中央。他们深入研究了中国传入的西方传教士所著的天文学书籍，间接吸收了西方天文学。不久后，麻田刚立门下的高桥至时、间重富等进入幕府，并参与了宽政改历工程。

麻田刚立一派之所以接连不断的来到江户，是因为斯时普通的江户人也已经认识到兰学的用处。借此西风，藩医、著名兰学家大槻玄泽所办的第一所荷兰语私塾——芝兰堂，于宽政元年（1789年）在江户正式开讲了。而且，自宽政六年起，芝兰堂还开始举办名为“荷兰正月”的太阳历新年庆祝会。可以说，在当时以医生为中心的江户知识分子之间，兰学已经开花结果。此外，大槻玄泽知道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的《解体新书》中有许多错误，于是，他还重新对照原著，并亲自进行解剖，进行了持续长达十年的苦心研究。这项工作于宽政十年（1798年）完成，最后出版了十三卷的《重订解体新书》，像神经、腱、虹膜等至今仍在使用的译语，都是大槻玄泽在当时创造的和式汉字新语。

兰学家大槻玄泽

麻田刚立门下，江户末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高桥至时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来到江户的，麻田门下虽然最初都是通过中国书籍学习西方理论。但在江户，高桥至时很快受命研究一本名为《拉朗德历书》的荷兰天文书籍。其实该书作者杰罗姆·拉朗德也并非荷兰人，而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朗德历书》是其著作的荷兰语译本，这本书被认为是当时最高水平的专业书。并不精通荷兰语的高桥至时倾注全部精力研究此书，撰写了《拉朗德历书管见》十一册。然而，由于过度劳累，致使健康受损，在完成该书的次年，即文化元年，四十一岁的高桥至时便去世了。

继承高桥至时推进天文研究的，是同为麻田门下的为宽正改历立下汗马功劳的大阪出身的天文学家间重富。间重富意识到，如果不充分掌握荷兰语，就无法理解新的西方学问。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京都的医生小石元俊。他看到《解体新书》后认识到荷兰医学的真实性，于是拜大槻玄泽为师学习荷兰语，开始研究荷兰医学。不久他回到京都继续研究，成为关西第一位西医医生。如此，继江户、长崎之后，京阪地区也终于接触到了兰学。此后，桥本宗吉、海上随鸥（稻村三伯）等大槻门下的关西兰学家相继出现，兰学开始逐渐渗透到关西。

今日长崎街景（图｜库索）

桥本宗吉对电学感兴趣，为了证明雷电是电的作用，他进行了与富兰克林相似的实验，因此还得以闻名遐迩。海上随鸥则开始翻译法国人哈尔马编纂的词典，对约八万个原词进行了苦心翻译。这是日本第一部日兰词典，称为《波留麻和解》。该书于1796年（宽政八年）完成，出版后虽然发行量仅有三百部，但荷兰语词典终于在日本现世并成为了日本人学习荷兰语的工具。而后，京都的兰学者、医师藤林晋山对《波留麻和解》又进行了整理订正，并以《译键》为题出版，后来经过增补再版，终于被广泛使用。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时至江户后期，兰学已不再是趣味和好奇的学问，而是逐渐提高了其实用性。像杉田玄白的儿子兰方医杉田立乡著有《眼科新书》；兰学家吉田长淑专攻荷兰内科并开业行医；藩医宇田川榕庵撰写《菩多尼诃经》开拓了植物学；兰学家青地林宗则撰写《气海观澜》开辟了物理学的先河。等等、等等，可以说，在当时兰学已经处于一个分科广泛的成长时期。1815年（文化十二年），杉田玄白撰写《兰学事始》，回顾《解体新书》的往事，说明了在四十余年间兰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兰学已不再仅仅是实用的学问，它在所有领域都成为了主张自身独立存在的学问。而且，在其背后潜藏着与日本传统文明完全异质的东西。日本的兰学家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些，并基于此开始对国家、社会的新意义睁开了眼睛。

兰学，始于长崎，兴于江户，反哺关西，在列岛上下发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仅让日本人对从人体对应的医学，到天体对应的宇宙观都有了一个立体的趋于现代的认识。由兰学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地动学、医学等和实证主义精神，冲击了日本传统的封建世界观。更重要的是，部分兰学家开始基于西方知识批判封建制度和锁国政策，提出了海防论、富国强兵论等思想，为后来的日本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今日长崎，处处可见西洋风情（图｜库索）

众所周知，兰学当然不是明治维新时才突然出现，而是在江户时代中后期持续发展了一百多年，这就为明治维新提前准备好了思想基础、人才储备和知识蓝图。不得不说，兰学对于日本的近代文化思想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日后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而且，它培育出的一大批兰学知识分子都是后来明治维新初期的中流砥柱。如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福泽谕吉就曾说过“兰学为其文明开化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石”。而伊藤博文更是精通兰学知识并从中找到了宪政制度的设计蓝本。大久保利通也不遑多让，他将兰学的理性与实用主义用于“富国强兵”的国家改造工程。可以说，这些人物从小学习的都是兰学知识，这使他们比同时代的保守派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现代化的知识结构。比如兰学在医学、军事、工业、测绘等领域为日本提供了先进的近代知识库。就医学而言，以1774年《解体新书》的出版为标志，奠定了日本近代医学的实证基础。在军事与工业方面，“黑船来航”之前，像佐贺藩、萨摩藩等强藩已依据兰学知识设立军工制造所，为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提供了技术路线和试点经验。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兰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持续百年的知识积累成果。当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宣布“求知识于世界”时，兰学早已为其准备好了人才库、制度蓝图和技术模块。换言之，如果没有兰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铺垫，明治维新不可能如此迅速且成功地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兰学之于明治维新是功不可没的。而即使是在今天，兰学对日本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等仍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万景路专栏丨日景寻路

万景路

旅日作者

著有《你不知道的日本》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文章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一览扶桑立场。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