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神”刘伯承波折的总参谋长之路：一败两罢官

刘伯承的儿子刘蒙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旧笔记本里翻到一首小诗。

字迹苍劲，像写了很久了。前两句是“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后面还有两句“两度总司令，一任政委官”。

十个字，概括的不是什么丰功伟绩，是一段反复上演的挫败史。三次坐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一次因为起义失败自然中止，两次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撤掉。

这首诗比任何官方评价都更能说明刘伯承这个人。一个在军事上几乎从无败绩的“军神”，在政治上却反复碰壁。不是他不懂政治，是他不愿意为了保住位子而闭嘴。

1927年的中国，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塌方。

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街头到处是尸体和通缉令。7月，汪精卫在武汉翻脸，“宁汉合流”的阴影一天比一天重。共产党人从国共合作的蜜月里一头栽进生死存亡的绝境。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周恩来到南昌的时候，局势已经不允许再犹豫了。他需要一个人来当参谋长，统筹整场起义的军事计划。

刘伯承那时候在武汉。他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这个身份在当时的武汉军政圈里不算小。7月12日的武汉《民国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他到汉的消息，说他“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各地同志来慰问的络绎不绝。

但这篇报道发出没几天，他就秘密离开了武汉，转赴南昌。

到了南昌，在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谋团是什么？就是整场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制定计划、组织作战。成员名单里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蔡廷锴，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刘伯承起初不肯接。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刘伯承不是客气。他太清楚这个位置的分量了。几万人的生死，压在一个参谋长的作战方案上。但他最后还是接了，因为周恩来选他，不是随便挑的。刘伯承在川军里打了十几年仗，从排长一路做到旅参谋长、团长、指挥官，又刚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过三年军事理论。论实战经验，论理论功底，当时在南昌的这些人里面，他确实是最佳人选。

他就任后第一件事，是到第二十军军部找贺龙。两个人在四川讨贼战争时期就认识，是过命的交情。刘伯承帮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写得很快，也很细。写完拿给叶挺看，叶挺当场说：“可以。”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城响起枪声。

两万多人拿下了南昌。

起义成功了。但只维持了三天。

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围过来，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想占领东江地区作为根据地，再图北伐。沿途每过一座县城都要打仗，敌军越来越强，补给越来越少。到了广东潮汕一带，整个建制已经被打散了。

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人往湘南走，后来上了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贺龙和刘伯承辗转到了陆丰县，从神泉港搭船去了香港，再转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这年冬天，刘伯承受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参谋长这个职务，随着起义的失败而自然终止了。

这就是他诗里说的“一败”。

但这次失败给他留下了一样东西。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叫《南昌暴动始末记》。在小序里他写：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使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之取鉴。

一万多字，从政治到军事，逐条复盘，哪里判断对了，哪里判断错了，一个都没回避。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研究南昌起义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而刘伯承从此养成了一个习惯，此后贯穿他整个军事生涯，每打完一仗，不管输赢，一定要写一篇详尽的总结。抗日战争的每个阶段，解放战争的每次重大战役，无一例外。

这个习惯，是南昌起义的失败逼出来的。

刘伯承在苏联待了三年。

先上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他三十五岁了，要从零开始学俄语。他自己形容那段日子，“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后来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最高等级的军事学府，课程涵盖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学的都是正规阵地战、大兵团作战那一套苏式军事理论。

有意思的是，他在伏龙芝的同级校友里，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这个人后来有个更出名的中国名字，李德。两个人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过一样的课，讨论过一样的战例。但后来的命运走向，完全相反。

刘伯承把苏联的东西学进去了，但他没有被框住。

李德把苏联的东西照搬过来了，而且搬得理直气壮。

这个区别，在几年之后会变成一场灾难。

1930年夏天，刘伯承学成回国。先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到了中央苏区瑞金，担任红军学校校长。

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这是他第二次坐上这个位置。

上任后赶上的第一场大仗，是第四次反“围剿”。

蒋介石调了40万大军压向中央苏区。红军这边只有7万人。将近六比一的兵力悬殊，正面硬打毫无胜算。

刘伯承带着作战局局长张云逸、情报局局长曾希圣，组成精干的参谋班子随军行动。他的参谋机关做了一件关键的事。通过情报侦察，把增援南丰的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行军路线摸得一清二楚。基于这些情报，前线指挥部下决心集中主力打伏击。

黄陂一仗，草台岗一仗，两战两捷，歼敌近三个师，一万多人。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

这两仗对刘伯承的意义，不只是战功。

他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套阵地战理论，在苏区的山地丛林里其实并不好使。而毛泽东此前指挥前三次反“围剿”时用的那套打法，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灵活机动的效率远高于正面硬扛。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是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但战术内核仍然是运动战和伏击战，刘伯承的参谋工作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打完这一仗，刘伯承对游击战的认识彻底变了。一个从伏龙芝出来的科班军人，亲口承认了游击战才是红军的本命打法。

但好景不长。

1933年9月，一个人从莫斯科来了。

李德到中央苏区的时候，顶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头衔。

在当时的中共党内，共产国际就是上级。上级派来的人，天然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博古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年仅二十四岁，对莫斯科来的一切言听计从。他把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交到了李德手上。

李德坐在瑞金一间被红军将领们私下称为“独立房子”的屋子里，对着地图指挥作战。他不了解中国的地形，不了解红军的装备水平，不了解对面的国民党军队是怎么打仗的。但他有一套从伏龙芝学来的理论，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正面硬推。

朱德和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指挥权。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在作战指挥方面无事可做。他的日常工作变成了管理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

一个总参谋长，管的是学校和医院。

从1933年秋天到1934年秋天开始长征，整整一年，刘伯承对李德不参不谋，敬而远之。

但沉默不代表没有态度。

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糟。李德命令红军修筑工事与国民党军打阵地战，结果被优势兵力和火力逐个击破。根据地一块块丢掉，红军伤亡惨重。刘伯承通过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的连连失利，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毛泽东此前关于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李德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几次找李德谈，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李德不听，独揽大权，主观武断。彭德怀在前线跟李德拍了桌子，骂他“崽卖爷田不心疼”。刘伯承的方式相对克制，但态度一样坚决。有一次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不但听不进去，还当面羞辱他。有一次在总参谋部谈事情，话不投机，李德甩出一句话，“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看了伍修权一眼，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伍修权后来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这一幕。

但真正让矛盾走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是一次“踢翻饭锅”事件。

有一天，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道。李德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

刘伯承就在旁边。

他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早年在川军里，他就因为外国教官对中国士兵的傲慢态度而拍过桌子。现在这一幕发生在他自己的部队里，发生在他的兵身上。

他当场跟李德吵起来，用俄语厉声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德被怼得说不出话，悻悻然而去。

然后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状。

不久之后，1934年10月初，刘伯承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这是他第一次被“罢官”。

我觉得踢翻饭锅这件事特别值得琢磨。表面上看是一次偶发冲突，但底下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李德把自己当上级派来的钦差，把红军战士当可以随意对待的下人。而刘伯承的愤怒，不只是个人尊严的问题。他是一个从川军底层一路打上来的军人，容不得有人这样糟蹋他的兵。

被撤职之后，刘伯承没有消沉。在红五军团参谋长的位置上，他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长征的后卫任务。后卫是整支长征队伍里最苦最危险的差事，身后就是追兵，每一天都可能打一场生死仗。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殿后血战，掩护中央机关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中央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多人，过完湘江只剩下三万。

三万人，前途未卜。

转机来得比预想的快。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开会。

这时候红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湘江一战伤亡过半，消极情绪在蔓延。李德和博古还要继续往湘西走，去找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就在湘西布好了口袋阵，十几万大军等着红军往里钻。

毛泽东站出来了。

他说不能去湘西，那是死路。应该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个意见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毛泽东这次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黎平会议最终采纳了他的主张，作出了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决定。

会后，另一项决定也下达了。恢复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总参谋长。

黎平会议后的中央红军像是换了一支队伍。不再朝着蒋介石的包围圈走，而是灵活地转向贵州腹地。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让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成了毛泽东最倚重的军事助手。

接下来的半年，是刘伯承军事生涯中最华彩的一段。

四渡赤水，红军在敌军几十万人的围追堵截中穿插自如。巧渡金沙江，他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七条小船在七天七夜里把三万红军全部渡过了天险。强渡大渡河之前，他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没有放一枪，没有伤一人。

朱德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在万里长征中，伯承“不但筹划指挥了作战，并且亲自去解决了一切困难问题”。

一切似乎都在变好。

但好景再次不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两支红军加在一起，兵力壮大了。所有人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但兴奋没有持续多久。

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手下有近八万人马，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只剩不到两万。兵力的悬殊，让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

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刘伯承和朱德被分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但张国焘率部到达阿坝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渡河。中央一再电催，他按兵不动。

8月底，中央率右路军先行北上。张国焘不但不跟，反而电令右路军的陈昌浩率部南下。陈昌浩当时是右路军的政委，手握重兵。如果他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中央红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绝境。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朱德、刘伯承在延安。

幸运的是，叶剑英截获了张国焘的电报。中央连夜带着红三军和红军大学先行北上，脱离了险境。

张国焘彻底撕破了脸。10月5日，他在松岗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

这一步走出去，就是分裂。

朱德和刘伯承被留在了左路军，跟张国焘在一起。他们的处境极其微妙。张国焘手握着八万人的兵权，而朱德和刘伯承身边的嫡系部队已经被调走或打散。

朱德的态度很明确。他对张国焘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不敢对朱德太过分。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在全军将士心里的地位无可替代。动朱德，就是动整个红军的根基。

但刘伯承不一样。张国焘对他没有那么忌惮。

刘伯承不仅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还做了一件更让张国焘恼火的事。他一个接一个地找左路军的将领谈话，劝他们认清形势，坚持北上才是红军的出路，南下是一条死路。

他在大会上公开讲，南下没有出路。

张国焘对朱德还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对刘伯承就毫不客气了。据后来解密的史料记载，张国焘撤销刘伯承职务的时候，最初只想让他去红军大学当教员。是朱德力争，说刘伯承应该当校长，张国焘才勉强同意。

1936年2月，刘伯承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这是他第二次被“罢官”。

到了红军大学的刘伯承，没有自怨自艾。

这所长征途中的大学，条件简陋到难以想象。没有教室，就在树林里上课。没有桌椅，就坐在石头上听讲。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人连字都不识几个。

刘伯承把自己在伏龙芝学到的正规军事理论和在中国战场积累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给学员们讲得深入浅出。他把伏龙芝的教案翻译成中文，又根据中国红军的实际情况做了大幅改编。

他的警卫员王泉云后来回忆，刘校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备课，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右眼在1916年丰都之战中中弹致残），就用仅剩的左眼凑在油灯下写字。

有一次上课，一个学员问，刘校长，你在苏联学的那些战术，在我们这山沟沟里能用吗？

刘伯承笑了。他说，在苏联学的东西，好比是一把刀。刀是好刀，但你不能拿它去砍水。中国的地形、中国的敌人、中国的红军，都是水。你得学会用水的打法。

这番话，不知道在场的学员们听懂了多少。但我觉得，这也是他对自己半生军事生涯的一个总结。从川军的排长到伏龙芝的优等生，再到红军的总参谋长，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中的东西揉到一起。

李德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输了。

张国焘不需要这一点，因为他要的不是打仗的本事，是权力。

◆长征胜利后，刘伯承（前排右二）等在甘肃镇原留影。

时间是给公正的。

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贺龙、任弼时的到来打破了张国焘的权力格局。任弼时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跟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不相上下，又有一支完整的部队在手。他和贺龙、朱德联合起来，对张国焘施加压力。

张国焘撑不住了。他被迫取消那个自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2月，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36年会宁会师，九年时间，他跟总参谋长这个职位打了四次交道。三次上任，一次因败而去，两次因直言被撤。

建国以后，毛泽东想让他当总参谋长。非正式地征求了他的意见。

刘伯承笑着说，“我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当教书先生吧。”

“总没有当好”，是自谦。

但他大概也知道，总参谋长这个位子，在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魔咒。坐上去，又失去。再坐上去，再失去。每一次失去，都不是因为能力不够。第一次是整个大环境塌了，第二次是得罪了一个傲慢的外国顾问，第三次是得罪了一个手握重兵的野心家。

而且这个魔咒在建国后还在继续。新中国的首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之后是粟裕，再之后是黄克诚，再之后是罗瑞卿。粟裕被免职，黄克诚被免职，罗瑞卿被免职。这个位子确实不好坐。刘伯承大概是看得最透的那个人。

他没有去坐那把椅子，而是去了南京，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建校典礼上，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刘伯承正步走到军旗前，单膝跪地，捧起一角旗面深情地吻了一下，起身接过。他说，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旗帜的尊严。

此后七年，他每两个月向中央军委作一次综合报告，从未间断。他的右眼早已失明，仅剩的左眼视力也严重衰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拿着放大镜，审定了上百万字的军事译著和教材。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来了。他在办学中借鉴苏联经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他拖着病体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公开检讨。随后被免去院长职务。

这是他的第三次“罢官”。

不过这次不在“三参总戎幕”的叙事范围内了。

回过头来看刘伯承的那首诗，“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表面上是一份个人履历的浓缩。但仔细看，每次他失去这个位置，原因都不一样，底层逻辑却是一样的。

南昌起义失败，他不怨天尤人，写了一万字的总结去找教训。

被李德撤职，他不韬光养晦，该说的话照说，该吵的架照吵。

被张国焘下放，他不心灰意冷，在树林里给不识字的红军战士讲课。

1942年他五十岁生日，师政治部要给他做寿。他坚决不同意，故意隐瞒生日日期，不让人知道。后来组织坚持，选了12月16日给他过寿。在祝寿会上他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一个把“布尔塞维克”看得比元帅军衔还重的人，大概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三次坐上了总参谋长的位置，又三次失去了它。

不是因为不会做人。

是因为有些事，他做不出来。

参考资料：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网党史频道 「刘伯承三任红军总参谋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刘伯承军事生涯中的兵法谋略」刘弥群 「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重庆地方志办公室 「四十年，山河铭记」伍修权《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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