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名掉队战士被百余名越军包围，班长做出大胆决定创奇迹

1979年，7名掉队战士被百余名越军包围，班长做出大胆决定创奇迹

我叫陈永福，四川南充人，一九七七年冬入伍，一九七八年秋天当上七班班长，那年我二十一岁。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在边境一线听见了炮声，整条山沟都被震得发抖。我们连是某部步兵团的先遣连，任务是沿四号公路向高平方向实施大纵深穿插，卡住敌人的退路和增援通道。二月二十日夜里，连队接到命令，要抢在越军主力回撤之前拿下一座无名桥。我们七班被连长派去桥南两公里的一处山垭口侧翼警戒，防备敌人从背后摸上来。那天的雾大得吓人，十步之外看不见人，电台在过一道水沟的时候进了水，杂音盖过了所有呼叫。等到雾散了一点，天快亮了，我们才发现，连主力的影子都没了。

我们七个人站在垭口上，谁都没说话。副班长钱大勇是山东人，老机枪手，把班的五六式班用机枪从肩上卸下来，蹲在地上检查弹链。兵小杨叫杨卫国，湖南伢子，背着个六九式四十火，那是我们的救命家伙，全班的火力指望它。张富贵是云南农村来的，扛着机枪的副射手位置，背了四盒子弹链。李文是广西人，高中毕业，入伍前跟着一个货郎学过几句越语，连里把他当半个翻译用。赵二狗十九岁，陕西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嘴唇发白，手里的五六冲枪管都在微微抖。孙明亮是河南人，班里唯一的卫生员，挎着药箱还背了支步枪。加上我，正好七个人，一个班，全班都在。

我清点了一遍装备：一挺班用机枪，连同备用弹链一共六百发；一支六九式四十火箭筒，带四发火箭弹；五支五六式冲锋枪，每支两个满弹匣；外加我腰里别着的一支五四手枪，还有每人四枚六七十年代那批木柄手榴弹，一共二十八枚。这点家当，搁在平时一个班打进攻绰绰有余，可眼下的情况不一样。李文趴在垭口石头后面往下看了半天，缩回来的时候脸是青的。他压低声音说，班长，下面那条河沟里全是敌人，往少里说也有一百二三十个，有迫击炮，有轻重机枪，还看见两门无后坐力炮。我爬过去探头一望，心也凉了半截。河沟是条干涸的故道，敌人沿沟展开，用沙袋和石头垒了工事，几挺机枪交叉火力把垭口正下方封得死死的。我们七个人如果硬往下冲，等于往绞肉机里跳。

我们退进垭口背面的一条石缝里，谁都明白，这回是真被包饺子了。敌人显然发现了我们这支小股部队，但他们没急着上来，而是把垭口三面围住，只留了东侧一道缓坡没派人，明摆着是想把我们往那个方向赶，再在坡下收网。钱大勇咬着牙说，班长，咱守吧，守到天黑，主力听见这边响动说不定会回援。李文摇头，说守不住，敌人有一百多号人，还有炮，咱这七条枪最多撑一顿饭工夫，炮一上来全报销。赵二狗带着哭腔说，那往东撤呢，东边没兵。我盯着东边那条缓坡看了很久。敌人留的口子，恰恰是最危险的口子，他们把重兵埋伏在口子两边的林子里，就等我们自投罗网。一百多个人围七个人，还留个口，这不是仁慈，是猫戏老鼠。

我把手里的地图铺在膝盖上。这一带是典型喀斯特地貌，石峰林立，溶洞一个接一个，山高坡陡，越军最擅长钻洞打游击。但反过来，也正是这种地形给了我们希望。我把指北针摁亮，又借着天光看了一眼垭口西侧的崖壁。那是一道几乎垂直的石壁，从我们藏身的石缝后面绕过去，贴着崖根有一道窄窄的凹槽，当地猎人能爬，部队正规行军根本不会走。敌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垭口正下方和东边那个假缺口上，西侧的石壁背后是他们的指挥所和迫击炮阵地，因为他们认定没人能翻过那道崖，所以守备最松。

我做了这辈子最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不守，也不往东撤，我要带着这六个人，趁夜顺着西侧的崖壁凹槽爬上去，绕到敌人屁股后头，先打掉他们的指挥所和迫击炮，再把敌人的阵脚搅乱，然后趁他们以为被反包围的混乱，从他们原原本本留着的那个东边缺口全身而退。钱大勇听完瞪着我，说班长你疯了，那是上百号人。我说大勇你算笔账，守是死，往东撤也是死，翻西边崖壁还有一线活路。敌人虽多，可他们是一群临时拼凑的地方军和民军，建制乱，指挥全靠那个躲在洞里的指挥官，只要把指挥所端了，这一百多号人就是没头的苍蝇。再说，越军怕夜战是出了名的，他们单兵厉害，可黑灯瞎火里谁都怕背后突然来一梭子。

我把七个人叫到跟前，把计划拆成三步走。第一步，天黑前不许动，趴在石缝里啃干粮，把每人的水壶灌满石缝里渗出的山泉，手榴弹都拧开盖，用布条把枪背带缠死，免得爬崖时碰响。第二步，夜里十一点，趁月落天最黑，我带李文和杨卫国先摸上西壁，侦察敌指挥所位置，确定迫击炮和机枪点的准确方位。第三步，凌晨一点，全班上去，杨卫国用四十火先敲掉迫击炮，钱大勇的机枪压住洞口，其余人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往敌人堆里招呼，打完立刻向东边缺口转移，不等、不恋战。孙明亮负责断后救伤，赵二狗年纪最小但腿脚活，专管搬火箭弹和递手榴弹。

那一整个白天，是我活到二十一岁最漫长的白天。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敌人的阵地静悄悄的，偶尔有越军士兵探头往垭口这边张望，又缩回去。赵二狗后来跟我说，他那天一直在数自己的心跳，数到三千多的时候，孙明亮递给他半块压缩饼干，说二狗，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回去见你娘。那孩子咬着饼干哭了，又不敢出声，眼泪砸在枪托上。我也怕。我怕得手心全是汗，怕得把五四手枪的保险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可我是班长，七条命攥在我手里，我要是露了怯，这六个人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山沟里。

夜里十一点，我和李文、杨卫国三个人摸上了西壁凹槽。那道凹槽窄得只能侧着身子挤过去，脚下是虚土和碎石，踩空一步就是十几米的深渊。杨卫国背着火筒子，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走。我们花了四十分钟，爬到敌指挥所侧后的一块大石后面。李文用越语轻轻听了半天敌人的对话，回来跟我说，班长，里头是个越军中尉，正用电话骂人，估计是催增援，旁边两门八二迫击炮，炮手在打盹。我探头看了一眼，果然，洞口用树枝伪装的，两门迫击炮就摆在洞口右侧，炮口朝垭口方向，完全没防备背后。

凌晨一点零五分，全班到齐。我拍了拍杨卫国的肩膀，指了指那两门迫击炮。他深吸一口气，把四十火扛上肩，用机械瞄准具锁定了最近的一门。六九式四十火在夜里开火是一道刺眼的火光，声响像炸雷，我数到一，他扣了扳机。火箭弹拖着尾焰钻进洞口，一声闷响，第一门迫击炮连人带炮飞了。第二发我没让他打炮，而是打向洞口旁边那堆挤在一起的敌兵，弹着点炸开一团火球，惨叫声一下子把整个山谷都撕开了。

钱大勇的班用机枪紧接着响了，他把弹链铺开，扫向洞口两侧的防御工事。五六式班用机枪在近距离的威力不是闹着玩的，一百发弹链倾泻出去，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李文和张富贵往河沟里甩手榴弹，木柄手榴弹延时三秒，一枚接一枚，爆炸的火光把沟底照得通明。赵二狗虽然手抖，但到底是年轻，搬弹搬得飞快，孙明亮一边往弹链盒里压子弹一边盯着我们的身后，防备敌人从西壁反扑上来。

敌人的反应完全在我预料之中。指挥所一塌，那一百多号人瞬间乱了套，有人往东边缺口跑，有人往河沟里钻，有人胡乱朝天上打枪，根本分不清背后到底来了多少部队。他们认定自己被抄了后路，认定垭口正面还埋着我们的主力，于是本能地选择往他们认为最安全的东边缺口涌——可那个缺口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留的，此刻反倒成了他们自相踩踏的鬼门关。我趁乱下了命令：撤，往东边缺口走，慢点，别开枪，让他们以为是自己人。

我们七个人，排成一列，踩着敌人丢下的弹药箱和钢盔，从东边缺口的阴影里走了出去。一路上我听见身边是越军士兵奔跑和喘息的声音，近得能闻见他们身上的汗味和旱烟味，可没有一个人怀疑我们。黑暗里，谁都看不清谁的脸。我们走了大约四百米，翻过一道土坎，钻进一片橡胶林，这才敢放开脚步跑。凌晨两点半，我们在四号公路边的一座废弃道班房里停了下来，我点了名：钱大勇、杨卫国、张富贵、李文、赵二狗、孙明亮，都在，连皮都没破一块，只有孙明亮在断后时被飞石崩了下小腿，擦破点皮。

天亮以后，我们用指北针和地图找到了往北的小路，上午十点多，在公路十二公里处追上了正在休整的连主力。连长看见我们七个活生生地站在一起，愣了得有十秒钟，然后冲过来一把攥住我的胳膊，说你们班昨晚上闹出的动静，敌人以为一个营抄了后路，丢下二十多具尸体往南跑了，我们上去捡了三门炮和两挺机枪。后来团里总结，我们七班在掉队失联、被百余人包围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毙伤敌四十余名，击溃敌一个连级混合单位，自身无一伤亡，归建时还带回了敌人的作战命令文件和一门完好的八二迫击炮。连长拍着我肩膀说，永福，你这班长，创造了一个奇迹。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算什么奇迹。那晚我趴在西壁石头后面，枪托抵着肩窝，扣扳机的手指抖得几乎滑脱。我赌的从来不是勇气，是地形，是敌人也怕死的人性，是那一整天的安静里我反复推算的每一个可能性。战争里没有神仙，七个人活下来，靠的是把每一颗子弹都算计到地方，靠的是钱大勇那挺机枪压得准，靠的是杨卫国那两发火箭弹没掉链子，靠的是赵二狗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咬着牙没哭出声。我们带回来的那份文件后来证明很有用，可我每次想起那晚，最先想起的不是功劳，是河沟里那些跟我们一样年轻的脸，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儿子，也在黑暗里怕得发抖，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我们好。

回国的火车上，赵二狗靠着我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支五六冲。钱大勇把机枪拆开，一块一块擦，擦着擦着哼起了山东小调。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忽然觉得，所谓奇迹，不过是七个普通人，在绝境里没有松手，把彼此的命都攥紧了，一步一个坑，走了出来。多年以后我常跟人讲起这一仗，讲的人爱听惊险，听的人爱听传奇，可我心里清楚，真正的故事没有那么多神来之笔，只有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娃娃兵，在异国的山沟里，拿命赌了一回，然后侥幸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