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6月15日，北京，谢觉哉病逝。料理完后事，王定国没有急着谈遗属待遇，而是主动找到有关同志，提出了一个看似平常、实则很有分量的要求：“我有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按当时规定，遗属可以继续居住原来的住房。那处房子带着院子，生活条件自然比普通住所好得多。可王定国很快遣散秘书，辞退司机，搬离了原先的大院。她的选择，并不是刻意做给人看，而是长期革命生活形成的习惯：职务有边界，待遇也应有边界。
这份自守，和她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1930年代初，王定国就在四川营山县参加革命，曾任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队伍在卓克基一带驻留，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谢觉哉。
当时的谢觉哉留着小胡子，拿着两件单衣，请王定国帮忙把衣服缝在一起，中间絮上羊毛，好穿过雪山草地。王定国爽快答应，连夜做好。谢觉哉接过衣服说：“好得很，多谢你了。”这次相遇很短，却留下了彼此的印象。
真正考验她的，是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之后。1936年，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王定国在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负责服装、道具，也照顾年幼战士。剧团看似不在战斗一线，实际同样身处枪火之中。
1936年12月5日，剧团行进至永昌附近的郭家大磨时，突然遭到敌军包围。敌人误以为院内是红九军军部，王定国等人便将错就错，利用院墙坚守，尽力牵制敌军，为附近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子弹打光后，抵抗只能依靠断枪、木棒和砖瓦。王定国把几名体弱的女同志带到炮楼上，敲击火油箱和杂物制造声势。战斗持续到下午，院门被炸开，她和战友最终被俘。敌人发现抓到的主要是剧团人员，才知道自己中了“空城计”。
被押往武威、西宁后，王定国没有放弃斗争。敌人逼剧团排演节目，她们便借演出保存红军文艺。敌军要求修改歌词，她们表面应付，实际仍尽力保留原有内容。条件越恶劣，越要守住身份和信念，这是她们能够彼此支撑的重要原因。
更危险的工作，是保护被俘干部。张琴秋被捕后，王定国等人曾设法把她安排到剧团，以做饭人员的身份掩护。后来身份暴露，张琴秋等人被押往南京，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营救，才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转机来自张掖。王定国与刘德胜、武杰等人建立秘密党支部，联络失散红军。爱国医生高金城在张掖开办福音医院，借救治伤病员之名收容红军同志。王定国还以探望“舅舅”为名进入监狱，认出了化名姓李的刘瑞龙，并与狱中同志接上关系。
她们传递字条，寻找线索，安排接头。有人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有人进入医院避险。王定国还留下暗号：“到福音堂后门，连拍三下。”这类安排极其简单，却必须做到准确，否则一旦失误，等来的可能就是审讯和死亡。
营救行动最终引起敌人警觉。1938年，王定国在高金城帮助下化装离开张掖，进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高金城后来因身份暴露被杀害。王定国回到兰州后，继续协助寻找西路军失散人员，也在此与谢觉哉重逢，并结为夫妻。
1983年，王定国与伍修权重走河西、青海、甘南等地，专门探望当年失散和被俘的战友。她找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女战士，对方因疾病和生活困顿不愿相认，王定国却直接上前拥抱，并把身上的衣物和钱留下。她说得很实在：“给她一点温暖，总是应该的。”
那次西北之行，她花光了随身带来的钱，还整理出西路军人员情况报告，提交有关部门。此后，一批老同志陆续获得红军老战士相关证明、生活补助和医疗保障。王定国没有把这些看成自己的功劳，只说这是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
退休以后，她仍然没有停下来。1986年春，她和林月琴、于若木、曾志等老同志调查青少年成长问题，参与座谈、走访和呼吁。家里常有人来访，她能处理的事情，总要认真听一听。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她留下的并不只是“定国公”这个称呼，还有一套朴素的做事准则：打仗时守住阵地，脱险后寻找战友，生活中不越过身份边界，直到晚年仍把该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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