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域外鼠疫在中国东北北部传播路径研究

我国学界对1910年东北鼠疫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忽略了对俄藏档案文献的利用与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此场鼠疫的俄文资料，绝大多数为转引文献，缺乏应有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且，国内学者对此场鼠疫的俄国疫源挖掘不够深入，对于此场鼠疫从俄国传入我国东北北部的路径也尚未梳理清楚。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历史档案馆中关于中东铁路档案文献的研究，来剖析1910年鼠疫的发生与传播情况，以此弥补国内对这场鼠疫的俄文资料利用与研究的不足。俄罗斯学界对1910年鼠疫的研究，主要是从细菌学、传染病学等角度对此场鼠疫所展开的考察与分析，而从医学史、环境史以及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则成果较少，尤其是关于此场鼠疫传播至中国东北的路径、方式更是鲜有探讨。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鼠疫的发生

19 世纪末，俄国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因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鼠疫在该地区频繁发生。1910年春末夏初之际，鼠疫在外贝加尔地区再次暴发，这是我国东北大鼠疫暴发的前兆。

（一）俄国外贝加尔地区的鼠疫疫情

19 世纪末，即1888～1891年和1897～1899年，俄国境内多次出现鼠疫，因染疫致死人数较多，引起俄国政府的重视，俄国学者也开始关注鼠疫并对此做相关研究。

俄国细菌学专家Д.К.扎博洛特尼对外贝加尔地区鼠疫展开调查研究，最终证实鼠疫和旱獭病为同一种传染病。1889年，哥萨克部队第二军事部的B.Я.科果索夫医生被派往外贝加尔地区防疫。他通过观察牧民和布里亚特人的生活习惯，分析旱獭等啮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收集鼠疫病例，经过16年研究，证实鼠疫是由旱獭传播给人类的。其研究结论得到Д.К.扎博洛特尼的充分肯定。

外贝加尔地区的著名医生А.К.别列夫斯基（1872～1931）多年致力于鼠疫研究。自1904年起，А.К.别列夫斯基开始在斯列坚斯克的部队医院工作，后担任该医院高级医生，他曾因误食染疫的旱獭肉而患上鼠疫。通过深入研究，А.К.别列夫斯基发表了《论旱獭鼠疫：关于在索克图耶夫斯基村因食用染疫旱獭而死亡的七人情况说明》，分析了外贝加尔东南部地区鼠疫发生的原因。他提出的人畜共病理论，得到很多俄国专家的认同。

外贝加尔地区经济落后，农村生活水平低，居民卫生环境差，为跳蚤和虱子的繁殖提供“温床”，鼠疫病菌通过跳蚤和虱子进行传播。因草原游牧民族居住地不集中，所出现的鼠疫并未造成大面积的传染，也就未引起俄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因鼠疫在外贝加尔地区时有发生，有经验的猎人能轻易分辨旱獭是否健康，不会捕捉染疫旱獭。

自1896年开始，中东铁路建设需大量劳工，中东铁路工程局除雇用本国工人外，还招聘一些华工参与建设。在中东铁路建设期间，铁路沿线遭遇传染病的侵袭。1901～1902年，有114人感染鼠疫致死。1905年在大石桥镇附近和中东铁路西段地区，也曾出现鼠疫病例。所以，大量人员迁徙和密集接触极易暴发各类传染病。

（二）西伯利亚地区落后的医疗水平

西伯利亚一直是传染病的高发地区。尤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霍乱、斑疹、伤寒等疾病，随人员迁移而迅速传播。经济危机和日俄战争导致西伯利亚地区食品供应量显著下降，民众因粮食短缺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的状态。加之药品和医疗设备极度匮乏，防疫预案不健全，传染病在该地区时常发生。

因西伯利亚地区医疗条件落后，传染病的发病率远高于俄国的欧洲地区。西伯利亚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仅为患者提供最为简单的救治和接种疫苗。很多百姓即使染病，也因医疗费用高昂而被迫放弃医治。即使在西伯利亚城区，因基础设施落后，卫生环境问题也十分突出。东西伯利亚医生协会成立于1863年，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卫生防疫组织。M.Я.比萨耶夫是伊尔库茨克市首位负责卫生监管的医生，他非常注重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城市卫生及饮用水污染严重等问题。在《关于伊尔库茨克卫生状况的问题》一文中，M.Я.比萨耶夫指出，从1880年至1885年伊尔库茨克市政府并未向当地居民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导致该地区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且死亡率远高于出生率。即使M.Я.比萨耶夫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但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仍未采取措施积极改善该地方的医疗卫生条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共卫生医疗专项拨款较少，当地百姓就医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西伯利亚民众对医疗服务强烈不满。

虽西伯利亚流行病高死亡率，使当地政府意识到防疫及医疗问题严峻，但未及时采取行之有效措施，反而将划拨给当地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挪用于监狱建设。即使居民患传染病，因没有隔离室、血清疫苗和药物也无法得到救助。因此，1888～1890年短短两年间，伊尔库茨克5个地区就有4500人患病死亡。1913年，伊尔库茨克州总面积超7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万，平均每1000名居民仅配备2.7张病床，每名医生要负责5740人的医疗救助。伊尔库茨克医疗卫生局局长П.И.马尔科夫斯基指出，传染病频发及救治困难的关键在于俄国各地区并未设置专门的卫生防疫部门。因防疫工作由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承担，所以医疗救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П.И.马尔科夫斯基认为，只有改善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和百姓生活条件，才能预防流行病发生。

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医疗设备匮乏，突发传染病时，地方政府有限的资金无法为当地居民提供必要救治，这是突发传染病无法得到及时控制的主要原因。

二、1910年东北鼠疫的疫源

20 世纪初，我国东北成为列强的角逐之地，东北被卷入世界经济市场。国际市场上旱獭毛皮需求过热导致大量旱獭遭到捕杀，染疫旱獭将鼠疫传播至人，导致人畜共疫。

（一）旱獭毛皮贸易的兴起

20 世纪初，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普通旱獭毛皮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后，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一时间成为世界皮草市场的热销商品。旱獭需求的激增导致其价格持续上涨。例如，1907年一张旱獭毛皮售价为30 戈比，到1910年已涨到1卢布20戈比。高额利润促使旱獭毛皮的产量和出口量急剧增长：1908年俄国出口70万张旱獭毛皮，1909年则增至80万张，1910年出口量高达250万张。每年俄国皮草商人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将200多万张旱獭皮运往莫斯科，然后再从莫斯科转运至莱比锡和伦敦市场。1908年，随着旱獭毛皮贸易量的持续攀升，更多俄国人被吸引前往满洲里从事毛皮生意。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俄国公司（主要是来自莫斯科和喀山的商人）跨境在满洲里设立了多所代表处，仅1910年就创建了至少50家公司代表处。为获得更高利润，有些俄国公司不仅从猎户手中购买毛皮，而且还雇用大量劳工捕杀旱獭。于是，大批毫无狩猎经验的山东、直隶劳工纷纷前往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加入捕猎行列。

中俄边境满洲里贸易的发展，促使外来人口不断增长，满洲里成为我国北上劳工们的暂居地。劳工们在此稍作停留后便从满洲里过境，前往俄境狩猎。在满洲里，劳工们租住在临时搭建的房子里。每个房间为10～12平方米，室内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靠墙两侧架起三层床铺，曾出现59间房住着约700人的现象。房间内十分拥挤，人员密集，且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所以，这些简陋民居成为传染病的高发地。

△ 旱獭（俗称土拨鼠）

（二）1910年中俄边境多地出现鼠疫

自然界的动物本身具有自我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出现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等症状，进而被健康同类逐出巢穴。草原上的牧民知晓旱獭会传染疾病，尤其是狩猎经验丰富的布里亚特人，他们能够分辨出染病的旱獭。这种病不仅会导致动物灭绝，还会传播给人类，所以当地猎人绝不会猎杀染病的旱獭。然而，没有经验的初猎者很容易猎杀到行动缓慢的旱獭，剥皮后食用，从而致使鼠疫由鼠间传播转变为人鼠共疫。

有关1910年鼠疫暴发的时间和病源地，俄国学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由鼠疫专家Э.П.赫马拉-鲍尔谢夫斯基于1912年提出。他认为，鼠疫始于夏季。满洲里距离俄国西伯利亚东部边境仅10俄里，10月份狩猎结束后，很多猎人返回满洲里，故将鼠疫也带到了此地。居住在满洲里的沙尔达科夫向居民委员会代表А.Н.尼基津反映，在亚历山大洛夫斯基大街第3083号发现9名华工死亡。А.Н.尼基津将此消息报告给铁路医院负责人比谢姆斯基医生。比谢姆斯基医生前往出租屋调查，发现一名病重的华工，该医生初步诊断患者是右肺发炎，并立即将病人送往铁路医院，同时该住所也被警察查封。这个出租房内住着华工，其中一个房间住着25人，另一个房间有15人。在出现鼠疫后，第一批病人中有9人死亡，第二批又有5人死亡。待到医生到来之前，租客们因害怕被传染，抛下个人物品出逃，而那名被送到医院的华工在隔离观察时去世。解剖尸体后，中东铁路的比谢姆斯基医生和马卡洛夫医生确认患者死于肺鼠疫。

第二种观点由日本鼠疫专家阿倍于1942年提出。他认为，鼠疫于8月末在俄国达乌里亚村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比满洲里官方公布的首例鼠疫病例发现时间提前了近两个月。9月中旬，达乌里亚村的鼠疫病例逐渐增多。村里住着一些中国木匠，其中有9人出现咯血症状后死亡，幸存下来的2名中国木匠从达乌里亚村返回满洲里，住在一家合作社，并于10月12日死亡。10月25日，第二家合作社的20名木匠中又有9人死亡。

1910 年8月初，在外贝加尔的海拉斯图伊河和卡帕萨加斯图伊河对面，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雇用的华工中出现鼠疫病例。华工分别居住在两顶帐篷里，其中一顶帐篷里的5人全部病死，另一顶帐篷里居住的6人中，有3人死亡，另外3人去向不明。9月初，又发现3名猎人死亡。外贝加尔地区出现鼠疫后，俄方未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

通过分析上述鼠疫病源的探寻可以肯定一个事实，那就是鼠疫几乎总在群居华工中传播，且人们最初并不知晓这种传染病的强度。很多人逃亡时随手带走去世同伴的物品，结果无意间被传染。

1910 年，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多地同时暴发鼠疫。

其一，9月20日，马尼科夫斯基州阿古拉伊村发现4人感染。9月23日，新增1人感染且当日死亡。10月5日又有2人感染，6日死亡。10月9日，1人感染，12日死亡。此后再没有发现新的感染病例。按照上级指示，医生马卡洛夫于10月13日抵达阿古拉伊村，他解剖了最后一名死者尸体，怀疑其死于鼠疫，遂将尸体部分器官送往赤塔鼠疫站进行检验，经细菌学检测，最终确定死于鼠疫。

其二，10月20日，达乌里亚村发现9名华工感染鼠疫，后全部死亡。因及时将患者与其他人隔离，疫情得到控制，于10月27日结束。

其三，10月26日，塔尔巴卡泰煤矿有3名华工感染鼠疫。10月28日，按照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卫生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死亡华工的尸体和住所全部被焚毁。

其四，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出现的首例鼠疫患者并非该工厂的工人，而是来自塔尔巴卡泰煤矿的工人安德列夫，他曾与染疫华工接触，在彼得罗夫斯基工厂驻留时被感染。抵达达乌里亚村第三天，安德列夫因身感不适前往铁路诊室就诊，最终确诊鼠疫，在隔离观察三小时后去世。安德列夫去世后的次日，照顾他的护工及与其接触的人员，除一名8岁男孩外，全部死亡。最终，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共有14人染疫致死。

其五，10月28日，在维尔科涅乌迪斯克街上发现1名生病的华工，未及时送医院治疗，而是被送到拘留所，当晚死亡。随后患者尸体被送往赤塔鼠疫站进行检验，确诊感染鼠疫，该患者尸体被焚烧。随后拘留所也进行彻底消毒，与该患者接触的警察被隔离观察。

其六，10月31日，在奥洛维扬车站，1名列车员出现疑似鼠疫病症。该列车员从边境满洲里站出发，与其同行班组的5个人被安置在隔离车厢进行观察，患者在隔离点治疗后康复。

通过对俄境内鼠疫病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东北暴发鼠疫之前，俄国多地出现鼠疫群体感染事件，致死率极高且短时间内快速传播。

中东铁路管理局Э.П.赫马拉-鲍尔谢夫斯基副主任医师经过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1910年春末夏初，在外贝加尔很多地区的居民和旱獭都染上鼠疫。专家研究鼠疫暴发原因，认为人之所以感染鼠疫，与捕杀染疫旱獭及食用其肉有关。猎人大量捕杀旱獭，与旱獭毛皮贸易兴起息息相关。

1910 年，俄国首席医疗检查官Л.И.马林诺夫斯基，在阿斯特拉罕的鼠疫大会上做了疫情报告。该报告提出，1910年秋末，俄国派遣一支由兰格兽医研究所所长率领的科学考察队，前往外贝加尔地区对鼠疫展开调查，但考察队到来时旱獭已进入洞穴，未能及时进行深入研究。随队专家初步推断这场鼠疫为肺炭疽病。故此，俄国防疫专家在中国东北鼠疫暴发前，虽已关注外贝加尔地区鼠疫，并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对这场鼠疫的病源、传播方式等问题做全面分析，也没有进行有效防疫，这就为我国东北鼠疫暴发埋下隐患。

三、1910年鼠疫在我国东北北部的传播路径

1910 年东北鼠疫暴发前，俄国境内已出现多起因感染鼠疫致死的病例。1910年6月，外贝加尔周边地区发生了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同年10月，俄方将染疫华工驱逐出境，这些从俄境回国至满洲里的染疫华工，或乘车或步行离开满洲里返乡，鼠疫很快在铁路沿线及周边城市蔓延开来。中东铁路的开通运行，改变了东北的经济与交通状况，同时也增加了传染病防疫的难度。

（一）满洲里的鼠疫疫情

1901 年中东铁路西线建成后，满洲里成为俄国进入我国东北的首站。沙俄政府非法获取铁路附属地的管理权，建立起俄国人聚居区并实行自治。此外，沙俄政府还在铁路附属地内制定建设发展规划，清政府则在其外设治。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清政府在满洲里设立铁路交涉分局，1909年黑龙江省于满洲里正式设置胪滨府。满洲里地处中俄边境，在毛皮畅销的国际贸易背景下，俄国商人纷至沓来，大量中国劳工北上，满洲里逐渐发展成商业繁荣的小镇。

俄国鼠疫专家Е.С.卡斯托尔斯基经过研究证实，1910年俄国外贝加尔地区鼠疫出现时间比同年10月12日满洲里公布首例鼠疫的时间要早得多。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首例鼠疫病例前，附属地铁路工人科马洛夫家中有人突发重病，出现鼠疫的各种症状后死亡。中东铁路Е.С.卡斯托尔斯基医生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鲍里索夫那里获悉，10月12日前已有80～100人死亡。10月12日满洲里出现鼠疫后，10月13日防疫专家确认鼠疫细菌学检测数据；10月16日成立鼠疫防疫高级委员会；10月18日，内务部第三办公室首席医疗检查官向中东铁路董事会汇报满洲里附属地发现鼠疫的情况。在中俄边境满洲里发现鼠疫病例并非偶然，因为该地区紧邻外贝加尔，俄方将染病华工驱逐出境，劳工聚集在满洲里车站，生活保障无法得到满足。俄国境内华工离境前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隔离和救治。

防疫初期，俄方采取了粗暴的防疫方式。满洲里街外保府屯大多数人从事小生意，当出现几例病例后，俄国人立即烧毁几十所房屋，给当地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其隔离措施也令民众十分反感，《东陲公报》编辑周昊就此写道：“自从在满洲里出现鼠疫后，俄国人把华人全部集中到火车车厢里隔离，有300人相继死亡。”虽然采取简易的取暖方式，但因车厢内温度较低，在饥寒交迫下，感染人数激增。

满洲里及其附近几乎同时出现多例鼠疫患者。众多患者中仅2人康复，其中1名是来自满洲里的男孩，另1名是来自奥洛维扬车站的列车员。在满洲里防疫过程中，有9位医生、26位医士和76位卫生员（不包括搬运工）参与防疫。在防疫中期，工作人员对疑似病人进行检查，并将确诊患者及其密接者进行隔离观察。然而，拒绝隔离的居民逃到扎兰屯、海拉尔等地方。出逃的中国居民主要是抗拒俄方采取的隔离措施，宁愿逃到其他城市也不愿被隔离，因为隔离中交叉感染死亡人数较多。鼠疫出现后，中方缺乏应对机制，导致疫情不断恶化。

1910 年10月27日，扎兰屯有4人、海拉尔有1人感染致死。1910年10月28日《新生活报》刊登一则消息：“在海拉尔车站和居民区中间地带的路口旁，发现一具中国人尸体，身上有瘀斑，离这具尸体不远处又找到另一具尸体。这两人乘坐的是从满洲里开往哈尔滨的火车。”铁路沿线出现的一些尸体，主要是从满洲里外逃的染病致死居民，他们担心被隔离，坐火车逃离，中途下车后沿铁路线步行，因病情加重而病逝。随后沿线铁轨旁又发现一些尸体，铁路附近城市也陆续出现新病例，鼠疫从满洲里沿铁路呈辐射状快速蔓延，这足以说明鼠疫传播力非常强。

1910 年12月1日前，满洲里已有392人染鼠疫，其中391人死亡，这是一种致死率几乎百分之百的传染病。在满洲里鼠疫流行的一个半月内，有5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俄国人。染疫者死亡众多，主要原因是疫情初期，满洲里车站聚集的劳工缺衣少食，抵抗力减弱；车站缺乏必要检验措施，人员密集接触，导致感染鼠疫致死。后期采取的隔离措施不当，将潜伏期患者与健康人群同处一室隔离，导致群体感染致死。

中俄边境满洲里防控不力，鼠疫沿铁路蔓延。满洲里疫情出现后的最初两周，乘客仍可以自由出行，而乘客出发前未进行为期5天的隔离观察，甚至没有测量体温。因疫情初期防控措施不力，缺乏防疫经验，火车未及时停运。防疫初期火车之所以未及时停运，主要是考虑经济利益不能受损。铁路干线交通不由中方管理，限制了中方防疫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火车未及时停运，导致染疫者将鼠疫带到铁路沿线各站点，因而疫势猖獗，渐呈失控态势。

（二）哈尔滨的鼠疫疫情

哈尔滨作为连接中国东北与东西伯利亚的枢纽，是东北亚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中心。自1908年起，哈尔滨的商业影响力持续扩大，粮食销往西欧，豆油出口至英国，俄国商品也经哈尔滨远销中国各地。哈尔滨作为农产品和原材料集聚地，进出口贸易的兴起推动了哈尔滨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

1910 年10月27日，哈尔滨发现1例感染病例，该患者是一名从满洲里抵达哈尔滨的中国富商。他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莫扎耶娃医生经过检查后认为，该病人疑似感染鼠疫，并将此情况汇报给哈尔滨市医院首席医务官佩廷。当佩廷医生找到该病人时，其已死亡。通过对尸体部分解剖，医生发现鼠疫杆菌，随后将与该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隔离。

在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前的10年间，哈尔滨几乎每两年就会出现鼠疫（1899年、1902年、1905年、1906年、1907年），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特别关注防疫，也未对居民健康进行必要的监测。埠头区和傅家甸是哈尔滨经济生活的重要地区，两个地区距离较近，区域间人员流动性大，在人员稠密的街巷和市场一旦出现传染病，控制难度极大。

1. 哈尔滨城市卫生环境不利于鼠疫防控

城市的卫生问题存在已久。1908年3月，医疗卫生部门向哈尔滨市公议会提交的报告反映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如市内没有排污系统、街道卫生环境差、缺乏城市卫生的基本保障、饮用水不清洁等。尤其是哈尔滨埠头区，地势低洼，人口密度大，卫生环境极差。1908年曾有俄国专家预测，如果流行病传入哈尔滨，埠头区将成为感染的重灾区。医疗卫生部门专家在向哈尔滨市公议会呈交的卫生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春季天气转暖后，城市恶劣的卫生状况随时会导致传染病的暴发。次年，即1909年，医疗卫生部门专家再次向哈尔滨市政府提交报告，重申城市卫生问题的严重性，但仍未引起市政府的足够重视。最终，医疗卫生专家的预测变成现实。

哈尔滨出现鼠疫并非偶然。中东铁路的建设以及哈尔滨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工涌入哈尔滨。春夏两季劳工人数达6万，其中有2.5万人居住在哈尔滨，他们主要来自山东芝罘。华界傅家甸与俄国管辖的哈尔滨新城有密切的商业往来，傅家甸居民生活艰难，工资待遇低，居住条件差。中东铁路管理局的И.З.别利亚夫斯基医生在进行卫生检疫时，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劳工生活场景：9间大房子里居住着1000多人，室内阴冷潮湿。医生认为，恶劣的卫生环境是鼠疫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对居住环境、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治及消毒，对于防疫至关重要。

2. 民众防疫意识差导致鼠疫迅速传播

1910 年10月27日发现首例鼠疫后的半个月内，哈尔滨并没有再出现鼠疫病例，这使得防疫工作未引起中方的足够重视。然而到11月8日，哈尔滨再次出现新增病例，这批感染者主要是中东铁路车间及郊区居住的工人。11月11日，哈尔滨鼠疫防治营房收治了一名助理医生罗穆索夫，他曾在傅家甸鼠疫防治医院协助布德伯格医生工作。同一天，埠头区附近的保险街第10号房屋里，抬出一具染疫致死者的尸体。11月13日，居住在机械街第2号和第238号营房的中东铁路车间钳工徐亚林，被送到鼠疫隔离病房。据医生А.Л.奥尔舍夫斯基提供的信息，徐亚林生病前曾在傅家甸逗留一整天，有2名同伴与其接触，其中工友广丰河出现咯血症状，16日被送往鼠疫隔离病房，但确诊非鼠疫患者，于11月19日出院。当医疗卫生队在毛家沟第53号进行检查时，发现劳工恩勇疑似感染鼠疫；11月16日，在弗鲁布列夫斯基啤酒厂附近，恩勇拉运尸体时被士兵发现，将其控制。随后对第53号房子里其余2人进行医学观察，最终确诊感染鼠疫，并于11月19日转移到鼠疫隔离病房。11月20日，在俄国人开办的面粉加工厂发现1名工人染疫，随即将其送至傅家甸医院，城市卫生及执行委员会下令封锁该工厂，300名工人被隔离观察。采取隔离措施后的一周内，该工厂未再发现病人或死者。11月27日，中东铁路管理局的И.З.别利亚夫斯基医生在铁路总车间区检查时，在厂房后面发现一具染疫劳工的尸体。

自12月1日起，城市的商业区、埠头区等地陆续发现病人和染疫致死者的尸体。12月1日上午，在高丽街第9号发现一具男子尸体。同日，在毛家沟村附近发现3名劳工从家中抬出一名鼠疫病人。12月3日，在日本街第16号又发现染疫病人。12月4日，警察在田地街找到藏匿的一具尸体，经尸检确定死者患有鼠疫。12月7日，一名女子患上鼠疫，与其丈夫一同被送进鼠疫防治医院，12月10日该女子去世，隔日其丈夫也感染致死。12月哈尔滨鼠疫快速蔓延，已难以控制。众多劳工每天往返于哈尔滨新城与傅家甸之间，所以在哈尔滨新城常会查验到来自傅家甸的染疫者。在傅家甸出现新增病例后的第2天和第3天，哈尔滨新城的发病率明显攀升。进入12月份，哈尔滨的疫情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10月份仅有1例患者，到11月增加至10例，12月则多达240例。

3. 中俄联合防疫存在分歧错失最佳防疫期

自哈尔滨市公共管理局负责城市防疫工作以来，该局设立了城市卫生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10年10月27日晚举行，与会者经协商制定了防疫措施，中俄双方代表共同建立了防疫协调机制。哈尔滨市公议会成员几乎全部参会，然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却缺席。中方决定在傅家甸成立自己的卫生执行委员会，对于防疫相关问题，中俄防疫委员会代表需相互协助、共同协商解决。尽管中俄双方就防疫问题达成了初步意向，但直至11月，联合防疫措施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俄方还强调，如果中国人在中东铁路附属地违反防疫规定将会被绳之以法。此规定仅针对中国人，其他国家公民除外。为逃避俄国医生检查，居民开始藏匿尸体，并寄希望于中医对鼠疫的治疗。实际上，面对致死率几乎达百分之百的传染病，通过中医治疗很难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鼠疫暴发初期，中方对鼠疫防疫重视不足且缺乏经验。而俄国管辖区域的高层管理人员变动，极大影响了防疫工作的成效。防疫初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并不在哈尔滨，直至11月1日他才从莫斯科前往哈尔滨。哈尔滨市公共管理局局长Е.Э.别尔克于12月9日突然离世，随后俄国在哈尔滨的防疫任务移交至中东铁路管理局。这些变动对中东铁路防疫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4. 防疫人员短缺及资金不足不利于防疫措施的实施

由于疫情日益恶化，防疫工作急需大量人员参与，然而防疫人员不足直接影响到防疫措施的有效实施。为缓解人员短缺问题，中东铁路管理局向中东铁路董事会提出医疗增援的申请，请求从伊尔库茨克军区派出10名军医和10名医疗服务人员来哈尔滨支援抗疫。与此同时，中东铁路董事会还向托木斯克大学提出派遣高年级学生支援疫区工作的请求。1910年11月13日，托木斯克大学校长巴扎诺夫致电中东铁路董事会，表示将派出10名四年级学生参加抗疫，服务期为2～3个月。因疫情严峻，俄国很多专家也主动申请赶赴疫区工作，著名防疫专家哈夫金便是其中之一。他向中东铁路董事会提交申请称：“作为医生，我渴望参与防疫这项工作，而且我拥有治疗流行病的经验。”在中东铁路卫生执行总委员会统计的防疫成员名单中，共有42名医生和22名学生。尽管俄方增派人员支持疫区的防疫工作，但人员短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许多临时雇用的俄国卫生员因不懂防疫常识，染疫后死亡。如此高危工作，很难招聘到俄国人，因此雇用人员中绝大多数为中方卫生员。

因疫情失控，俄方担心鼠疫传播到俄侨居住地。为有效控制疫情，1910年11月，中东铁路董事会决定派鼠疫专家扎博洛特尼、普雷德钦斯基、博古茨基前往哈尔滨指导防疫工作，并请中东铁路管理局协助专家积极开展工作。同时，防疫委员会希望发挥扎博洛特尼教授的专长，深入研究鼠疫的相关问题，在铁路沿线实施有效的鼠疫防控措施。任务结束后，扎博洛特尼教授需为鼠疫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博古茨基医生也于11月24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哈尔滨。11月27日，扎博洛特尼教授与其助手普雷德钦斯基动身前往哈尔滨。防疫专家和医学院学生的增援，暂时缓解了人员不足的难题。

资金不足的问题在防疫过程中长期存在。因中东铁路附属地有俄国人居住，为保障在华俄侨的生命安全，中东铁路董事会同意中东铁路管理局提出的防疫经费申请，划拨给中东铁路2.5万卢布，乌苏里车站拨款3万卢布。因防疫资金增加和医务人员支援，防疫能力得到不断加强。

由于哈尔滨俄方管辖区域所有的防疫措施均由哈尔滨市城市卫生及执行委员会制定，且中东铁路管理局和哈尔滨市公共管理局联合成立了专门的防疫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然而傅家甸的疫情十分复杂，防疫工作更加困难。

（三）傅家甸的鼠疫疫情

按照对中东铁路附属地原来的规划，俄方有意将傅家甸纳入中东铁路附属地界，但中方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在修建铁路之前，傅家甸仅有几十处房子，随着傅家甸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

1. 人员密集，易发传染病

1910 年鼠疫暴发前，傅家甸已有3.5万名居民，几乎全是从事各类繁重体力劳动的外地劳工。随着铁路修建，大量来自关内的劳工被招募到东北，修铁路的熟练工人每月工资仅18～50卢布。这些劳工大多只身北上，主要聚集在傅家甸。他们白天穿梭于傅家甸与俄方管辖的新城，夜晚返回傅家甸。为满足大量劳工生活需求，傅家甸出现了廉价小旅店、酒馆和鸦片馆。这些仓促建成的商业用房，内部空间狭小、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且人员十分密集。劳工们除将一部分工资寄给家人外，剩余的就用来购买鸦片、烟酒。鼠疫出现后，哈尔滨市政府虽严格禁止鸦片馆营业，但仍有一些鸦片馆在隐秘的街巷继续经营。小酒馆出售廉价烧酒，晚上劳工们聚在一起打牌，狭小的室内空气十分污浊。吸鸦片者无个人专用烟嘴，共用烟嘴易致鼠疫传染他人。因劳工无免费医疗待遇，即使身体出现不适，也不会求医问药，有病不治导致鼠疫在低收入人群中快速传播。

2. 卫生治理难度大，鼠疫难以控制

1910 年10月末，当鼠疫在哈尔滨出现后，在哈尔滨发行的俄文报纸《新生活报》立即刊登了相关报道，并通过系列漫画，讽刺中方民众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以及防疫措施不力等问题。11月1日的报纸登出一幅题为《哈尔滨鼠疫暴发的萌芽》的漫画，鼠疫的形象首次被刻画成肩扛镰刀的食尸鬼。漫画呈现出街道上简陋小饭馆、破旧洗衣店以及堪忧的卫生环境。鼠疫化身成食尸鬼说道：“当我漫步在哈尔滨的街头，发现这儿真是个好地方，我是不会离开的，要永远留在这里。”这幅图文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卫生环境得不到治理，这场鼠疫短期内不会结束。11月15日，《新生活报》刊登了一幅题为《在鼠疫期间请卫生委员会注意》的漫画。此幅漫画揭示了埠头区集市的卫生状况。漫画中，一名穿着中式长袍的男人坐在肉食店里，肉食店窗外垃圾散落，地上堆放着腐烂的牛头和狗的尸体。俄国防疫专家认为，卫生环境差是传染病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生活报》指出：“傅家甸商民不知卫生之要，沿街抛弃秽物，室内亦不知扫除洁净，最易传染瘟症。”

城市卫生环境问题如若不改善，防疫工作就将功亏一篑。1911年2月，中东铁路的П.И.沃斯克列先斯基医生指出，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华界居民区卫生状况堪忧，105所厕所仅有12所定期被清扫。街道上的垃圾和污水未能及时处理，平均每三个月才清除一次，随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随着春季的到来，这样恶劣的环境极易引发各类传染病。居民饮用水主要取自松花江，由运水工用罐车为居民送水。如果运水工感染流行病，那么就极易传播至城市各处。居民饮用水来源分为：饮用井水的，有260户；通过水泵取水的，有588户；饮用河水的，有279户。饮用水不洁也是诱发疾病的原因之一。

3. 中俄联合防疫主权博弈，错失最佳防疫期

傅家甸的防疫工作由防疫委员会负责，其中除有中方医生外，还邀请了外国医生加入。随着傅家甸鼠疫疫情的发展，中东铁路卫生执行总委员会对中方当局在傅家甸采取的防疫措施十分关注。由于哈尔滨新城的商业与傅家甸关系密切，居住在傅家甸的劳工每天前往哈尔滨新城工作，所以傅家甸疫情能否遏制成为哈尔滨新城防疫成功与否的关键。11月初，傅家甸已出现鼠疫病例，然而俄方认为傅家甸尚未制定合理的防疫措施。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向道台于驷兴提出参与中方防疫的意愿，哈尔滨市公共管理局也希望派俄国专家支援傅家甸的防疫工作。但考虑到俄方可能假借防疫之名，攫取主权，中方暂时拒绝俄方专家进入中方管辖的傅家甸参与防疫工作。

虽然11月份哈尔滨和傅家甸的疫情呈平稳态势，但是到12月份，疫情开始急剧肆虐，每天新增几十例病人，呈现不断恶化的态势。鉴于傅家甸疫情的严重性，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向于驷兴道台，提交了一份关于向傅家甸派遣俄国医生的文件。俄方建议将傅家甸划分为6个区，每个区域由俄方派出1名医生和3名医士参与防疫，目的是监测病人，且俄国医生工作时必须有俄国警察随行。于道台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傅家甸防疫委员会讨论。但由绅商控制的防疫委员会为维护防疫主权和经济利益，同时鉴于俄方参与防疫工作具有侵华权益的图谋，拒绝俄方对防疫工作的干预。

从10月到12月这三个月期间，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除俄方没有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俄双方因防疫主权交涉，错过了最佳防疫期。12月底，因傅家甸防疫组织和防疫法规不健全、防疫设施匮乏、人员不足、民众防疫意识差等原因，疫情彻底失控。迫于疫势持续恶化和俄国的外交压力，清政府为了尽快遏制鼠疫，不得已与俄方协商共同防疫，成立中俄联合卫生委员会，共议防疫事务。

结语

鼠疫是由旱獭引发的，茂盛的草场为旱獭提供了适宜生存与繁殖的环境。夏秋之际，干旱无雨，土壤干燥，这样的自然条件成为诱发鼠疫的主要因素。自19世纪末起，旱獭鼠疫在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时有发生。1910年，旱獭鼠疫由俄国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传入中国满洲里境内。铁路建成后，铁路沿线的村庄和城市逐渐形成，传染病也随之在沿线各地出现。铁路的开通促进了中俄边境满洲里商品贸易的繁荣，酒类、肉类、牲畜、绵羊和毛皮等成为国际热销商品。仅1909年，运往欧洲的旱獭毛皮就约达100万张。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俄国商人雇用了更多华工过俄境捕杀旱獭，感染鼠疫在所难免。1909年，俄方为中国人签发了1.2万张狩猎许可证。此外，外贝加尔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大量华工赴俄开采。俄境内鼠疫暴发后，驱逐华工成为俄方最有利的防疫策略。

清末时期，这场大鼠疫发生在多国势力盘踞的东北，防疫受到列强制约。中俄文化差异、防疫理念不同以及防疫主权之争，延误了最佳防疫期，导致疫情失控，难以遏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社会影响巨大。

俄国为加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积极要求参与中方辖区的防疫工作。1910年鼠疫的防疫工作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疆域逐渐统合的背景下实施的。在防疫过程中，西法防疫措施逐渐传入中国，防疫工作促进了我国防疫体系的形成和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增强，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怀，强化了国家认同感。

我国学界认为，1910年鼠疫于8月末由俄国外贝加尔达乌里亚村传入我国，这与日本学者阿倍的观点一致。但从俄文文献记载来看，8月初鼠疫已在华工中快速传播，因担心鼠疫在俄境蔓延，俄方强行将华工驱逐出境。

俄罗斯学界对1910年我国东北鼠疫源于俄国的观点存在分歧。事实上，一百多年前，俄国人就认为鼠疫是落后国家发生的传染病，较为发达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早在17世纪就战胜了鼠疫。很多欧洲医生认为，俄国鼠疫频发主要是其医疗水平落后所致。当时的俄国人将鼠疫的发生视为国家的耻辱，因此，对于20世纪初的俄国来说，向外界表明危害特别大的传染病（鼠疫、霍乱等）都是由落后国家传入俄国至关重要。俄罗斯学界部分学者并不认同这场鼠疫的疫源来自俄国，其中的原因就是对鼠疫疫源探寻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越了医学研究的真实性。（节选自《中国边疆学》，2025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