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一女子第一胎生下三个男孩，2年后再次怀孕，老公不想要了

甘肃一女子第一胎生下三个男孩，2年后再次怀孕，老公不想要了

马秀兰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拦住张建军。

那天早上她蹲在旱厕里，手里攥着那根验孕棒，两条红杠红得刺眼。她蹲在那儿蹲了快十分钟，腿麻了都没起来。厕所外面，三个两岁多的男娃正追着院子里那只老母鸡跑，老大张有福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嚎，老二张有财抢了老三张有贵的饼干，老三哭得比老大还响。

马秀兰站起来，把验孕棒用卫生纸裹了三层，塞进棉袄口袋里。她推开厕所门，三个小子同时转过头看她，脸上挂着鼻涕眼泪，像三只刚从泥坑里爬出来的小狗。

她站在门口，一手扶着墙，一手摸着肚子，心里头翻江倒海。

张建军那天在镇上给人盖房子，晚上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水泥灰，头发硬得跟毡片似的。他蹲在院子里洗脸，马秀兰坐在门槛上，看着他后脑勺那片白头发——他才三十一，后脑勺已经白了一片。去年还只有几根，今年多了一小片。

“建军，”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嗯。”他把脸从脸盆里抬起来，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

“我又有了。”

张建军洗脸的动作停住了。他慢慢抬起头，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从疲惫到困惑再到一种马秀兰说不上来的东西。他把毛巾搭在脖子上，沉默了很长时间。院子里很安静，三个小子已经被奶奶哄回屋了，只有老母鸡在墙根底下咕咕叫。

“秀兰，”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咱不要了行不行？”

马秀兰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其实早就猜到了。从她发现例假没来的第一天起，她就猜到了。可她还是想听他亲口说。现在他亲口说了，她的心还是像被人攥住了一样。

“为什么？”

张建军低下头，看着脸盆里自己的倒影。水面上映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眼角有细纹，嘴唇干裂。

“为什么？”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问自己。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她。“咱家现在几口人？”

“六口。”

“六口。”他说，“你爸你妈，咱俩，三个娃。八亩地，一年收入一万二。我在镇上打零工，一个月千把块。三个娃明年要上幼儿园，一个学期学费加伙食费两千多。三个就是六千多。一年两个学期，一万二。你算算，咱家一年挣多少？”

马秀兰说不出话。

“一万二的地钱，加上我打工的一万二，总共两万四。刨去三个娃的学费，没了。吃喝拉撒呢？人情往来呢？你爸妈的药钱呢？”他顿了顿，“你上次买那个什么补血的，一盒两百多，你都没舍得买。”

“我不贫血——”

“你脸都白了还说你不贫血？”张建军站起来，脸盆里的水晃了晃，倒映的月亮碎了，“秀兰，我不是不想要这个娃。我是怕。我怕养不起。”

马秀兰蹲在门槛上，抱着膝盖哭。她知道他说得对。她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可她就是难受。这个孩子在她肚子里，还没成型，可她已经能感觉到他了。她想象过他出生以后的样子，想象过三个哥哥围着他转的样子。可张建军说得对。三个儿子已经把家底掏空了，再来一个，怎么养？

那天晚上他们没再说话。三个小子睡在东屋的大炕上，横七竖八的，张有福把腿搭在张有财肚子上，张有财的手攥着张有贵的脚。马秀兰躺在西屋的炕上，张建军躺在旁边，两个人都睁着眼看房梁。

“秀兰，”张建军在黑暗里开口了，“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怀那三个的时候，吐了几个月？”

“四个月。”

“这个呢？”

马秀兰想了想：“还没开始吐。”

“那就是还来得及。”他说，“趁还没遭罪，早点做决定。”

马秀兰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小块。

张建军没再说话。过了很久，马秀兰听见他翻了个身，也背对着她。两个人背对背躺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那一拳的距离，是三个儿子的学费、是八亩地的收成、是张建军后脑勺那片白头发、是马秀兰没舍得买的那盒补血药。

第二天早上，马秀兰照常六点起床。她先去厨房烧了一锅水，给三个小子冲了奶粉——是镇上最便宜的那种，一袋十几块钱，冲出来稀得像水。张有福不爱喝，喝了一口就吐出来。马秀兰哄了半天，他才勉强又喝了两口。

张建军蹲在院子里磨镰刀，今天是礼拜天，他不用去镇上，得去地里收玉米。马秀兰把三个小子安顿好，走到院子里。

“建军，我想了想——”

“嗯。”

“我还是想留下。”

张建军磨镰刀的手停了。他没抬头，就那么蹲着，镰刀搁在磨刀石上。

“我知道养不起。”马秀兰的声音很平静，“可我想好了。大不了我再省点。三个娃的衣裳可以捡别人的，幼儿园可以先上一年，明年再说。我跟你多干点活，晚上接点手工活回来，糊纸盒什么的。总能养活的。”

张建军站起来，看着她。他的眼睛很红，不知道是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的。

“秀兰，你知道三个小子已经把咱俩榨干了吗？你生他们的时候大出血，输了八百毫升血。你身体还没恢复好——”

“恢复好了。”

“没恢复好。你每天晚上腰疼得翻来覆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马秀兰不说话了。她的腰确实疼，生完三个小子以后落下的毛病。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腰像断了一样。可她从来没跟张建军说过。她以为他不知道。

“你要是再生一个，”张建军的声音有些哑，“万一大出血怎么办？万一体力跟不上怎么办？秀兰，我不是不心疼娃，我是心疼你。”

马秀兰站在院子里，太阳照在她脸上，照出她眼角细细的纹路和颧骨上那两团一直没退下去的红。那是生孩子落下的，医生说是气血两亏，得慢慢养。可三个小子天天闹腾，她哪有工夫养。

“建军，”她说，“这个娃，跟那三个不一样。那三个是三个，这个是一个。一个娃，我养得起。”

张建军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蹲下来，把镰刀捡起来，继续磨。磨刀石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一下一下的，在安静的早晨里格外清楚。

“你确定了？”

“确定了。”

“那行。”他头也不抬，“你去跟妈说。让她帮忙看着那三个。我下个月多接点活。”

马秀兰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了，可她嘴角是往上翘的。她走回屋里，三个小子正在炕上打滚。张有福看见她进来，喊了声“妈妈”，伸出两只胖胳膊要抱。她把他抱起来，另外两个也扑过来，抱着她的腿。

她挺着还没显怀的肚子，抱着一个，拖着两个，站在屋子中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张有福，又看了看腿上的张有财和张有贵。

“你们要当哥哥了。”她说。

三个小子看着她，听不懂。张有福伸手去摸她的脸，摸了一手泪。

那天下午，马秀兰去了趟镇上卫生院。她没做流产，她去做产检。B超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拿着探头在她肚子上滑来滑去，突然“咦”了一声。

“怎么了？”马秀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你别紧张。”医生盯着屏幕，“我看看啊……一个孕囊……两个……三个……哎哟。”

“怎么了？”

医生转过头看着她，表情很复杂：“你这个……又是三个。”

马秀兰躺在B超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她盯着那只鸟看了很久，然后她问了一个她这辈子问过的最奇怪的问题。

“医生，能减胎吗？”

医生愣了一下，然后说：“可以，但是有风险。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马秀兰从卫生院出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她手里攥着B超单子，上面印着三个小小的黑点。三个。又是三个。

她坐了很久。太阳从头顶慢慢往西移，她的影子从脚底拉长到了台阶下面。她想起三年前，她第一次做B超的时候，医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三个”。那天张建军也在，他站在旁边，脸都白了。可过了一会儿他笑了，说“三个就三个，老子养得起”。

那时候他们年轻。张建军二十九，她二十七。他们不知道养三个儿子要花多少钱，不知道幼儿园学费那么贵，不知道一个感冒就能花掉半个月的收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敢说“养得起”。

可现在他们知道了。

马秀兰把B超单子叠好，揣进口袋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家走。走到村口的时候，她看见张建军骑着那辆破摩托车从镇上回来，后座上绑着一袋化肥。他看见她，停下车。

“你去哪儿了？”

“卫生院。”

他看着她，等她往下说。

“又是三个。”她说。

张建军扶着摩托车把手，两条腿撑着地。化肥袋子压得后座往下沉，车头翘起来。他坐在那辆翘起来的摩托车上，看着马秀兰，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化。先是愣，然后是苦，然后是那种马秀兰见过的、他决定要扛的样子。

“三个就三个。”他说。

“建军——”

“三个就三个。”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些，“老子养得起。”

马秀兰看着他，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她走过去，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搂住张建军的腰。化肥袋子硌着她的背，摩托车一颠一颠地往家开。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收完了，光秃秃的，露出黄土。远处是她家的院子，她妈正站在门口，三个小子围着她转圈。

摩托车开进院子的时候，三个小子同时扑过来。张有福抱着前轮，张有财抱着后轮，张有贵抱着张建军的腿。张建军熄了火，低头看着腿上挂着的儿子，又看了看身后搂着他腰的媳妇。

“妈，”他对丈母娘说，“秀兰又怀了。还是三个。”

丈母娘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喂鸡的瓢。她看了马秀兰一眼，又看了张建军一眼，然后把瓢往地上一摔。

“你们俩疯了吧？”

张建军嘿嘿笑了一声。

“疯了就疯了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