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州到颍州：苏轼的小迷弟赵令畤

元祐元年（1086）冬，一叶扁舟自汴京南下，泊于陈州城外蔡河畔。

舟中走出一人，年方二十有余，朱衣白面，眉宇间自有一段天潢贵胄的清华之气，却沉静谦和，不类寻常纨绔。

赵令畤（1061—1134），初字景贶，后由苏轼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元祐元年赴陈州任佥判，在陈州办赈济得功；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颍州大雪，他以陈州救灾经验为苏轼献策。后坐元祐党籍，被废十年。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晚年成为南宋宗室秩序中具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辑《聊复集》一卷。

彼时谁又能料到，这位两宋之际的宗室、文学家、官员，正是在这陈州大地上，踏出了仕途第一步，也由此牵起了一段与千古文豪苏轼的旷世因缘。

元祐元年十二月，汴京。著名诗人贺铸送赵令畤赴陈州任职，并写下《送赵令畤之官陈州兼简周文清》：

朱衣白面懿王孙，好去淮阳事相君。

已放扁舟下南浦，更持樽酒醉西曛。

青云计自此行始，明月惜从今夜分。

拟仗短书裁不及，但传穷达报知闻。

首句“朱衣白面懿王孙”，即点明了赵令畤的宗室身份。他是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太祖一系的第六代人，与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属于同一辈分，是已经出了五服的兄弟。

在宋代，宗室身份既是庇护，也是限制。赵令畤的政治前途，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才能或人际关系，而取决于血统。神宗朝对宗室政策有轻微松动，这为他带来一线转机。他赴陈州任佥判——即签书判官厅公事，是知州的属官。

正是在陈州，初入仕途的赵令畤留下了第一笔扎实的政绩：办赈济得功。史料没有记载他具体如何放粮、如何安抚灾民，但“得功”二字已说明，他不是只会吟风弄月的宗室子弟。

陈州与大文豪苏轼的缘分，远比赵令畤到任更早。熙宁三年（1070），其弟苏辙应恩师张方平所邀任陈州教授。次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初至陈州，盘桓七十余日，游柳湖、观铁墓、入厄台，与陈州文人墨客唱和，这是他一生中在陈州停留最久的一段日子。此后他又数度经过此地，陈州的风物与人情，早已嵌入他的记忆。

元祐四年（1089）五月，苏轼在朝中为新旧两党所夹击，接连上疏请求外放，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离京南下时，他特意绕道陈州，与即将离任的故交傅尧俞（字钦之）相见。傅尧俞时任陈州知州，在席间向苏轼提起了佥判赵令畤——说他“在陈赈济有功”。苏轼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陈州一别，各自辗转。两年后，命运把这两个人推到了同一座城。

元祐六年八月，苏轼到颍州任知州。几乎同时，赵令畤也被任命为签书颍州公事，成为苏轼的属官。

神交已久的两个人，见面后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惊喜。赵令畤没有让苏轼失望——他既有才情，又有才干。在公事上，他是苏轼的左膀右臂；私下里，两人也成为忘年挚友。苏轼尝言“懒不作诗，亦无人唱和也”，可见像苏轼这样的天才诗人，创作热情的激发也离不开可与其诗酒唱和的诗友，而赵令畤正是这样的知己。

这一年冬，颍州大雪，旷日持久，百姓饱受雪灾危害，饥寒交迫。苏轼作为父母官，愁得夜不能寐，与属下一起讨论应对办法。赵令畤结合自己在陈州的救灾经验和颍州实际情况，提出从粮食和取暖两个方面着手，制定行之有效的救灾方案：建议苏轼向朝廷要救灾粮，再平价售卖院炭。灾民温饱有了着落，灾情得到缓解，苏轼的燃眉之急也随之解开。自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莅颍州任。到任不几天的九月间，即开始了对当地水文地质等方面的调研。

其诗《泛颍》所云：“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

其在颍州任职不过半年，但这半年里他做了不少事，包括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对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阻开八丈沟”一事。

当时，开封府诸县多水患，官吏不究本末，掘陂泽沟，导水入惠民河，造成陈州水灾。于是，又有官员奏议掘黄堆，开八丈沟，导患水通过颍河入淮。此事迫在眉睫，列入苏轼要办的头等大事。他率领僚属和水利专业人员，实地调研考察了颍州及周边水系，并在上报朝廷的《论八丈沟不可开状》中指出：新沟地势低于淮河，若掘黄堆，开八丈沟，则不仅不能减轻陈州水患，反而会使淮水倒流，颍州亦将难保。为此，苏轼据理力争，开沟之议方停，避免了这一有害无益、劳民伤财的工程，既有利于陈民，也造福于颍民。

这些政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赵令畤这位得力助手。赵令畤本人也留下与颍州赈灾直接相关的诗作《次韵陈履常汝阴久雪赈饥》，以诗纪事，将那段风雪救灾的经历凝固在文字之中。

苏轼曾在颍州西湖“竹间亭”，为赵令畤、陈师道、欧阳叔弼、欧阳季默和刘景文等人创作了著名的《枯木图》。

苏轼爱才，曾在《策别》中指出：其择人宜精，其任人宜久。

北宋有着比较完备的荐举制度。苏轼一生爱才，曾多次向朝廷荐举人才，而对赵令畤的荐举尤为执着，先后三次上奏，这在苏轼的荐举经历中极为少见，足见其对赵令畤的赏识、对人才的爱惜，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宗室在政治上的困境。

第一次是快要离开颍州时，为赵令畤上《荐宗室令畤状》。次年，他又一次举荐赵令畤，上《再荐宗室赵令畤札子》和《再荐赵令畤状》。不久，朝廷任命赵令畤为光禄寺丞。

《再荐宗室赵令畤札子》

臣前任颍州日，曾论荐本州佥判承议郎赵令畤，儒学吏术，皆有过人；恭俭笃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赐进擢，以风晓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畤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与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检会前奏，详酌施行。取进止。

苏轼对赵令畤的评价，已经写得很重：儒学吏术皆有过人，恭俭笃行若出寒素，希望朝廷特赐进擢，以风晓宗室。

赵令畤原字景贶。元祐六年十二月，苏轼在颍州，特意为他改字“德麟”，并写下《赵德麟字说》，记录改字始末。文中，苏轼这样评价赵令畤：

得其为人，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予以为有杞梓之用，瑚琏之贵，将必显闻于天下。

大意是：赵令畤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为官勤敏，必将天下闻名。苏轼一生爱才惜才，南宋人罗大经曾说：“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将赵令畤与王定国并举，可见其在苏轼心目中的分量。

然而，苏轼的赏识也把赵令畤卷入了党争。苏轼遭贬后，赵令畤因与之交往而坐交通，罚金，并入元祐党籍，被废十年。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续弹劾苏轼，大帽子是“洛党稍衰，川党复盛”，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苏轼推荐宗室赵令畤，称苏轼在颍州时与令畤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士论极以为丑”。

这些描述，是党争中的丑诋之词，却也反证了两人交往之密。其后，苏轼被窜，赵令畤被罚；苏轼荐才，赵令畤被废。一个宗室才子的命运，就这样与苏轼绑定在一起。

南渡之后，赵令畤的政治处境发生转机。

绍兴初，他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这是赵令畤晚年最重要的身份变化。

“行在大宗正事”是管理随高宗南渡宗室事务的重要职位。赵令畤以远支宗室之身获封郡王，并执掌宗政，在南宋初年宗室南渡、宗正司重建的背景下，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他不再只是苏轼的僚属、元祐党籍中的边缘人，而成为宗室秩序中拥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多年前，他的叔父安定郡王赵世准曾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赵令畤得此酒，送给苏轼品尝。苏轼饮后大为赞赏，写下著名的《洞庭春色赋》。后来苏轼在跋语中记道：

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

“犹子”是侄子，“德麟”正是赵令畤的字。

一坛黄柑酒，一篇《洞庭春色赋》，把安定郡王家族、赵令畤与苏轼联结在一起。此赋与《秋阳赋》《酒隐赋》并称为苏轼的“颍州三赋”，而《洞庭春色赋》的诞生，全因赵令畤的一坛馈酒。晚年赵令畤袭封安定郡王，仿佛是一种回响。

绍兴四年，赵令畤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赵令畤一生著述散佚严重，文集已佚，部分佚诗散见于诸家笔记之中。但他留存至今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其词作风格清婉，精警流丽，尤以《蝶恋花》《乌夜啼》《清平乐》《菩萨蛮》数首为后人称道。其中《清平乐·春风依旧》《蝶恋花·欲减罗衣寒未去》《蝶恋花·卷絮风头寒欲尽》均入选《宋词三百首》。历代词话对其评价甚高：黄庭坚论词以“陡健圆转”为佳，举赵令畤“新酒又添残酒病，今春不减前春恨”为榜样；王士祯《花草蒙拾》谓“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与岑参“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同一机杼，“然赵词较胜岑诗”；《蓼园词选》亦称此句“情思益缠绵动人”；先著《词洁》则评其词“清超绝俗，词中固自难”。《全宋词》据赵万里辑本收录其词，又略有增补。

然而，赵令畤在文学史上最独特的贡献，并非词作，而是一组鼓子词——《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十二首。这组作品以唐元稹《莺莺传》为底本，散语韵文相间，有说有唱，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

这组鼓子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是宋代可以确定下来的唯一鼓子词作品，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共同构成了现存说唱鼓子词仅有的两个实例。由朗诵和歌唱结合的转踏形式，进一步演化成为说一段故事、接着唱一段的说唱文学，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正是这一演变过程中流传最广、影响戏曲文学和说唱文学最大的作品。毛奇龄《西河词话》已将其视为“戏曲之祖”。鲁迅在《唐宋传奇集》中也专门提及此作，指出刘氏暖红室曾“聚赵令畤《商调蝶恋花》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它对后来诸宫调《西厢记》和杂剧《西厢记》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为研究宋元说唱文学与戏剧文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赵令畤著《侯鲭录》八卷，收录三百余条轶闻。书名取意“鲭鱼至味”，寓意书中轶事精彩耐读。本书以作者所见所闻之北宋琐闻趣事、著录考证汇成一书，偏重诗话诗论，涉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著名诗人。其中以亲身经历所记东坡言行风采，真实可信，是研究苏轼诗歌创作、思想生活的可贵材料。由于书中所记精审可信，受到历代学者重视，常被称引。

赵令畤亦善书法。其《赐茶帖》为致仲仪兵曹行书尺牍，共九行五十七字，纸本，纵29.1厘米，横44.4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为将所得恩赐茶饼分赠友人及其尊堂，用笔结体平实而不失灵性，颇有苏东坡书法之神韵。另有《跋怀素自叙帖》行书纸本，亦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文辞精练，行笔俊雅，“如行山阴道上，映照人目”，字里行间可见苏门风韵。赵令畤书法传世虽少，却与其词作一样，处处流露出苏轼影响的痕迹。

他的词作，《乐府雅词》录二十二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录九首。近人赵万里从诸选本辑得三十六首，仍题《聊复集》一卷，刊入《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一册。

回望赵令畤一生，陈州赈济是他踏上仕途的第一次实绩，颍州雪灾则是他将地方经验转化为全局方案的闪光时刻。而晚年袭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使他在南渡之后成为宗室群体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苏轼当年“以风晓宗室”的期望，终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得以实现。

苏轼善于自我总结，赵令畤曾代他总结说，先生认为当官有三乐：

“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向上级请求救灾物资经费能得到落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调查案件能听到真实情况），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公家仓库里有米可救济灾民），三乐也。”

居家过日子也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

苏轼哈哈一笑，知我者，德麟也！

附：赵令畤简明年表

1061年 生。

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 赴陈州任佥判。在陈州办赈济得功。

元祐六年（1091）八月 苏轼知颍州，赵令畤签书颍州公事。冬，颍州大雪，以陈州救灾经验献策。十二月，苏轼为其改字德麟，作《赵德麟字说》。

元祐七年（1092）十二月二十二日 苏轼上札子奏荐赵令畤。

绍圣初 官至右朝请大夫，改右监门卫大将军，历荣州防御使、洪州观察使。

后坐元祐党籍，被废十年。

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绍兴四年（1134） 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辑《聊复集》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