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微弱优势当选中央委员，后未能进入政治局委员名单

1969年春，北京，九大召开前的中央委员预选正在进行。名单上的干部，既有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同志，也有在特殊政治环境中迅速进入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温玉成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南组的预选名单里。

这次选举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强调老中青结合。军队干部的考察，也不只看军衔，而是把现任职务、工作资历和实际能力放在一起衡量。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自然受到关注，副职干部、军事院校领导以及表现突出的将领，同样有机会进入候选范围。

温玉成当时的职务并不低。1968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副总长，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京城防务和相关军事工作。这个位置十分敏感，既要处理军队事务，也要面对首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局面。

有意思的是，他在预选中获得的“保证票”刚刚超过半数，算是以微弱优势进入中央委员候选范围。与他同组的李作鹏，却比他多出大约80票。票数差距传开后，温玉成心里很不平静。

选举结束后，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赶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谈这件事。两人早年都在第四野战军系统工作，后来又长期存在上下级关系。1955年，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温玉成是副司令员；1968年温玉成先调总参，黄永胜随后出任总参谋长，两人的工作联系依旧密切。

温玉成问得很直接：“为什么我的票，比别人少这么多？”黄永胜原本也判断，两人的票数不会拉开太大距离，最多相差一两票，没想到实际结果竟然差出80票。

温玉成随后提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从预选名单中删掉。黄永胜劝道：“删去不好，不能意气用事。”他还转达，有一位领导对温玉成颇为欣赏。温玉成听后反问：“越欣赏，票数越少吗？”

这段对话未必能解释全部内情，却透露出当时选举中的微妙气氛。干部能否进入名单，往往不只是个人战功和职务高低的问题，还与派别关系、工作评价以及复杂的政治判断有关。温玉成最终没有退出，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之间，隔着一道更高的门槛。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九届一中全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选举新的政治局成员。候选人来源很广，既包括上一届政治局中的部分成员，也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各大军区和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地方重要干部。

温玉成曾进入政治局候选人的讨论范围。军委办事组的几名成员，均被列入过相关考虑名单。但从此前的党内惯例看，政治局委员通常需要有较高的党政军职务和长期领导经历。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多数已是副总理或相当级别的干部，单纯凭战功，并不能自动跨过这道门槛。

九大最终选出21名政治局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温玉成没有进入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成为主席团成员中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者之一。这个结果，与他此前在北京的显赫位置形成了反差。

当时，他手头有几项棘手工作。其一，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全国交通秩序和运输方面的问题；其二，参与总参谋部处理珍宝岛方向的军事事务；其三，协助管理承担示范任务的部队。能够同时接触这些事务，说明他确实受到重视。

温玉成的长处在军事指挥和部队管理。战争年代，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处理具体军务也较为果断。可到了北京以后，面对的已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涉及中央高层的政治分歧和权力调整。这样的环境，对任何一名军队干部都是考验。

遗憾的是，他没有在这场复杂斗争中找到稳妥位置。既无法做到左右逢源，也没有明确选择依附某一方。这样的处境，短期内或许能够保持距离，长期却容易被视为立场不明。

1970年，温玉成被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职务仍然重要，但与此前在北京主持卫戍事务相比，政治影响力明显下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又受到牵连，个人处境进一步变化。

此后多年，温玉成的问题并未立即得到妥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等老同志开始关注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和实际情况。经过重新审查，温玉成最终按大军区副职待遇安置离休。

从中央委员预选中的勉强过关，到政治局选举中的落选，再到离开北京，温玉成的经历并非简单的升降起伏。它既反映了九大前后军队干部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在那个特殊时期，战功、职务和个人能力，并不总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