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五月，泰州至临潢一带，金朝开始把边地堡寨连成体系。修墙的并非中原王朝，而是由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他们要防备的，也不是南方政权，而是正在草原上迅速壮大的蒙古诸部。
这件事打破了一个常见印象：长城并不专属于农耕王朝，游牧政权同样会修筑大型防线。金朝的这道防御工程，史书中多称“界壕”，也叫壕堑、壕障、界墙。
金朝早期并没有立刻修出完整防线。女真起兵灭辽后，原受辽控制的蒙古诸部转入金朝势力范围。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服从。贡赋减少，边境冲突增多，金军不得不频繁调兵北上。
这对金朝南下形成了牵制。金太宗时期，金军曾与蒙古交战，结果并不理想，双方一度议和。金朝统治者很清楚，若不能稳住北方，南面攻宋、西面制夏便始终难以集中力量。
有意思的是，最初的界壕并不像后世想象的那样高大坚固。辽安帝五世孙婆卢火驻守泰州时，曾开挖边壕、设置边堡。这些设施更多承担驻军、牧民通行和维持边地秩序的作用，彼此并未形成严密防线。
到了大定年间，蒙古诸部的压力逐渐加重，金朝才把修筑界壕提升为国家工程。大定五年设置边堡七十处，驻兵上万人。边堡不是孤零零的土墙，而是承担驻守、屯田、传递军情等多重任务的节点。
金世宗对工程质量也很在意。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朝廷派官员巡视泰州、临潢一线，发现部分堡障规格不齐，有的甚至被风沙和积雪掩埋，于是下令增筑。墙修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边军能不能守住，不能只看数量。
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年至1195年），金朝国力达到较强阶段，界壕也随之扩建。原先一些地段只有主墙和壕沟，后来增设女墙、副堤、马面、烽燧，并让堡寨彼此呼应。守军站在一处堡中，能够观察邻近据点的动静。
一名主张扩修的朝臣曾对金章宗说：“修筑虽费百万贯，完成后可减少守兵，每年反而能省下更多军费。”这番话并非只算修墙的成本，而是把调兵、运输、驻军消耗一并计算，反映出金朝已把界壕当作长期边防体系来经营。
金界壕大体分为南北两条系统。北线起于今内蒙古东北部，向西延伸，部分线路进入今天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全长约七百公里。南线从嫩江附近起，沿大兴安岭南麓向西，抵达大青山一带，分多个时期修成。
后世所说的“近五千公里”，并不是一堵连续笔直的墙，而是主线、支线、壕沟、堡寨和烽燧共同构成的防御网络。它穿过草原、丘陵和山地，因地势不同，形制也并不完全相同。
界壕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墙与壕并用。主墙多用夯土修筑，宽约八至十五米，高约六至八米；墙外开挖壕沟，宽度从十米到六十米不等。对骑兵而言，真正麻烦的往往不是墙，而是墙前那道难以快速通过的深壕。
主墙外还常有副堤，既能增加射击和阻挡的层次，也能减轻风沙、积雪对壕沟的影响。马面突出于墙体，守军可从侧面控制接近者。堡垒则分为壕堡和边堡，前者较小，便于驻兵；后者规模更大，通常设在水草充足、交通要道或地势险要之处。
烽燧之间相距数百米至两三公里不等，选在河口、谷口、山岗和转弯处。敌情出现后，烟火可以接连传递。换句话说，界壕不是单纯的障碍物，而是一套集观察、报警、驻兵和调动于一体的军事设施。
它也有明显弱点。秦汉、明代长城往往借助山脊和险峻地形，金界壕却有不少地段修在草原平地、缓坡和低矮山口。这样的选址便于施工和通行，却容易遭遇风沙掩埋。蒙古骑兵若以柴草、沙土填塞局部壕沟，原本的障碍便可能迅速失效。
1211年，成吉思汗大举进攻金朝，界壕沿线承受了持续压力。它能够延缓骑兵、保护部分屯田与城堡，却无法弥补金朝兵力分散、统治内部矛盾和战略失误。1234年，金朝灭亡，界壕也失去了原有的国家支撑。
遗留下来的土垄、壕沟、烽燧和堡址，分布在广阔的北方地区。它们很少像山岭上的石墙那样醒目，却记录着一个游牧出身的王朝如何面对另一个草原力量，并试图用墙、壕与堡垒守住自己的北方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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