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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观溏沐月
今天住在水部的人依旧离不开水,但水是从水龙头来的,少了点氛围。讲究点的人,会去德天泉泡一桶热汤,那水更接地气。
宋朝人若站在水部门兜,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水:载货的船沿着河道进城,船上的商旅,每一步都走在水里。
01
今天的水部,是个街道的辖区。宋朝的水部是一座门。
清乾隆《福州府志》回看王审知筑夹城,在同一段里留下“水 bù”的两种写法:
“东南美化门,门内水步门。” “水步门,一名利津门,今为水部门,在城东南。” ——清乾隆《福州府志》
一个“步”,一个“部”,清代的编书人让两个字写在一页纸上,但嘴上已经叫了几百年,或许是某年某日一个糊涂官写错了,写久了就变了。
“津”是渡口、临水通行之处。“利津”这两个字已经把方向指明了:这是水路的门。至于“水步”,我总忍不住想象,当年的福州人从门里出来,看到的船夫都像在水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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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地图。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写城东南水路:
“潮上,大江自南台东北入河口津,经通仙门、美化门之东,至临河务,入南锁港。” ——《淳熙三山志》卷四
今天开导航,路是灰的、水是蓝的;当年偏偏是蓝线负责送货。闽江、南台与城内河道相接,城门便不只是防人进出的缺口,也是货物进城的咽喉。
现在的琼东河还在,德天泉也留着老澡堂的热气。可古人守着这片水,先想到的恐怕不是“泡一会儿”,而是“这一船的货能赚多少钱”。
02
当地人讲“水部”有个说法:“这里以前有个管水上事务的部门,所以叫水部。”这说法很随意,却蒙对了一件真事:
门边确实有官署。
《淳熙三山志》把位置和职务一起写出来:
“临河务,州东南美化门内。” “古南锁港,凡百货舟载,此入焉。故务于是置。” ——《淳熙三山志》卷七
翻译一下:载货的船从这儿进,收商税的官署当然也守这儿。今天选址叫“贴近客流”,宋人做得更干脆,直接贴着水流。
它主要做什么?两个字—— 收钱。
“号里外税务。” ——《淳熙三山志》
书里的“务”管的不是今天的河道保洁、护栏维修,它盯的是船上的货和货后面的钱。**先有水步门,旁边又坐了临河务:门管进出,务管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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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门、河道、街巷后来都改过,老官署找不到门牌号。清人林枫《榕城考古略》却还记得:
“今水部门外,尚有美化境、河务境之名。” ——《榕城考古略》
如今门外的地名还在,那间收税的屋子却只能到书里找;它曾经怎样办事,倒可以沿着一条进城的商船看个明白。
03
假设你是北宋中期的布商,从江浙一带运布到福州。
船顺水来到美化门附近,前面是等着看货的买主,岸上是临河务;你就得先把这一船的税账弄清楚,不能只想着怎么搞促销。
先分清两种钱。《宋史·食货志》说:
“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大约如此,然无定制。”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
船上这批布还在路上,碰到税务机构缴的是 过税 ,通常按货值的百分之二来算;到了目的地,摆出来出售,又涉及 住税 ,通常约百分之三。
两个名字说的是两件事:一个管货物经过,一个管货物成交。
来临河务的第一步,先看官署墙上的税目。宋廷要求把常见的应税货物逐项列出来,发给各地,再把清单写在板上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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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
所谓“名物”,就是哪些货属于征税范围;“揭于版”,就是把规矩亮在墙上。船主上岸,至少能先问一句:我运的是待售布匹,税目里怎么写、照哪一档收?有了这张板,官吏不能见船就随口喊价,商人也不能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规矩。
税目EXCEL格式已发送,回复收到以后,马上开始走流程。
接下来是报货、查货和计钱。
船主得说清这船装的是什么、装了多少,税吏核对货物,再按货值或相应税目算出税钱;假定一船布值一百贯,若按通常的过税标准,单这一处就是两贯。布的进价假定八十贯,船脚和雇工又花十贯,账面上的十贯利润,先扣去这两贯,进城卖货时还得记着住税。
查货也有规矩,收税也讲基本法。你船上成卷的待售布匹要算账,随身装衣物的箱子却不是税吏想翻就翻。
《宋史》把这条线写得很清楚:
“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
也就是说,查应税货物可以,不能顺手把旅人的行李全掀开,把船主的包袱翻个底朝天,最后还要他证明内裤是不是准备在福州零售。否则做生意就真成了一门受气的手艺。
钱交完,还要有凭据,不然下一处税务点开口问“你交过吗”,商人得拿出账单截图。
《宋会要辑稿》记过一则贩卖生铁器的规定,把缴税、领凭据、到目的地销售的次序写得很直白:
“收纳过税,给付公引。至所到县镇住卖,别收住税。” ——《宋会要辑稿》卷一百七十
公引就是交过税后官府给的凭据。
它证明这批货已经缴纳这一笔过税;至于到了别的县镇把货卖掉,另有住税,那是下一笔账。船主得把凭据收好,因为下一处官吏若问起这批货此前的税钱,光说“我真交过”未必管用。
一条船这样走下来,事情就清楚了: 先认税目,报货核价,缴过税、拿凭据,再把货运去卖;销售时还有销售的税。
04
常有人把宋朝说成“见商人就收钱”,这是不恰当的,宋朝之所以商业发达,恰恰是因为北宋时收税的克制。
《淳熙三山志》回顾福州早年的税务布局,专门为闽安镇写了一笔:
“特遣赴临河务输税尔,非别立征课也。” ——《淳熙三山志》
意思是叫人去临河务缴,没有在闽安另开一套征收。梁克家生怕读者误会,特意强调“没另设一关”;可见宋人也知道,让同一船货在不远的两处反复交钱,是不讲道理的。
更有戏的是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福建转运司把福州商税项目拿去请示,有该增的八项、该减的五项、该不收的十项、提议新收的十二项。中央翻完清单,批得很利落:
福州商税有当增收钱者八,当减钱者五,当不收钱者十,当创收钱者十二....创收、增收并不行,余依奏。” ——《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
增加和新开项目,不批;减少与不收的,准奏。
会议纪要干净明了:想多收的,先回去;该少收的,马上办。宋朝绝非每时每地都温柔,但这一回,福州地方官想给税表加菜单,中央把菜单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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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年,地方的算盘又响了,这回算的不是船货,是岗位。
福州向朝廷报告:都税务、临河务、闽安镇税务三处,朝廷只派到三名大小使臣;人少事多,安排不过来,要招人。
“三处止蒙朝廷差到大、小使臣三员,欲各增置文臣一员,更不分轮。” “ 不行。 ” ——《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三
意思就是,福州临河务等三个单位各要求增加事业编一名。宋朝研究决定就两个字,不会文言文也看得懂:“ 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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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能看见福州官员那张脸:申请书把三处税务的人手说得明明白白,中央批复只用两个字。地方嫌人手紧,朝廷担心机构继续膨胀;船主若在一旁听着,多半只关心一件事:
人多了,到底是验货快一点,还是收钱勤一点?
05
过税通常2%,单看这一笔不算吓人;商人真正头疼的是,船从出发地一路向福州走,刚在一个税务点领好凭据,前头可能又有人拦下来,要重新看货、重新算钱。
南宋朝廷自己承认税场太密。绍兴二十六年的指挥,开头就像一份商业投诉总结:
“近来商贾不行,盖缘税场太密。” ——《宋会要辑稿》商税条
《宋史》把整顿规模记在了账上:
“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
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动作,连朝廷自己都觉得收钱的桌子摆得太多,所以南宋干脆裁并了134个税务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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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裁一处税务,还得重新安排它的税额和人员。官府的表格能划掉一行,岸上的人却未必肯马上收拾桌子。
更糟的是,到了南宋,税官越来越不按基本法。《宋史》写光宗、宁宗以后全国税务乱象,几句话颇狠:
“私立税场……虚市有税,空舟有税。”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6]
还有把食米认成酒米、衣服认成布帛来收税的。空船都能算出税,税吏的业务创新能力,商人谁敢做生意?所以南宋的商人觉得钱越来越难赚了,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看着这一关一卡的,实在没什么信心。
06 再回到水部门兜。临河务最后怎么了?
“绍兴二十六年,减并闽安镇、临河务。明年复闽安镇,独罢临河务。” ——《淳熙三山志》
换成年份,是1156年裁并,1157年闽安镇税务恢复,临河务单独退场。那间守在水门旁的官署,收起了牌子。船主若在场,大概会忍不住先问一句:“那这回真不用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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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恐怕不如船主期待。志书后面又记:
“乾道元年,州置税亭、河口津。” “州仍于美化门收河头税钱。” ——《淳熙三山志》
临河务的牌子撤了,钱照收。 撤一个机构容易,动一个利益集团难。
裁撤再漂亮也没用。商人要的是明白账:从哪里到哪里,交哪几笔,交完就放行。少一处乱设的卡,可能比一次漂亮的减税口号更管用。
07 可旧式厘卡一直到民国17年才退了场。
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经商依旧受限,地区封锁、指定的批发层级和过窄的经营渠道,都让赚钱这件事变得很难办。
一九八三年十月,《鼓楼区志》记下一项变化:
“对经营商品批发业务的一切单位都征收工商税。
财政部《关于对商品批发业务收入征收工商税的报告》解释了这项规定:
商品批发业务由原来国营商业独家经营,转为集体商业、工业企业、合营商业以及个体商贩多渠道经营。
到了第二年,国家体改委提出的城市改革办法说得更直白:
“打破现行批发层次和地区、行业界限。” “城市要‘敞开城门’。”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
宋朝的商船进福州,先得经过水门边那张收税的桌子;晚清运货更像闯关,前头一张厘卡,拐个弯说不定还有一张。到了改革开放初,旧式厘卡早撤了,可做买卖仍会撞上看不见的栏杆。
直到后来城市把门敞开,批发少绕几个弯,商人总算能把力气花在找买家上,而不是跟一道道手续磨嘴皮子。
其实哪来那么玄乎的奇迹?不过是许多人拨完算盘,发现“这单有得赚”,然后就去做了。
08
晋安河还沿着水部东边流,水上早没了等着进城交税的商船;转到古田路,银行和写字楼倒是一家挨着一家。
当年在临河务门口抱着布卷、怕税吏把印盖歪的商人,若能穿越回来,恐怕先找不着船,再被路边一排银行招牌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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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这里的人靠着敢做买卖、能留利润的经营环境,把街巷一点点做成今天的模样。临河务已经没影了,但愿收税的人始终记得克制,给经营者留些余地。
参考资料
清乾隆《福州府志》
明万历《福州府志》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七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三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商税》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
《宋会要辑稿》卷一百七十
《鼓楼区志》第八篇
林枫《榕城考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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