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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这的确很强大。但如果把市场展开,做全球的生意,你会发现,一个大而全的体系不等于效率最高的体系,这就是大卫.李嘉图说的比较优势。与美国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偏低,而能耗要高得多。说是再俗点,产量很大,钱赚得不多。
以苹果手机为例。
一台 iPhone,最终组装在中国完成,所以整机出厂的增加值,会计入中国 GDP。这就造成一个直观现象:中国产值体量巨大,但留在国内的利润非常薄;美国掌握芯片设计、操作系统、专利、品牌定义这些顶端环节,投入的生产劳动力很少,却拿走绝大多数利润。
假定一台售价 1000 美元的 iPhone:
中国工厂负责最后的整机组装,还有电池、金属中框、各类小配件生产。 从 GDP 统计:这部分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大约 100–150 美元,全部计入中国 GDP。利润占比2%上下,而美国是高附加值,利润占比58-60%。在劳动生产率和能耗上两国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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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撇开深层的问题不谈,单就效率而言,已经能说明问题。
对比之下,劳动力成本与价值不对称,GDP生产总量的大,不等于居民收入的高;不是企业有多抠门,是我们强在物理取舍,弱在价值取舍。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在一个和平岁月,大家各做各的比较优势,美国获取了巨大的价值优势,但在新冷战的背景下,暴露出了产业空心化的劣势。特朗普被两件事惊掉了下巴,一是俄乌冲突常规装备与弹药的损耗, 打的都是基础工业,在这方面美国与中国也一样没有可比性;二是疫情期间,再掀桌子,还是要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口罩。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要走制造业回流,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着干。
中国强大的生产力,带不起消费,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也存在选择性。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是计划资本驱动,也称之为生产者模式;而不是居民收入驱动,也称之为消费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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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天然重生产,轻消费,消费跟着生产跑;后者天然重消费,是生产跟着消费跑。
同样是狠狠地砸下一笔钱,消费者模式是钱做了转移支付,提高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托底,甚至像新加坡老百姓不差钱,年年还是会发钱;居民手里有钱,市场就有了需求,生产跟着消费跑,消费跑得快,生产者也赚得多,国家税收上去了,形成一个消费到生产、生产回到消费的闭环。
反之,钱砸向了公共设施、大基建,气势如虹,城市建设很漂亮,但存在效率递减,存在软预算约束,账本上就出问题了,因为投入与收入不同频,大量的资金在这种低价值的洼地里,企业利润上不去,员工工资也上不去,而社会保障托底不强,生产与消费脱节,就进入了下降螺旋。
当然,这不是在陈述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核心问题的在于: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如果强调生产者模式,一定要走出指令经济的陷阱,然而,这时你又会发现,生产要跟着消费走,首先要做的事,是向消费砸钱,而不是向生产砸钱。
经济学没有绝对性,只有相对性,当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就需要选准方向做调整。
十一的消费仍然不理想,这很可能引起政策对方向的再定义——转向消费者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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