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那份俄文协议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纸张边缘还沾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劣质香水混杂在一起的刺鼻气味。
坐在我对面的女人像一堆烂泥一样瘫陷在那张巨大的真皮沙发里，两百三十六斤的庞大身躯随着她粗重的喘息一起一伏，脂肪在毛皮大衣底下涌动，像发酵过度的面团。
她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粗短手指把一张已经填好数字的银行转账单推到我面前，每个月四万块人民币的数额安安静静地躺在那一栏里，足以买断我这个男人全部的尊严和脊梁。
旁边的翻译哑着嗓子向我逐字重申那个荒唐的条件——婚后一个月之内必须保证同房一百三十八次，少一次扣当月全部酬金，绝不商量。
我低头看着自己一双因为长年在西伯利亚工地扛钢筋而裂满冻疮和老茧的手，脑子里全是国内那家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护士塞给我的催款单，那个数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整整两年。
我伸手抓起桌上那支签字笔，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在协议最底端工工整整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峰。
01
我叫林峰，三十一岁，湖南人，初中没读完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出去打工了。
不是我不想读书，是家里真的供不起。
父亲在我十四岁那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压缩性骨折，从此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母亲一个人扛着几亩薄田，还要伺候瘫痪的父亲，家里一年到头算下来存不下几个钱。
我记得很清楚，初二那年开学，我拿着学费通知单去找母亲，母亲坐在灶台边上，背对着我，半天没说话，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站在她身后，看着那双被柴火熏得粗糙的手攥着围裙一角，什么话都没说出口。
我把通知单悄悄塞回口袋，第二天一早，背着一个蛇皮袋跟着邻村的王叔出了门。
王叔问我："峰娃，你确定要去？外头不好混。"
我说："家里更不好混。"
王叔就没再说话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我上了车。
那一年我十五岁，从湖南坐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车到了东北，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扛料、和混凝土，一天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块。八百块在当时已经算是不少的钱了，我每个月留五十块买烟，剩下的全部寄回家。
母亲每次接到汇款单都会在电话里哭，哭完了又说："峰啊，你受苦了。"
我每次都说："没事，我不苦。"
但我知道我苦，只是不能说。
就这样在工地上漂了十几年，辗转过东北、内蒙古、新疆，最远的一次跑到了云南的大山里修路，每次以为能攒下一笔钱，总有什么事情把那点积蓄打回原形——父亲要复查手术，母亲得了胆结石，房子漏雨要修，弟弟结婚要钱。
三十岁那年，我身上的存款是两万三千块，凑不够在县城买一间厕所大小的房子的首付。
就在那个时候，老赵找到了我。
老赵是我在内蒙古工地上认识的工友，比我大七岁，河南人，皮肤晒得跟煤炭一个颜色，嗓门大，豪爽，说话从来不绕弯子。他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背擦嘴角，不管嘴角有没有东西，就是改不了这个动作，我跟他认识头一天就注意到了，后来见一次想起一次。
"林峰，"他在电话里说，"你要不要去俄罗斯？"
我当时正在宿舍里抽烟，听见这话差点把烟呛进气管："俄罗斯？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说，"西伯利亚那边有个大型木材加工厂，包吃包住，一个月能到手两万多，比国内强多了。"
"两万多？"我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合法吗？"
"合法，劳务输出，正规中介，我已经去了一年了，"老赵说，"你要来不来？不来拉倒，名额有限。"
我掐灭烟蒂，站起来，看了一眼宿舍墙上贴着的那张父亲住院时的催款单——那是我故意留着的，提醒自己不许松懈。
"来，"我说，"你给我发手续，我来。"
02
西伯利亚的冬天是真的能把人冻死的。
我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机和火车，在一个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城市落了脚，下了火车站的那一刻，零下三十八度的寒风直接把我脸上的皮肤咬出了细密的裂口，眼泪还没来得及流就在眼眶里结了冰。
老赵站在出站口等我，穿着一件厚得像被子一样的棉袄，呵出的白雾在他嘴边缭绕，见了我就咧开嘴笑，用手背擦了擦嘴角那个老习惯。
"林峰！瘦了！"
"你黑了，"我说，"你他妈比以前黑了一圈。"
他哈哈大笑，接过我手里的行李袋，往肩上一甩，带我往外走。
"行了行了，先去宿舍，暖和暖和，我给你弄点吃的，等缓过来了我跟你说说这边的规矩。"
宿舍是工厂统一安排的，六个人一间，上下铺，暖气烧得很足，推开门的那一刻热气扑面而来，跟外面的天地之差像是两个世界。屋里已经有三个人，都是国内来的，山东的小陈、四川的郭哥、还有一个不爱说话的东北人大海。
小陈见了我就伸手："新来的？哪里人？"
"湖南。"
"哦，湖南人能吃辣，"小陈立刻来了精神，"正好，我上次托人带了一包老干妈，晚上咱们加餐。"
郭哥坐在下铺磨刀片，头都没抬："别废话，先让人坐下歇歇。"
大海靠着墙看手机，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就这样，我在西伯利亚的木材厂扎下了根。
工作是重体力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在零下几十度的露天车间里操作切割机、装卸木料，手套破了也懒得换，冻伤了就用热水泡一泡继续上。头一个月我的右手小拇指生了冻疮，肿得像根腊肠，晚上痒得睡不着，老赵从自己的行李包里翻出一支冻疮膏塞给我，说："别挠，挠破了更麻烦，回头结疤的时候那个痒才是真要命。"
我问他："你也生过？"
他把手伸出来，右手背上两道淡淡的疤，说："第一年冬天，十个手指头全烂了，现在好了，习惯了就不事儿了。"
但钱是真的比国内多，第一个月发了薪，我数了又数，折算成人民币将近两万两千块，当天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反复算着什么时候能把家里的债还清。
老赵就睡在我上铺，听见我辗转反侧，从上面探下头来。
"睡不着？"
"算账呢，"我说，"算了三遍了。"
"算什么，"老赵说，"钱的事一步一步来，急死你也没用，先把身体养好，这边活重，吃亏的都是头三个月。"
"你家里还有多少没还？"我问他。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说："娃他妈去年做手术，借了亲戚七万，还了四万，还剩三万，我打算今年全还清了再回去。"
"孩子几岁了？"
"老大八岁，老二才三岁，"他说，话音里有什么东西软下来了，"老二走路都走利索了，我还没见过。"
我没再说话，宿舍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暖气的管道发出低沉的咕噜声，窗外是漫天的雪。
03
我是在来俄罗斯将近五个月的时候见到娜佳的。
那天是周日，工厂休息，我跟老赵、小陈三个人坐着厂里的顺风车进城采购，打算买点换洗的衣服和零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市中心有一条很长的商业街，两边都是老式的砖楼，街上积着厚厚的雪，行人裹得只露两只眼睛，踩着靴子嘎吱嘎吱地走。
我们仨一边走一边用夹生的中文讨论哪家店的东西便宜，走到一家皮草店门口的时候，小陈突然停住了脚步，往里张望了一眼，然后用手肘捅了我一下。
"林哥，你看，"他压低声音，"那个穿貂皮的。"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就看见了娜佳。
她坐在皮草店靠窗的位置，跟一个显然是店员的女孩说着什么，手上戴着好几个金镯子，每动一下就哗啦作响。她的块头确实很大，整个人瘫在椅子里，毛皮大衣把她裹得圆滚滚的，脸上的妆化得很浓，暗红色的口红，眼影堆了厚厚几层，看起来年纪在四五十岁上下。
"一看就是有钱人，"小陈嘿嘿笑，"这边的有钱老太太都这副打扮。"
"走吧，"我说，"看什么看。"
老赵当时正低着头看手机，听见我说走，头也没抬就往前迈步，根本没有往皮草店里看一眼。
谁知道就是这句话还没说完，皮草店的门被推开了，娜佳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两个提包的助理，她一出门就跟我正面撞上，两只眼睛在我脸上扫了一圈，然后停住了。
我往旁边让了让，算是示意让路。
她却没走，反而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旁边一个助理立刻用磕磕绊绊的中文翻译过来："我们老板说，这位先生长得很好看。"
小陈立刻哄笑起来，被老赵一把捂住嘴，老赵侧过身把小陈往旁边拖，背对着娜佳那边低声骂："笑什么笑，没见过世面。"他全程没有抬头看娜佳，只顾着压住小陈，等娜佳那边的动静。
我脸上挂不住，只想赶紧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拉着老赵就要离开，那个助理又追了上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们老板说，如果先生有意向，可以联系这个号码，谈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我接过名片，还没来得及看，老赵已经把我推着往前走了，走出去十几步他才低声说："别理，这边有些有钱女人专门看上咱们这些外来打工的，没好事。"
"我知道，"我说，把那张名片揣进了口袋，"随手拿的，不当回事。"
但那张名片，我没有扔。
04
真正让我动了心思的，是那通突如其来的电话。
我把名片揣了将近一个月，有时候翻出来看一眼，又塞回去，心里知道那是条什么路，但又忍不住多想两步。
就在那张名片快被我磨破的时候，国内来了电话。
打来的是医院的护士，说我父亲的病情出现了变化，原来以为已经稳住的腰椎问题合并了神经损伤，需要做一个手术，手术费加上后期康复，前前后后要二十多万。
我站在宿舍外的走廊里听完这些，背靠着冰凉的墙壁，脚底下是结了冰的地板，寒气从脚心一路往上漫，漫进胸口，把什么东西堵得死死的。
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峰啊，你别急，我跟亲戚借借，总能凑上的。"
我说："妈，不用借，我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把兜里的烟抽完了。那包烟本来还有五根，我一根接一根抽完，烟蒂踩了一地，脑子里全是那个二十多万的数字来回滚。就算我在这边不吃不喝，攒一年也只有二十来万，但父亲手术之后还有漫长的康复期，家里母亲一个人的开销也要算进去，这个数字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
我把那张名片翻出来，对着走廊的灯光看了很久。
给那个号码发了一条信息，就四个字：我考虑了。
对方回复得很快，就像一直在等着我这句话，三分钟不到，一个地址发过来了，约我第二天下午见面。
那天傍晚老赵从车间回来，见我坐在床边发呆，在宿舍门口换鞋，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脸色不好看？"
"家里的事，"我说，"没事。"
老赵换好鞋走进来，在自己床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家里出事了？"
"我爸要做手术，"我说，"要二十多万。"
老赵没说话，低着头解外套的扣子，解完了也没抬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要不要借点？我这边还能匀出来两三万。"
我摇头："不用，我有办法。"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站起来去打热水了。
第二天我进了城。
那次见面是在一家很高档的私人会所，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镶金框的油画，服务员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娜佳已经坐在里面了，身边跟着那个会说中文的助理，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男人，后来知道那是专门处理这类合同的法律顾问。
娜佳见了我，用助理翻译的中文说了第一句话："你比我想的更准时。"
我在对面坐下，说："我是来谈条件的。"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接下来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助理坐在娜佳旁边，把娜佳的每一句话都平稳地翻译过来，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像一台精准运作的机器。娜佳的要求一条条摆出来：每月四万人民币的酬劳，婚书以俄方为准，婚后一个月内的同房次数有硬性规定，合同期满后双方协议离婚，期间若有一方违约，违约方须赔付对方合同金额的三倍。
我一条一条听完，问了一个问题："婚书有法律效力吗？"
法律顾问用生硬的中文回答："在俄方登记有效，但中方不互认，您回国后婚姻关系自动失效。"
我沉默了片刻，说："我有一个额外条件。"
娜佳抬起眼睛，等着我说。
"合同签订当天，预付三个月酬金，"我说，"十二万，直接转账到我指定的账户。"
翻译把这句话转达过去，娜佳停顿了几秒，放下手里的茶杯，用一种我看不太懂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圈，然后点了头。
我拿起签字笔，签下了林峰这两个字。
走出会所的时候，夜里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冷得像一座冰窖，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支烟，手有点抖，不全是因为冷。
我掏出手机，给母亲发了一条消息：妈，钱的事你别操心了，我解决了。
05
婚礼是十天后办的，简单得出奇。
没有迎亲的队伍，没有鞭炮，没有喝喜酒的亲戚，就是在一个登记处的小办公室里，娜佳穿着一件酒红色的礼服套装，我穿了一件是助理临时给我买来的黑色西装，两个人在一张桌子前签了字，盖了章，工作人员用俄语说了几句话，翻译告诉我那是"现在你们是合法夫妻了"。
娜佳伸出那只戴满金镯子的手，示意我握一下。
我握了，她的手冰凉、宽厚，金镯子的边缘硌着我的掌心。
走出登记处，外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娜佳的司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我们出来，赶紧跑过来拉开车门。
娜佳上车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用助理翻译的中文说了一句话，翻译的神情有一点怪异，但还是照实传达了："她说，她很久没有人陪了。"
我没有接话，跟着上了车。
娜佳住的地方很大，一栋三层的独栋别墅，在这座城市的郊区，四周全是白桦林，安静得几乎让人发慌。别墅里的陈设很奢华，到处是名贵的摆件和厚重的布艺窗帘，但那种奢华不像是用来给人看的，更像是把什么东西压在底下。帮佣是一个沉默的老太太，每天早上来，傍晚走，做完饭就缩在厨房里，从不多说一个字。
助理告诉我，娜佳原本有一个丈夫，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留给她一大笔财产和这栋房子，此后娜佳一直一个人住，身边只有雇来的帮佣和几个跟了她多年的手下。
"那她的生意是做什么的？"我问助理。
助理顿了一下，说："进出口贸易。"
"具体是什么？"
"很多种类，"助理说，语气平稳，但没有往下说，"娜佳女士不太喜欢被问这个。"
我没再追问。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每天在别墅里吃饭、睡觉，偶尔跟娜佳一起坐在大厅里，她看她的俄语节目，我刷我的手机，两个人之间的话不多，翻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场，有时候沉默能持续一整个下午。
别墅外面时不时会有些陌生的车停在门口，来了又走，来的人进门不过十几分钟就出去，偶尔能听见几句俄语，声音压得很低。我问过助理一次，助理说是娜佳女士谈生意，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有一天傍晚，我在别墅的院子里转悠，走到侧门附近，看见一个之前没见过的男人站在门口抽烟，见到我立刻把烟掐了，眼神直直地盯着我，那种眼神不像是在打量一个人，更像是在核实一个信息。我点了点头，他没有任何回应，转身进门了。
唯一一次有点像正经谈话的，是在住进来将近半个月的一个傍晚。
外面下着雪，大厅里壁炉烧着，娜佳坐在壁炉旁的单人沙发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看着火，不知道在想什么。翻译不在，我坐在远一点的位置看手机，一时也没有话说。
沉默了很久，娜佳突然开口了，说了一句话。
我不懂俄语，只能等着她用手机翻译软件打出来给我看。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行字：你不害怕我吗？
我看了看她，说："怕什么？"
她又打了一行字：因为你不了解我。
我回答："合同里写的已经够了。"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机收了回去，转头继续看壁炉里的火。红酒在杯壁上留下一圈暗色的痕迹，她的手指轻轻转动着杯脚，始终没有再开口。
我把这句话当成一句随口的感慨，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老赵找上门来。
那天上午，我跟娜佳说要出去见朋友，娜佳没有阻拦，只是看了我一眼，让助理嘱咐司机早些送我回来。那个"早些回来"通过翻译传达过来的时候，语气平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背上起了一层细密的寒意，像是被什么东西盯着一样。
司机送我到了城里，我跟老赵约在了一家面馆，那是这个城市里少数几家有中国厨师的餐馆之一，老赵坐在里面已经等了一会儿，见我进来，立刻招手。
"终于肯出来了，"老赵说，"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厂里的人说你请了长假。"
"有点私事，"我坐下，叫了两碗牛肉面，"说吧，找我什么事？"
老赵端着茶杯，看了我一眼，用手背擦了擦嘴角，压低声音说："林峰，有件事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但我今天非问不可。"
"说。"
"你是不是跟一个本地女人搞上了？"
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平静地说："什么叫搞上了，说话好听点。"
"那我就直说了，"老赵把茶杯放下，"上个月我在城里碰见了厂里的翻译员大刘，他说他在一个登记处门口，隐约看见你跟一个俄国女人出来，说你们好像在办什么手续，他没敢问你，来问我了，我这才跑来找你。"
我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吃面。"
"林峰。"
"先吃面，"我说，"吃完了我跟你说。"
两碗面端上来，老赵一口都没动，就那么盯着我，我低着头吃了几筷子，感觉他那双眼睛像是能把我脑壳钻穿，最后放下筷子，把事情的大概说了。
合同，钱，父亲的手术费，全说了。
老赵听完，沉默了比上次更长的时间，两碗面都凉了，他才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半截："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娜佳，"我说，"俄语全名我记不全，助理叫她娜佳女士。"
"长什么样，"他问，"你描述一下。"
我看了他一眼，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就说。"
"块头大，两百多斤，爱戴金镯子，脸上妆化得很浓，四十多岁，"我说，"上次在皮草店门口见过，你当时在旁边，但你没看她，一直在拉着小陈往边上躲。"
老赵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没有说话。
"车接我的是辆黑色越野，"我说，"司机是个不说话的大块头。"
我看见老赵的喉结动了一下，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去，发出一声轻轻的磕碰声。
"行，"他说，"我知道了。"
"你问这些干什么？"
"没什么，"他站起来，"走吧，我送你去。"
吃完了面，老赵跟我一起出了面馆，外头司机已经把车停在路边等着了，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在一排雪白的私家车中间格外显眼。
老赵走在我旁边，一路没说什么话，我以为他只是送我上车就走，谁知道走到车旁边，他鬼使神差地往车窗里扫了一眼。
娜佳坐在后座，正低头看手机，侧脸对着车窗，金镯子在稀薄的冬日阳光里反着光。
老赵的脚步声突然停了。
我回头看他，他站在原地，整个人僵住了，脸上那点因为西伯利亚寒风冻出来的红色瞬间退了个干干净净，惨白得像一张刚揭下来的石膏。
他的瞳孔急剧收缩，双腿开始不受控制地哆嗦，那是人被极度的恐惧逼到极限才会有的反应，我在工地上见过受伤的工友，从来没见过一个大男人抖成这副样子。
老赵连掉在雪地里的烟都顾不上捡，一把死死攥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出奇，硬生生把我从那辆黑色越野车旁拽开了好几步远。
他扭过头飞快地瞥了一眼车窗里那个女人的轮廓，确认她没有注意到我们，才把嗓音压得低如蚊鸣，可那声音还是在颤——颤得不像样子。
"林峰，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吗？"
我让他这副见鬼的反应弄得一头雾水，心里却莫名地升起了一股寒意，像一根冰锥子从后颈一路扎进去。
"她不就是个有钱的寡妇吗，我签了协议，拿钱办事，合法合规。"
"寡妇？拿钱办事？"
老赵的表情扭成了一团，像是听见了什么能把人吓死的笑话。
他哆嗦着手从那件破棉袄里掏出手机，翻了好半天，把一张布满俄文的截图塞到我眼前，截图背景是一片黑暗的页面，带着那种只有暗网才有的粗粝质感。
我低下头，视线触到屏幕上那张照片的瞬间，只觉得一股透骨的寒气顺着脊梁骨一路往上窜，钻进后脑，全身的血像是在这一秒钟同时凝住了。
"这……这怎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