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春，上海一处戒备森严的秘密住所里，顾顺章曾邀请陈赓前来做客。两人都曾赴苏联学习秘密工作，也都在上海从事过极其危险的地下斗争。按常理说，这样的交情应当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可陈赓离开那所房子时，心里却多了一层警惕。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串门。
顾顺章住处的陈设十分讲究，家具、摆设都透着奢华气息。在当时的上海，拥有一辆摩托车已经相当惹眼，而顾顺章偏偏把它当作日常代步工具。更特别的是，他对来往人员控制得很严，能够进入这处住所的同志并不多。
陈赓看得很仔细，却没有当面评论。回去以后，他对身边同志说，顾顺章已经开始脱离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生活状态。有人问：“仅凭住得好，就能断定他会变吗？”
陈赓摇了摇头：“问题不在一件家具，也不在一辆车，而在他的心已经变了。”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
顾顺章早年参加革命时，确实有过不凡表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的重要负责人，后来又进入中央特科，负责行动方面的工作。他熟悉爆破、射击、化装、侦察等技术，胆子大，反应快，执行任务往往不拖泥带水。
在不少同志眼中，他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陈赓与他相识较早。两人曾在苏联接受过短期训练，回国后又共同置身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陈赓后来主持情报工作，顾顺章则在特科中承担重要职责，双方工作交集很多。正因为熟悉，陈赓才更容易察觉顾顺章身上的变化。
地下斗争最忌讳什么？
不是吃一顿好饭，也不是住一间宽敞的房子，而是把特殊身份当成炫耀资本，把组织纪律当成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顾顺章的问题，正在于他逐渐把个人享受、个人名望放到了组织要求之前。
周恩来并非没有提醒过他。据有关回忆，周恩来曾严肃批评顾顺章生活上的腐化，指出这种倾向与共产党员的作风格格不入。但批评并没有真正改变顾顺章。他表面接受，私下仍旧我行我素。
有意思的是，顾顺章能力越强，组织对他的使用越多；而他掌握的机密越多，个人作风上的失控就越危险。为了减少风险，中央后来安排他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布置交通联络工作，特科部分工作则由陈赓主持。
这项安排，本意是分散风险，也让顾顺章承担新的任务。可到了武汉以后，他没有始终保持地下工作者的谨慎。1931年4月，他在汉口因公开表演魔术而引起敌方注意，随后被捕。
被捕当天，顾顺章很快承认身份，并提出要见蒋介石。他以为自己掌握中央机关地址、秘密交通线以及潜伏人员情况，只要投靠过去，便能换来特殊地位。为防止消息提前传出，他甚至要求敌方暂缓向南京报告。
但武汉方面急于邀功，还是把电报发了出去。
这道电报抵达南京后，隐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发现异常。凭借掌握的密码资料，他译出顾顺章叛变的内容，立即设法通知李克农，再由李克农报告周恩来。顾顺章从汉口到南京需要一定时间，这段空隙，为上海方面转移人员和销毁线索争取了宝贵机会。
消息传到上海时，形势已经极其紧张。周恩来迅速召集有关人员处理，陈赓也参与其中。顾顺章熟悉特科内部情况，更了解陈赓的工作关系和社会联系，一旦按照他的口供搜捕，后果不堪设想。
陈赓没有停留在个人安危上，而是协助组织转移中央机关和相关人员，切断可能暴露的联络点。敌方后来调集大批人手，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展开搜捕，却接连扑空。这里面有钱壮飞的预警，也有周恩来临危处置的果断，更有陈赓等人对上海地下工作网络的熟悉。
顾顺章投敌后，为证明自己的“价值”，曾指认多名共产党员，并参与敌方秘密人员训练。他原以为凭借掌握的机密可以迅速取得信任，实际上，投靠者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很难真正进入核心圈层。
后来，顾顺章又试图另立门户，并与上海地下党方面发生联系，引起蒋介石疑忌。1935年，顾顺章以“通共”等罪名被处决，年仅32岁。
陈赓当年的判断，并不是凭一时好恶作出的结论。他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纪律、生活和权力面前逐步发生的变化。对于隐蔽战线而言，技术可以训练，胆量可以磨炼，唯独信仰动摇之后，任何本领都可能变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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