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8岁，奉劝中老年朋友，没有生理需求，千万别盲目搭伙

我今年68岁，奉劝中老年朋友，没有生理需求，千万别盲目搭伙

我今年六十八了，姓方，叫方德全。退休前在县城中学教了一辈子语文，老伴走得早，五十九岁那年查出的肺癌，撑了不到一年就没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两趟，清明和过年。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三室一厅，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音。

我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煮一碗面，卧一个荷包蛋，坐在餐桌前慢慢吃。吃完去公园散步，绕着湖走三圈，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中午随便做点，吃完睡个午觉。下午看看书，练练毛笔字，或者去楼下老周家下棋。晚上看看新闻，早早上床。日子像一条平静的河，没有什么波澜。

但平静底下，是空的。

老伴刚走那两年，我经常做梦。梦见她在厨房做饭，油烟机嗡嗡响，她喊我“老方，吃饭了”。我走过去，厨房里没人，灶台上只有一口凉锅。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后来梦少了，但每天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摆两副碗筷。摆了一个多月才改过来。

儿子说我该找个伴。我说找什么伴，六十好几的人了。他说六十好几怎么了，现在七八十岁找伴的多的是。我说你懂什么。他就不说了。

前年冬天，我摔了一跤。

那天早上落了点雪，地面结了薄薄一层冰。我拎着垃圾袋下楼，脚下一滑，整个人侧着摔在台阶上，右胯骨磕在水泥棱角上，疼得我眼前发黑。垃圾袋甩出去老远，苹果核和菜叶子撒了一地。我躺在台阶上，想爬起来，右腿用不上力，一动就钻心地疼。

邻居老周正好遛鸟回来，看到我躺在楼下的台阶上，鸟笼子往地上一搁就跑过来了。

“老方！老方你怎么了！”

“摔了。腿疼。”

老周蹲下来看了看我的腿，又摸了摸我的胯骨。我“嘶”了一声，他手缩回去了。

“别动。我去叫人。”

他打了120，又给我儿子打了电话。救护车来的时候，我躺在担架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和飘着小雪的天空，忽然觉得，人老了就是一瞬间的事。前几个月我还觉得自己挺硬朗，这一摔，就摔成了个废人。

医院拍了片子，股骨颈骨折。医生说，得做手术，换人工关节。儿子当天晚上从省城赶回来，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天后他得走，公司催得紧，孩子还在上学。走之前他给我请了个护工，姓崔，五十来岁，离异，专门伺候不能自理的老人。儿子管她叫崔姐，让我叫她小崔。

小崔第一次来的时候，提着一个旧旅行包，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服，头发用皮筋扎在脑后。她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手大脚大，一看就是干惯了粗活的人。她站在病房门口，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儿子。

“崔姐，我爸就交给你了。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儿子把她的电话号码存进手机。

小崔点了点头。“你放心吧。我伺候过好几个老人了。”

儿子走了以后，小崔把旅行包放在病房角落的柜子里，挽起袖子，走到我床边。

“方老师，我先给你擦擦脸。”

她的声音很低，有点沙哑，像是常年抽烟或者大声说话磨出来的。她打了一盆温水，把毛巾拧干，从我的额头开始擦，一下一下的，动作很轻，但很有力。毛巾是温的，她的手也是温的。她擦完脸，又给我擦了手，每一个手指头都擦到了，连指甲缝都擦干净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她弯着腰给我擦手。她的头发里有了白丝，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抬头纹，眼皮微微下垂，是常年睡不好觉的人才有的那种疲惫。但她的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目光稳稳的，不躲不闪。

“方老师，你翻身试试，看疼不疼。”

我试着翻了一下身，右腿疼得厉害。她把手伸到我背下，托着我，帮我慢慢侧过来，在我背后塞了个枕头。

“这样舒服点不？”

“舒服。”

她点了点头，把被子掖好。“你先歇着，我去给你打饭。”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躺在病房里，看着天花板。病房里有三张床，另外两张空着，整个房间安安静静的，只有心电监护仪“嘀、嘀”的响声。

小崔照顾了我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我洗脸刷牙，喂我吃早饭。然后推着轮椅带我去做检查，去晒太阳，去楼下的小花园透气。中午给我打饭，下午给我擦身，晚上伺候我睡下。她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从早转到晚，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她做饭也好。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她就自己买了食材，在病房走廊尽头的公共厨房里做。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清蒸鱼鲜嫩可口，连炒青菜都比医院的香。我胃口不好的时候，她就熬粥，小米粥、南瓜粥、皮蛋瘦肉粥，变着花样来。

有一次她推我去公园晒太阳，路上遇到隔壁病房的老李。老李也是摔伤了腿，请的护工是个年轻姑娘，一边推轮椅一边看手机，老李喊了两声都没听见。老李看了看小崔，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老方，你这个护工找得好。”

我笑了笑。“干活是利索。”

老李凑过来压低声音。“你一个人过？”

“嗯。”

“那你还等什么？这样好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瞪了他一眼。“别瞎说，人家是护工。”

老李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但老李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陪护床上小崔轻微的鼾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事。想老伴走后的这些年，我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想冬天一个人吃饭，菜凉了也没人热。想晚上看电视，看到好笑的地方，转头想跟人分享，发现旁边没有人。想生病了，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我又想起小崔。她每天给我做饭，给我擦身，推我晒太阳。她对我好，好得超出了保姆的本分。她看我的眼神，有时候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温温的，像是关心，又像是别的什么。

也许老李说得对。我一个人太久了。

一个月后我出院，小崔也跟着回了家。儿子说，让崔姐再照顾你两个月，等你彻底好了再走。我说行。

小崔在我家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里，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我做早饭，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打扫卫生，洗衣服，中午做饭，下午推我去公园晒太阳，晚上做饭，帮我擦身，伺候我睡下。她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从来不抱怨。

有一次她推我去公园，遇到楼下老周。老周看了看小崔，又看了看我，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老方，这个保姆不错啊。”

我说是，干活利索。

老周挤了挤眼。“光干活利索？你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也该找个伴了。”

我瞪了他一眼。“别瞎说，人家是保姆。”

老周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但老周那句话又扎了我一下。

小崔在我家的第三个月，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的项目结束了，下个月回来接我过去住。我说我不去，我住惯了老房子。儿子劝了半天，最后说“那你至少让崔姐多留一阵，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小崔在厨房做饭，油烟机嗡嗡地响，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系着那条碎花围裙，头发用发卡别在耳后，正弯腰往锅里倒菜。灶火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

“小崔。”

“嗯？”她回过头。

“我儿子说，让你多留一阵。”

“行。”

“你家里……没什么事吧？”

她笑了笑。“我儿子上大学了，用不着我。我一个人，在哪都是过。”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往前走了一步。“那你愿意……一直留在这儿吗？”

她拿着锅铲的手顿了一下。灶台上的菜发出滋滋的响声。她看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翻菜。

“方老师，您说什么呢。”

“我说，”我的声音有点抖，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咱们搭伙过日子。”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把菜盛到盘子里，关火，擦了擦灶台。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她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方老师，您想好了？”

“想好了。”

“那……行。”

就这样，小崔成了我的搭伙伴儿。

说是搭伙，其实就是没领证的同居。我跟她说，咱们先这么过着，等过一阵子觉得合适了，再去领证。她说好。她管我叫老方，不再叫方老师。我管她叫小崔，有时候叫她的名字——崔秀兰。

刚开始那半年，日子确实好。

她做饭，我洗碗。她扫地，我擦桌子。晚上一起看电视，她爱看家庭剧，我爱看新闻，我们就轮流看，或者她陪我看新闻，我陪她看电视剧。她有时候看到感人的地方会掉眼泪，我就递纸巾给她。她接过去，擦擦眼睛，冲我笑一下。

周末我儿子视频，看到崔秀兰在厨房忙活，问我“这是谁”。我说“崔阿姨”。儿子没说什么，但脸色不太好看。挂了视频后，我给他发消息解释，说“就是搭个伴，互相照顾”。儿子回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

崔秀兰的儿子也知道了。他来看过崔秀兰一次，在我家住了两天。小伙子挺有礼貌，叫我“方叔”，帮着我修了院子里那扇松了的纱窗。走的时候，他跟崔秀兰在房间里说了半天话。出来的时候，崔秀兰眼睛红红的，但没跟我说他们聊了什么。

那段日子，我确实觉得比以前热闹了。早上有人做早饭，中午有人一起吃饭，晚上有人说话。冰箱里永远有菜，茶几上永远有水果，阳台上晾着两个人的衣服。屋子里多了很多小东西——崔秀兰的拖鞋、崔秀兰的茶杯、崔秀兰的针线筐、崔秀兰从老家带来的一个旧瓷盆。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地占据了这间屋子，让这间屋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说不清是变好了还是变乱了。就是不一样了。

搭伙到第八个月，问题开始出来了。

先是钱的事。

崔秀兰没有退休金，她的积蓄也不多。刚开始那半年，家里的开销都是我出，我退休金一个月五千多，够花。崔秀兰买菜买肉从来不跟我报账，我也不问。后来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她放在桌上的记账本，上面记着每天的开销，米面油盐，一笔一笔的。月底那一栏写着“方老师出”。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跟我搭伙，我出钱天经地义，但她这么一笔一笔地记着，总让我觉得她把自己当外人。

我跟她说，以后不用记了。她说行，但我知道她还在记。

有一次我翻抽屉找东西，看到她的记账本夹在一本旧杂志里。我翻开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一个月记了几十笔。小到买一把葱，大到交水电费，每一笔都记着。最后面还有一页，写着“方老师给的生活费”和“我自己的花销”，两个数字并排着，像两本账。

我把本子放回去，装作没看到。

然后是房子的事。

我这套房子是我和老伴当年单位分的，后来房改买了下来，写的是我的名字。有一天崔秀兰问我，以后这个房子怎么办。我说，我走了以后房子归我儿子。她“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她打扫书房的时候，总会多看一眼墙上那张房产证。

再后来是家务的事。

以前她做饭我洗碗，她扫地我擦桌子。后来我关节恢复得好了，能干的活多了，她却慢慢不让我干了。我说我来洗碗，她说“你放着吧，我来”。我说我来擦地，她说“你腰不好，别蹲”。我想帮她做饭，她说“厨房小，两个人转不开”。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心疼我。后来我才发现，她是想把所有事都攥在自己手里。碗放在哪个柜子，抹布挂在哪个钩子，菜买回来先洗后切还是先切后洗，她都有自己的一套。我按照我的习惯来，她就不高兴。虽然嘴上不说，但脸上看得出来。

有一次我帮她晾衣服，把她的一件毛衣挂在了晾衣绳的中间。她回来看到，立刻把毛衣取下来，挂到了最边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中间是晾被单的地方”。我说“被单不是已经干了吗”，她说“那也得留着”。

我没有再问。但我心里明白了，这个家，在她心里，已经有了她自己的秩序。

还有一件小事。她把我放在茶几上的全家福收进了抽屉里。那张照片是我和老伴、儿子、孙子一起拍的，孙子三岁，坐在我腿上，笑得一脸口水。她收的时候没跟我说，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问她她才说“放桌上碍事，我收起来了”。我说放哪儿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我。我接过来，重新摆在茶几上。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说话。

矛盾真正爆发，是在一年半以后。

那天我儿子带着孙子回来过年。孙子五岁，正是闹腾的年纪，满屋子跑。崔秀兰忙前忙后地做饭，做了一大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孙子闹着要喝饮料，我去冰箱拿。打开冰箱门，看到里面放着两瓶可乐，是崔秀兰买给她儿子的。她儿子在外地，过年没回来，可乐一直放着。

我拿了一瓶给孙子。崔秀兰在厨房里看到了，走过来。

“老方，那是留给小军的。”

“小军不是没回来吗？孙子想喝，就让他喝一瓶。”

“那也得跟小军说一声。”

我愣了一下。“一瓶可乐，还用跟他说？”

“那是他的东西。”

我儿子在旁边听到了，放下筷子。“阿姨，一瓶可乐而已。我回头给弟弟买一箱。”

崔秀兰的脸拉下来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您是什么意思？”

崔秀兰没说话，转身回了厨房。我儿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埋怨，有不耐烦。我夹在中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顿年夜饭吃得冷冷清清。崔秀兰在厨房里吃，没有上桌。我儿子喝了两杯酒，话很少。孙子吃饱了就去看动画片。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子的菜，一口都吃不下。

过完年儿子走了。走之前他跟我说：“爸，你跟崔阿姨的事，我不反对。但你们得把有些事说清楚。”

“什么事？”

“房子，存款，以后养老。别到时候说不清。”

我说“知道了”，但心里堵得慌。

儿子走后，崔秀兰跟我冷战了好几天。她不跟我说话，做饭还是照做，但只做她自己的。我吃我自己的，有时候煮碗面，有时候热两个包子。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陌生人。

第五天晚上，我敲了她房间的门。

“小崔，咱们谈谈。”

她开了门，站在门口，没让我进去。

“谈什么？”

“谈咱们的事。那天的事，是我没处理好。可乐的事，我不该不跟你说就拿了。但你也不该在饭桌上给我儿子脸色看。”

她的眼眶红了。“我给你儿子脸色看？他说的那叫什么话？‘一瓶可乐而已’。那是小军的东西，我给我儿子留的，他凭什么说‘而已’？”

“他说话是不过脑子，但他没有恶意。”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崔秀兰的声音低了下去，“但我在这个家里，本来就没有位置。你儿子的东西是你的，你的东西是你的，我儿子的东西……也得是你们的。那我算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了。“老方，我跟了你一年半。我伺候你吃，伺候你穿，伺候你摔伤的腿。你生病我守夜，你儿子回来我做饭。我图什么？我图你对我好。可你儿子一句话，我就成了外人。”

“你不是外人。”

“我是。”她擦了擦眼泪，“你儿子姓方，你孙子姓方。我呢？我姓崔。你死了以后，这个房子跟我没关系。你儿子给我一分钱吗？不会的。我走的时候，连这扇门都带不走。”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她的头发白了不少，眼角多了几条皱纹。她比一年半前老了一些，也瘦了一些。我想起她刚来的时候，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在我厨房里忙活。那时候她叫我方老师，我叫她小崔。我们之间隔着一段雇用的距离，但那层距离是安全的。

现在那层距离没了，我们却离得更远了。

“小崔，”我说，“那你想怎么办？”

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我想领证。”

我愣了一下。

“领了证，我就是你合法的妻子。你儿子以后要动这个房子，得经过我。我老了，也有个地方住。”

我站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

“小崔，咱们当初说好了是搭伙。”

“搭伙是搭伙，可我总不能搭一辈子伙，到老了连个窝都没有。”

“你有地方住。只要我活着，你就有地方住。”

“那你走了呢？”

我答不上来。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坚硬。

“老方，你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

她关了门。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板上贴着一张福字，是崔秀兰过年的时候贴的，红色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一整包烟。

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老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想起儿子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喊“爸爸举高高”。想起我一个人过的那些年，冬天一个人吃饭，夏天一个人乘凉，生病了一个人扛，摔倒了一个人爬。孤独像水一样，一点一点地渗进骨头缝里，让人的心变得又冷又硬。

我想起崔秀兰来的第一天，她把我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动作干脆利落。她的手掌粗糙温热，像一块刚出炉的饼。那一刻我觉得，有个人在身边真好。

可我也想起老周那句话——“找个伴”。当时我以为找个伴就是找个人说话，找个人做饭，找个人一起过日子。现在我才明白，搭伙过日子远不是那么简单。两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各自揣着各自的过去，各自护着各自的孩子，各自算着各自的账。那些东西搅在一起，比一锅粥还稠。

我想起崔秀兰记账本上那两个并排的数字。想起她把我老伴的照片从茶几上收起来。想起她把我晾在中间的毛衣挪到边上。想起她问我“你走了以后这个房子怎么办”。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都不大。但加起来，就是她在这间屋子里划下的界线。那条线的一边是她，一边是我。她一直在加固那条线，我却一直没看见。

三天后，我给崔秀兰答复。

“小崔，咱们不领证。”

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手指攥紧了衣角。

“你走吧。我让我儿子多给你两个月工钱。”

她站起来，走进房间，开始收拾东西。她的东西不多，两个箱子，来的时候两个箱子，走的时候还是两个箱子。她把围裙叠好放在厨房的台面上，那件碎花围裙，洗得发白了，边上磨出了毛。她把钥匙放在茶几上，一串三把，一把大门的，一把房门的，一把她房间的。

她拉着箱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方，你保重。”

“你也保重。”

她走了。门关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老挂钟在“嗒、嗒”地走着。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她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我坐了很久，从中午坐到傍晚，从傍晚坐到天黑。

天黑了，我没有开灯。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

崔秀兰走了以后，我又恢复了一个人的生活。

早上六点起床，给自己煮一碗面或者热两个包子。吃完去公园散步，跟老周他们下下棋。中午回来随便吃点，睡个午觉。下午看看书，写写字，或者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晚上看看电视，早早上床睡觉。

日子平淡，但安稳。

我儿子又提过让我去省城住，我还是没去。我说我住惯了老房子。他说那你再找个保姆吧。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能行。他说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说你放一百个心，你爸还没老到动不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看着这个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沙发是我和老伴一起挑的，电视柜是儿子上大学那年买的，茶几上放着一张全家福，是孙子三岁的时候拍的。每一件东西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来处。

我想起崔秀兰在的时候，这些东西的位置变了好几次。她把沙发挪到靠墙，说这样客厅显大。她把电视柜换了个方向，说这样看电视不反光。她把茶几上的相框收进了抽屉，说“放桌上碍事”。

她走了以后，我又一样一样地搬回原位。沙发搬回窗边，电视柜转回原来的角度，相框重新摆在茶几上。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把这些东西归位。搬完最后一盆花的时候，我累得坐在沙发上直喘气。但我看着恢复了原样的客厅，心里踏实了。

这是我的家。不是任何人的。是我和老伴一起过的家，是我儿子长大的家，是我孙子以后回来叫爷爷的家。这个家里，每一件东西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去年冬天，我又摔了一跤。

还是在楼梯上。还是那个位置。但这次没有崔秀兰，没有老周，没有儿子在跟前。我一个人躺在楼梯口，右腿疼得钻心。我掏出手机打了120，又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跑过来，陪着我上了救护车。

在医院里，医生说我这次是骨裂，不用换关节，但得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月。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忽然觉得自己很傻。

我给崔秀兰打了电话。

她接了，声音有点意外。“老方？”

“小崔，我摔了。又摔了。”

她沉默了几秒。“严重吗？”

“骨裂。得躺一个月。”

“那你……有人照顾吗？”

“儿子请了护工。但我打电话不是让你回来。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

“老方，我那天说话太冲了。我知道你不是不想跟我领证，你是怕。你怕领了证，以后说不清。”

我没说话。

“但我也怕。我伺候了你一年半，你儿子一句话，我就得走。我五十六了，没退休金，没房子。我儿子在城里租房子住，我总不能去跟他挤。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老方，你好好养着。护工不细心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去看看你。”

“不用。你也有你的日子要过。”

“嗯。”

挂了电话，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

护工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孙，也是离异的。她干活不如崔秀兰利索，但人很实在。她给我喂饭的时候，我跟她聊天。我问她，你以后想不想再找一个。她说不想。我问为什么。她说，伺候人伺候够了，剩下的日子想为自己活。

我想了想她的话，觉得她说得对。

出院后，我请孙姐又照顾了半个月。等我能下地走路了，我就让她走了。我一个人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阳台上，坐在那把旧藤椅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面有几个存着的号码，有老周的，有儿子的，有孙子的，还有崔秀兰的。我盯着崔秀兰的名字看了一会儿，然后翻过去，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爸，你身体怎么样了？”

“好了。能走了。”

“那你要不要来省城住一阵？”

“不去。我就在老房子待着。”

“那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挺好的。”我说。然后我停了一下，又说，“你放心吧，你爸还没老到动不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阳台外面，小区里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楼下的老周正拎着鸟笼子往公园走，看到我，仰头喊了一声：“老方，下来下棋啊！”

我摆了摆手。“今天不下了。晒晒太阳。”

老周笑了笑，走了。

我靠在藤椅里，闭着眼睛。阳光透过眼皮，暖暖的，橘红色的一片。我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见楼下小孩的笑声，听见远处菜市场隐隐约约的吆喝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这个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不觉得孤独。

孤独和一个人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很自在，两个人也可能很孤独。我跟崔秀兰搭伙那一年半，表面上有人做饭有人说话，但心里隔着的东西比太平洋还宽。她算计她的后路，我护着我的家底。两个人睡在一个屋檐下，却各做各的梦。

现在我一个人，想吃啥吃啥，想几点睡几点睡，东西想放哪放哪，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算谁的账。日子简单，但敞亮。

当然，我也有想找人说说话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电视看到一半，广告插进来，屏幕一片白，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时候我会拿起手机，给儿子发条消息，问问孙子最近怎么样。儿子回得不快，有时候第二天才回。但没关系，我不着急。

有时候老周会来串门，带两个包子，或者拎一瓶酒。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下棋，聊聊国家大事，聊聊小区里的闲事。他老婆还在，但他说他理解我。他说，人老了，有个伴是好，但那个伴得是真的伴。假的伴不如没有。

我问他什么叫真的伴。他想了想，说，真的伴就是你不用算她的账，她也不用算你的账。两个人把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花谁拿，不用报账。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今年六十八了。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走快了会疼。眼睛花了，看书得戴老花镜。耳朵还行，听得清电视里的声音。一个人过日子没问题。

我想跟跟我一样的中老年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如果你有生理需求，想找个人搭伙，那是你的事。但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说话、找个人做饭、找个人一起打发时间，那我劝你慎重。

搭伙过日子，不是找保姆，也不是找房东。两个人搬到一起住，钱怎么花，房子怎么算，以后谁养老，这些事都得掰扯清楚。你不好意思说，人家也不好意思问。可这些问题不解决，早晚会变成一根刺。

还有，你替自己的儿女想，人家也替人家的儿女想。两边的孩子掺和进来，事情就更复杂了。你不是跟你搭伙的那个人过日子，你是跟一个家庭过日子。

如果你非要搭伙，那就把话说到前头。钱怎么分，房子怎么写，以后谁照顾谁，说清楚了再搬到一起。说不清楚，就别搬。

我当初没想清楚，崔秀兰也没想清楚。我们两个想不清楚的人凑在一起，过了糊涂的一年半。她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两万块钱，算是补偿。她没要，说“你留着看病吧”。但她儿子后来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方叔，我妈这一年半也不容易，你给个十万八万不过分吧”。

我没回那条消息。但那条消息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跟崔秀兰之间，从头到尾就不是两个人的事。

一个人过，难。但跟一个不对的人搭伙，更难。

我今年六十八，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日子平淡，但踏实。我不再想搭伙的事了。我就这么过下去，过到哪天算哪天。

阳台上的阳光很好。我闭上眼睛，晒着太阳。楼下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沙沙地响。

日子还长。但一个人过，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