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3日,陈云抵达广州。火车在路上走了三天,他下车后没有先去休息,而是直接与外贸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见面,询问秋季广交会的准备情况。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商品能不能卖出去,更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市场、使用外汇和发展工业的问题。
陈云这次南下,并非临时起意。1972年4月底,他结束了在江西长达两年半的战备疏散,回到北京。同年7月22日,毛泽东对他的来信作出批示,同意安排适当工作。周恩来随后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重点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
那时的陈云已经七十岁。多年革命和经济工作的经历,使他对数字格外敏感,也清楚外贸工作不能只看口号。出口商品定价,便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在广州讨论价格时,他提醒有关人员,商品价格不能凭主观愿望决定。定得太低,国家吃亏;定得太高,外商不买,货物积压,还可能丢掉市场。话说得朴素,却直接触及外贸工作的基本规律:价格既要维护国家利益,也要考虑交易能否真正达成。
10月15日,秋季广交会开幕。第二天下午,陈云走进展厅,听取工艺品出口情况汇报。当谈到一件石雕时,外商报价八万元,他当即提出,既然价格合适,七点九万元也可以成交,不能为了追求高价,把东西放在仓库里。
这番话的分量,不仅在于几千元的差别。此前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人把提价简单看成正确,把适当降价视为错误,仿佛价格越高越有立场。陈云却把问题拉回实际:卖不出去的高价,并不能增加国家收入;能够成交、能够扩大出口,才是外贸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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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题材也让他颇为关注。玉刻、木刻、象牙刻以及丝织人物像,曾因涉及传统文化题材而受到限制。有人担心这类产品带有封建色彩,因而不敢生产,更不敢出口。陈云没有简单否定管理要求,而是提出应当划清界限。
他说,除反动、丑恶和黄色内容之外,传统文学中的许多题材都可以研究使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中的人物故事,也不必一概排斥。若基层担心承担责任,就由外贸部向中央写报告,得到明确意见后再放手生产。
这件事看似属于工艺品设计,实际关系到基层能不能办事。政策边界模糊,下面的人往往宁可不做,也不愿出错。陈云的办法,是把争论变成报告,把原则变成可执行的规定,既避免无原则放开,也防止把传统文化题材全部封死。
广交会期间,另一项更大的议题再次摆到国务院有关部门面前:一套价值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如何进口。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设备本身有没有用,而在于附件和配套原材料是否一并购买。
“四人帮”一方认为,进口主要设备已经是不得已,再连附件和原材料一起买,便是依赖外国,甚至指责国务院搞“洋奴哲学”。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帽子并不轻。可工业生产有自己的规律,设备不是摆设,缺少关键零件,整套机器就可能无法正常运转。
陈云听到这些意见后,态度十分明确。他指出,附件和原材料必须一起进口。这套设备建成后,每年可以生产300万吨钢板;如果因为缺少配件无法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300万吨钢板,损失远比节省下来的进口费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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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若要说这是“洋奴”,陈云便回答:“那就做一次‘洋奴’。”
这句话听起来尖锐,背后却是经济核算。所谓自力更生,并不等于拒绝一切外来设备,更不意味着明知国内暂时不能制造,还要为了姿态放弃必要的引进。真正的自力更生,应当是把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转化为国内生产能力,而不是让昂贵机器因缺少配件长期停摆。
在陈云坚持下,轧钢设备及相关附件、原材料最终一并进口。同期举行的秋季广交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3641名客商,出口成交额达到15.8亿美元,另有4.3亿美元进口成交。数字不能替代判断,却清楚说明,当时中国外贸正在艰难摸索一条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善于利用国际市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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