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号浅议之九：再看史上屈指可数的同朝而易国号

各朝国号乃立国之本，昭示“天命所归”；一经议定，为表江山永固、社稷永存，绝不轻易更改。然而历史仍有寥寥数起宗室不易、宗庙不移却同朝更改国号的案例。分析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一、为入主中原，易国号以承华夏之礼

依华夷之辨，“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北疆民族欲定鼎中原，必要受华夏之教化，从汉家之衣冠，重构承续汉家礼制的王朝法统，故有更改国号之需要。同样发源于广袤的大小兴安岭之间的晋末鲜卑与明末女真，入主中原前均有更改国号之举。

(一）鲜卑拓跋易“代”为“魏”，因“魏”更好听

386年，鲜卑拓跋珪重建代国，同年四月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笔者曾撰文《鲜卑拓跋国号易“代”为“魏”原因探析》，从“接续魏室正统、承接魏地国域、策应魏之谶语”三个角度作出推测。其中“代汉者，当涂高也”谶文发挥着关键影响：代，既有“代替”之意，又为代国之号，可解读为代国入主汉地，当改为魏号。彼时，承续汉家法统的晋朝早已衣冠南渡，北方疆域历经十六国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原汉民期盼天下归一。拓跋氏意欲入主中原，自要顺应天命大势，故而易“代”为“魏”。此外，“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即是指“魏”是好国号。

（二）爱新觉罗易“金”为“清”，曾“金”不好听

1616年，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建国，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金之国号，本是同为女真的完颜氏所立。整整五百年前，完颜女真以气吞山河之势，灭辽破宋，成为与南宋并立百余年的北朝。努尔哈赤树立大金旗帜，本意凝聚女真各部，重建女真金之声威。然而金兵南下造成的“靖康之变”，是汉地一大耻辱性伤疤。继位的皇太极“欲得中原耳”，自是不能沿用“金”为国号，否则难获中原士绅拥戴。故而在1636年弃汗号而称皇帝，废“金”定“清”，改女真为满洲，斩断完颜金的历史绑定，转向中原正统叙事。是故，其更改国号，皆因曾经的“金”于汉地不好听；虽然当年阿骨打选金为国号，取意于“惟金不变不坏”，象征国祚恒久。

二、为重塑正统，易国号以昭法统之正

“汉”与“唐”，是华夏史上并肩而立的两座盛世巅峰。再造“汉室”“唐室”，也是其宗室后裔（含冒认）在乱世举兵时争得民心的两面大旗。五代十国中，接连上演两出自编祖谱、攀附汉唐的大戏。

（一）刘䶮先定“越”，再树“汉”之旗号

917年，刘岩（后又更名刘䶮）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于番禺（今广东广州）称帝。因岭南古为百越之地，按“据其地域”之说，定国号为越。次年十一月，刘䶮自称汉室遗宗，按“承其先祖”之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是时，正值五代乱世，朱梁篡唐，中原礼崩乐坏。刘䶮重造炎汉，宣称“绍斩蛇之开基”，意在承续汉家宗庙，实现从“一方藩镇”到“华夏正统”的进阶。同时借此招揽中原士族，让岭南割据政权具备问鼎天下的政治号召力。

（二）李昪初立“齐”，再造“唐”之宗庙

无独有偶，在南汉之后二十年，杨吴的齐王徐知诰照着刘䶮的“剧本”重演一遍。937年，徐知诰代吴，按“依其封爵”之说，定国号为齐。939年，追认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为先祖，易姓李，更名昪，立唐室宗庙，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以齐代吴，名义受禅，实则篡代，为人臣之大不义。为洗白篡逆之名，自称唐朝宗室是一妙招；有如司马炎代魏，是借“吾与汉家报仇”的名义。况且彼时地居中原的后唐刚灭，取而代之的后晋向契丹割地（燕云十六州）、纳贡（岁输帛三十万匹）、称臣事父（以父礼事之），开启中原王朝向北疆游牧政权称臣的先例，“朝野咸以为耻，谓之‘儿皇帝’”。李昪割据江南虽无“地利”之便，重树唐号却有“人和”之势，可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昭显正统地位，策应天下追思“天可汗”盛唐的民心。

三、为另立宗庙，易国号以藏改朝之意

古代王朝宗庙秉承“祖有功而宗有德”礼制，开创基业之君主尊为太祖或高祖，帝位多在其直系后裔一脉相承（北宋为唯一例外）。而旁支宗亲继位，或有可能另起宗庙，祭祀自家祖宗。此间更改国号，实暗含改朝易代之意。十六国时期两例国号更改，本质皆是隐性改朝换代。

（一）刘曜易“汉”为“赵”，几近改朝换代

304年，匈奴部刘渊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为名，称为汉王；308年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刘渊是以汉室后裔自居，立太祖刘邦、世祖刘秀、烈祖刘备“三祖”宗庙，大有“四造炎汉”之势，以此宣示自身中原正统身份。

至318年，刘渊族侄（亦有养子一说）刘曜平定靳准之乱，迁都长安后即位。刘曜非刘渊直系后裔，无需遵从兴汉立国的祖制，更有统绪另立的需求。刘曜直言：“光文（刘渊）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遂调整礼制，舍弃汉家宗庙，重认匈奴为祖，以冒顿配天；同时追尊自身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为帝，建立自家天子宗庙体系。

至于国号，因刘曜称帝前是中山王，按“依其封爵”之说，本应定为“中山”。但中山为周代蕞尔小国，嵌于赵国腹地且被赵国所并，故取“中山，赵分也”之义，于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弃汉室旗号、改立匈奴宗庙后，刘曜赵国的国运迅速衰败。改国号同年，原麾下重臣赵公石勒亦自称赵王，形成两赵并立的对峙局面。十年后，石勒诛灭刘曜，匈奴刘氏几近灭族。匈奴刘氏入主中原，树立汉室旗号以收汉地民心。刘曜去汉复夷，割裂华夏法统，可谓违逆天道，实属自取灭亡。

刘曜称帝后的创制之举——改国号、迁国都、立宗庙，某种程度近乎改朝换代。只因刘渊对刘曜有抚养之恩，故仍以“元海（刘渊）配上帝”（配享天子宗庙祭祀）；还因刘曜称帝初期也是汉帝（318年—319年），据此史家将刘渊之“汉”与刘曜之“赵”合称为汉赵。

（二）李寿易“成”为“汉”，实属改朝换代

十六国另一同姓宗室更改国号者，乃偏居西蜀的大成李寿。

刘渊称汉王的同年（304年），李雄自称成都王，并于306年正式称帝，国号按“据其地域”之说，取自成都之成，谓之大成。大成立国后，历李雄、李班、李期两代三君。338年，李雄同祖堂弟、汉王李寿篡位。按“依其封爵”之说，改国号为汉。

李寿改朝换代之意比刘曜更甚，即位即改国号，全然是肇基建国之势。

一则自断宗血脉。其即位诏书言“与期、越非一族”，否认与李雄一脉的宗族关系，并“尽诛成主雄诸子以绝人望”。从礼制角度便能理解李寿所为，毕竟其非大成开国君主后裔，无继承帝位的资格。如承认属大成宗亲，则坐实谋逆篡位之名，只能与之切割。

二则自立宗庙始祖，将伯父李特（庙号太祖、追尊谥号景帝）、堂兄李雄（庙号太宗、谥号武帝）的宗庙改为大成旧庙，不再配享当朝天子宗庙祭祀。转而追尊生父李骧为始祖、谥号献帝，确立全新的宗庙体系。自古一朝宗庙，绝无两位始祖，改朝换代之意实已昭告天下。

又五后，李寿之子李势继位，有大臣借“荧惑守心”进言：“景（李特）武（李雄）创业，献（李骧）文（李寿）承基，至亲不远，无宜疏绝”，即表示成与汉是为至亲关系（同一祖父），请予恢复李成君主宗庙礼遇。李势“令祭特、雄”，但将其列入自家李汉宗庙。

据此可知，成（306—338）与汉（338—347），虽为一个宗族，却是两套宗庙。将其视为“成汉”一朝，是为传统史学一大谬误。

四、行双国号制，北疆游牧政权非易国号

北疆游牧政权立国，均以本部之名作为国号，如匈奴、如突厥。后续接触华夏礼乐典制，意欲经略中原的游牧政权遂按汉家礼制议定国号，又如契丹定为辽、蒙古定为元。同时保留本部原有国号，即是双国号制。后世对此多有认知偏差，以辽为例，误以为频繁更改国号：916年契丹立国，947年改国号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再定辽号。据现代学者对辽代墓志、契丹文献的考证，辽朝并行两套国号，汉地与草原各有侧重，并非废立更替。

同理，忽必烈一统天下，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增立国号“大元”，但未去除“大蒙古”国号，形成元与蒙古双重国号体系。故其既是中原帝王（元世祖），也称蒙古大汗（薛禅汗）。治理中原汉地，是以“大元”名号；面对草原宗藩，又以“大蒙古国”名义。

古礼有言：“受命王者，必择天下之美号”，国号为一朝正统之根基、天命之象征、国运之载体。纵观史上少数同朝更易国号的案例，从来不是简单的名号更迭，而是王朝法统重构、礼制重塑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