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要养育，也需要书写（问道古今）

对话人：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雪梅 阮可欣（本报记者）

广东潮州古城。 樊功厚摄

开栏的话

文化遗产从历史深处走来，沉淀为我们今日的文化底色，也赋予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与方向。本版新开“问道古今”栏目，邀请专家、学者对谈，辨源流、析肌理、探价值，以对话追问来路，以思考回应时代，让绵延的文脉接续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展开。主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以《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为题，表达对城市文脉传承的关注。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报记者对话陈平原，探讨城市文脉如何在人们的日常中传承。

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是一种历史责任

记者：文人关于故乡的书写、关于城市的书写有着悠远的文学传统，也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2001年起，您在北大开设相关课程，引领学生们“阅读城市”，从“重写文学史”转向“重建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这样的延伸与扩展对于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作为中文系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主要专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建构，以及如何“重写文学史”。进入新世纪，方才关心“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及写作，注重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的感时与忧国，以及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的隐逸与超越，相对忽略了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的现世与欲望。因此，很想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对古往今来“这一个”城市的论述。于是，有了“‘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中那段话：“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香港和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

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其得失利弊，需要认真辨析，专家学者有义务为“重建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做力所能及的事。虽然晓得我那些近乎杂感的文字，不见得真能发挥作用，但还是乐此不疲。

记者：您的家乡潮州现在火出了圈儿。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兴起时，潮州选择了在城外另谋发展，因此古城内部的格局保留了下来。这和城市化早期一些城市的旧城改造、大拆大建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城市更新中提倡“绣花功夫”“微循环”来保护空间肌理、历史风貌、文化生态，这些变化您在城市行走中体会很深吧？

陈平原：我之所以写文章表扬潮州保存古城格局，在城外另谋发展的思路，是充分理解“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其中牵涉领导干部的考核、投资的回报需求，以及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准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不是很容易协调的。直到今天，潮州的经济指标也都不理想，这里有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但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微改造，不迁原住居民，保留烟火气，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这些年，潮州确实火了，那座好不容易保下来的古城，迎来八方游客，节假日更是人潮汹涌，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那是因为，旅游业是惠民工程，主要作用在促就业，保民生，而不是增加GDP。因此，城市更新中，保护古城风貌，改良文化生态，主要着眼点不是经济指标，而是历史责任，即如何为子孙后代预留社会转型及文化更新的可能性。

城市发展须讲究“顺势而为”

记者：您提到已经消失了的古建，不宜重造，如何理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

陈平原：前些年的城市建设热潮中，我们曾因交通、城建、经济等考量，拆了若干精美的古建筑，现在看来后悔莫及。问题在于，当初没能保下来，很可惜，但并不意味着有必要恢复重建。以今天的经济实力及工艺水平，短时间内建成若干高低错落、流光溢彩的仿古建筑，一点都不难。但并非所有人都有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清“真迹”与“赝品”的。博物馆里的复制品之所以必须特别注明、古代器物修复时之所以保留残缺，以及旧城改造之所以强调“修旧如旧”，都是为了凸显“真实性”。

记者：在“建设城市”“经营城市”“打造城市”之外，您曾提出“养育城市”的概念。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陈平原：从相对平实的“建设城市”，转为“经营城市”，再到“打造城市”，这些概念的变化，表面上是一个动词的选择，背后却是一整套城市发展思路的置换。之所以主张采用春风化雨的“养育”，因为在我看来，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这是人文学者跟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希望凸显这么一种思路：城市本身有其生命，值得你我尊重，城市发展须讲究“顺势而为”。首先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而后才谈发展和未来。还有，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有所期待，但不拔苗助长。给城市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随时观察，并不断修正期待。

讲好中国的城市故事

记者：您曾说有好作家的城市，真的是“有福”，因为可以写出城市的气质。同时您也注意到过去城市的代言人是诗词曲赋、是文学家，现在则可能是音乐、歌曲、影视剧等新的载体。您如何看待各地出现的“为了……奔赴一座城”的网红模式？

陈平原：称有好作家的城市“有福”，那是因为，关于城市的前世今生，七情六欲，还有潜藏的欲望以及积累的潜能，往往只有作家能敏感到并将其准确表述出来，这需要直觉，需要想象力，以及很好的表达方式。当然，今天“作家”的定位以及“文学”的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恰当的表述，或许叫“书写”或“呈现”，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影像或声音；可以是虚构，也可以是写实；可以是文艺，也可以是学术。在我看来，与其关心那些很可能昙花一现的“网红打卡”，不如注重这些若隐若现的“文学地图”。

今天中国，凡文化底蕴稍为深厚的城市，都有很不错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但不见得都有兼及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城市建筑以及风土人情的文学馆。拿北京来说，位于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固然规模宏大，但其关注点是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不是首都北京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大都市应该另建一座类似“上海文学馆”那样集收藏、展览、阅读、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

记者：当下各级各类博物馆发展快速，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成为勾连“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的场所？您曾说城市建设一个博物馆容易，但培养公民走进博物馆的习惯、涵养对好的展览的鉴赏不易。对现在的博物馆热、建设博物馆之城，您有什么新感受？

陈平原：博物馆建筑与作为收藏、展览、研究三合一的博物馆文化，二者并不同步。多年前我曾感叹：博物馆的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好在最近这些年，民众观看博物馆的热情明显提升，各省市大型博物馆的常设展也都人头攒动。但我注意到一点，公众的目光过多集中在明星博物馆，导致好多藏品别具一格、展览很有特色的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

记者：在您看来，讲好中国的城市故事，寻找、阐释乃至重建城市文脉，文人、学者、民众可以贡献哪些力量？您倡导更多的人给自己的城市写一本城市读本，您觉得好的城市读本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多年以前，我说过，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与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才能被公众所接纳。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摩天大楼不再是国人孜孜以求的关键指标，城市更新与文脉接续成了主战场，这个时候，人文学者的关怀、学养与趣味，终于有更大发挥的空间。用什么办法，能让中外学界深耕多年的研究成果，被普通读者欣然接受，我以为编写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城市读本”，是个好办法。正如我在这届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发言的结尾所谈到的，“真希望有更多兼擅文采、学问、读者趣味与市场眼光的大专家，愿意俯下身来，撰写此等在学院评价中不算分数的通俗读物。单就保存历史记忆、塑造城市形象而言，此类图书比严肃的政策宣导或活泼的文旅推介更有效，也更长久。”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1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