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在甘肃烽燧遗址里发现了汉代七棱木觚，等仔细看清楚上面写的具体内容

引子：名句与遗诏真假之谜的提出

“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

这两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被视为帝王临终时对生死、对天地的最后告白。

有人将其归入汉武帝刘彻名下，认为是他留给继承者的遗诏片段。

然而，这两句话究竟是不是出自汉武帝亲笔？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枚被黄沙掩埋了两千年的七棱木觚之上？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这件文物，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学术争论。

一

1977年8月，甘肃玉门花海，戈壁滩上的风沙一如既往地吹着。

酒泉钢铁公司的几名职工利用假期来到花海镇附近的一处汉代长城遗址参观。

花海镇位于玉门市东北约三十公里处，这里残存着汉代长城和烽燧的遗迹，黄土夯筑的墙体在常年风蚀中变得低矮而破碎。

一名年轻职工在城墙拐角处蹲下身系鞋带，目光不经意扫过地面，看见几根筷子一样的东西半埋在沙土里。

他捡起来细看，上面隐隐有墨书的字迹。

这几根不起眼的木片被带回后交给了当地博物馆，专家们随即组织考古队赶赴现场。

一个多月后，在近两米深的坑底，考古人员清理出了91枚埋在沙土中的有字木简、木觚以及柹片，另有素简12枚，同时出土的还有竹制毛笔杆、笔套等遗物。

这批简牍后来被称为“花海汉简”，现主要收藏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件，是一枚长37厘米的木觚。

此觚为不规则七面棱形，通体以汉隶书写，共计212字，文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为诏书的一部分，计133字；后半部为一封书信，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

木觚中诏书的开头赫然写有“制诏皇大子”四字，这意味着它抄录的是一份皇帝写给太子的诏令。

专家组翻检古籍，未能找到与这篇诏书完全对应的传世文献。

木觚上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汉武帝遗诏的一部分。

二

在进入这枚木觚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先回到汉代西北边疆简牍发现的宏观背景。

花海汉简并非孤立的发现。

早在1930年，由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就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超过一万枚汉简，这批简牍被统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遗址群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包括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所辖的烽燧亭障和天田塞墙等设施。

1930年至1931年间出土的这一万余枚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文书等并称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972年至1973年，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约两万枚汉简，即所谓“居延新简”。

1999年至2002年，第三次调查又发现约七百枚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

花海汉简的出土正处于这一系列边疆简牍大发现的脉络之中，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出土了一件形制罕见、内容直接关涉皇帝遗诏的七棱木觚。

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位于玉门市花海乡东北约30公里处，属于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防区。

这批简牍的纪年最早为西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属于昭帝时期或稍晚的文书档案。

从出土地点和简牍内容判断，七棱木觚上的诏书抄件，是边塞戍卒或文书吏员誊录下来的。

三

木觚上诏书部分的核心文本，经学者整理后大致如下：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不复起。

谨视皇大（之笥），加曾朕在，善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

胡侅自汜，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身毋失。

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

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

去如舍庐，下敦闾里。

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这段话以皇帝的口吻告诫太子：朕身体不安，即将辞世，天地虽大，终不可长久视履。

你要善待百姓，赋敛有度，亲近贤圣之人，聚集谘询之士，奉行教化，自致于天子之位。

告诫后世子孙，要谨慎戒惕，不要辜负天地。

人终有一死，千万不要谄佞。

诏书的语气沉重而恳切，既有对生死大限的坦然，也有对继承者的反复叮咛。

值得注意的是，觚文的第七面还抄录了一封完整的书信。

信文如下：

“弟时谨伏地再拜请翁系足下：善毋恙，甚苦候望事。

方春不和，时伏愿翁系将侍近衣，幸酒食，明察蓬火事，边急，小人毋行所。

时幸甚甚，伏地再拜请。

时伏愿翁系有往来者，幸赐记，令时奉闻翁系□□严教。”

这封信是署名“时”的人写给“翁系”的问候信。

信中问候对方辛苦于候望之事，嘱咐他注意穿衣饮食，明察烽火之事，并请对方有便人时赐信。

从“候望事”“蓬火事”“边急”等用语来看，通信双方都是边塞上的戍卒或低级官吏。

信的末尾还有“伏地再拜”的套语，格式完整，语气真挚。

一封是皇帝遗诏，一封是边塞戍卒的私人问候信，两者被抄录在同一枚木觚上，这种组合本身就耐人寻味。

四

围绕这枚木觚最大的争议，在于诏书的真伪。

质疑首先来自时间上的矛盾。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病重，三月二十七日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两天后的三月二十九日病逝于长安五柞宫，年七十一岁。

换言之，刘弗陵被立为太子与武帝去世之间，仅隔了不到三天。

在这三天之内，汉武帝已处于病危状态，史载“上疾笃”，霍光涕泣问以后事，武帝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这样一位垂危之君，是否有精力亲笔撰写一份一百三十余字的完整遗诏？

更关键的是内容上的矛盾。

木觚诏书通篇是对太子的训诫，涉及“善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表教奉先”等治国原则，语气从容，结构完整，像是一份精心撰写的政治遗嘱。

而《汉书·霍光传》记载的武帝遗诏，核心内容却是人事安排——“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是一份关于权力交接和辅政人选的诏令，与木觚诏书的劝诫风格截然不同。

如果木觚诏书确为汉武帝亲笔，那么它与《汉书》所记的托孤遗诏是两份不同的文书。

但问题在于，武帝在去世前仅两三天才立太子，此前他迟迟未正式册立刘弗陵为储君，遑论为一位尚未正式册立的太子写下长篇训诫。

另一种可能是，木觚诏书是武帝在更早时期写下的，后来被抄录流传。

然而诏书中“朕体不安，今将绝矣”的措辞，明确指向临终之际，与武帝病重的时间窗口高度吻合，这就使“亲笔说”面临难以回避的困境。

五

面对这些矛盾，学者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解读路径。

第一种解读认为，这枚木觚上的诏书并非真正的武帝遗诏，而是汉代学生的习字范本。

从书法角度看，木觚上的字迹大多写得生疏，用笔不讲究，专家们一般认为这是小孩初学练字的程度。

汉代边塞的官吏及其子弟有学习书法的需要，他们往往以诏书、律令等官方文书作为习字材料。

抄写一份“皇帝遗诏”既能练习书法，又能熟悉朝廷的政治话语。

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中保存这份抄件，或者正是因为它是当地习字教育的范本之一。

这一解读可以解释为什么诏书内容与正史所记的托孤遗诏不同——因为它本就是一份流传于边塞的、可能经过改写或节录的文本，而非朝廷正式颁布的遗诏原件。

第二种解读则更为大胆，涉及昭帝初年的政治斗争。

汉武帝去世时，昭帝刘弗陵年仅八岁，朝政大权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位辅政大臣共同执掌。

然而，武帝的几个成年儿子对幼弟即位心怀不满，其中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最为活跃。

燕王刘旦在昭帝即位后不久便暗中联络宗室，准备造反，甚至散布“昭帝非武帝亲生”的谣言以动摇其合法性。

朝野内外人心浮动，新生的昭帝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有学者据此提出，木觚诏书可能是霍光等人为稳定昭帝地位而伪托武帝口吻制作的“遗诏”。

这份诏书的重点在于劝诫太子“善禺百姓”“存贤近圣”“表教奉先”，其核心意旨是树立一个仁德明君的形象，从而为年幼的昭帝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背书。

如果这份诏书在昭帝初年被公布全国，它可以在舆论上强化昭帝作为武帝指定继承人的正当性，同时对觊觎皇位的燕王、广陵王形成压制。

诏书抄件出现在边塞烽燧的文书档案中，也符合朝廷向边疆各地传达重要政治文件的传播路径。

六

两种解读各有理据，但也各有薄弱之处。

习字范本说能够解释字迹生疏的问题，却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份“习字范本”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对应。

如果它只是练习用的普通文本，为何会选择一份如此特殊的“遗诏”作为范本？

反过来，霍光伪托说能够解释诏书的政治功能，却面临一个技术性难题：霍光若要伪造武帝遗诏，为何要伪造一份侧重于道德劝诫、而非权力安排的文本？

真正能巩固昭帝地位的文件，恰恰应该是明确指定辅政人选的那份诏书，而不是一篇泛泛的训诫。

也许真相介于两者之间。

木觚诏书可能是基于武帝真实诏令的某种改写或节录，在流传过程中被边塞吏员抄录下来用于习字。

它的文本来源可能并非武帝亲笔，而是昭帝初年由朝廷制作并颁行各地的一份政治宣传文件。

这份文件以武帝的口吻训诫太子，实际上传达的是辅政集团对昭帝的期待和要求。

它在边塞的出现，既反映了朝廷政令向边疆的传播，也折射出戍卒子弟教育中对官方话语的模仿和学习。

觚上的那封书信，则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署名“时”的写信人挂念着“翁系”在边塞的辛苦，叮嘱他注意穿衣饮食，留心烽火之事。

这封信与诏书并列于同一枚木觚之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一边是帝国的最高政治训诫，一边是边塞小卒之间的日常问候。

一个戍守在戈壁烽燧上的普通士兵或文书吏，在练字时抄下了一份“皇帝遗诏”，又在同一枚木觚上给远方的同袍写了问候信。

这枚木觚既承载着帝国的宏大叙事，也保存了个体的微小情感。

七

这枚七棱木觚从玉门花海的烽燧遗址中出土，其意义远不止于提供一份可能失传的遗诏文本。

从史料价值而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世文献之外的观察窗口。

汉代皇帝的诏书如何从长安向边塞传播？

边塞吏员如何抄录和利用这些官方文书？

戍卒子弟的教育以什么为教材？

这些问题在传世史书中几乎找不到答案，而简牍文物提供了切实的线索。

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木觚诏书所反映的昭帝初年政治危机，与《汉书》的记载形成了呼应。

《汉书》记录了燕王刘旦谋反、上官桀与霍光争权等事件，而木觚诏书的存在——无论真伪——至少说明武帝遗诏在当时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和传播的政治符号。

霍光等人是否利用了“武帝遗诏”的权威来巩固昭帝统治，史书虽未明言，但从政治逻辑上看是完全可能的。

木觚诏书的真伪也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判定。

它可能是一份真实遗诏的抄件，也可能是一份政治宣传文件，还可能只是一份边塞学童的习字作业。

但无论哪种情况，它都真实地存在于汉代边塞的日常生活之中，被真实的人抄写、保存和使用。

它的真伪之争本身，就是汉代政治史和边疆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八

回到玉门花海那处烽燧遗址。

1977年夏天，那个弯腰系鞋带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他捡起的几根“筷子”，会牵出一段跨越两千年的历史追问。

木觚上的文字从沙土中被唤醒，墨迹虽经千年而依然可辨。

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人固当死，慎毋敢佞”——人终有一死，千万不要谄佞。

无论这段话是否出自汉武帝本人之口，它被抄录在这枚木觚上，被带到了河西走廊最遥远的烽燧之中，被一个可能在戈壁风沙中度过一生的无名戍卒所书写。

那封书信的末尾，写信人“时”请求“翁系”有便人时赐信，“令时奉闻翁系严教”。

这句话没有等到回音。

烽燧早已坍塌，戍卒早已化为尘土，只有这枚七棱木觚留了下来。

它的七面棱角在两千年的风沙中被磨得温润，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考古工作者会在另一处烽燧遗址中，发现与之相关的文书，找到诏书的其他抄本，甚至找到回信。

那些被埋在黄沙下的木片，仍然在等待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