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8月，陕北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朱德等人面对一张并不宽裕的编制表，开始处理红军改编带来的难题。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红军必须尽快走上抗日战场；但国民政府给出的番号和编制，却远远装不下这支队伍。
按当时的统计口径，红军总兵力约有8万人。经过谈判，红军主力最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六个旅、十二个团，名义兵力约4.5万人。
这不是简单换个番号。
红军原本希望以更大的规模投入抗战，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只承认三个师的编制，并依照核定人数拨发军饷和装备。编制被压缩，意味着许多干部和战士无法直接挂在作战部队名下，粮饷也没有相应保障。
蒋介石的算盘并不难看出：既要红军抗日，又要把它限制在较小规模内。对八路军来说，这是一道现实难题。若完全接受，几万名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人员就可能被排除在外；若拒绝改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会受到冲击。
毛泽东等人没有把问题停留在争论上，而是从组织结构里寻找空间。三个师的直属队，便成为第一处安排人员的地方。
国民党军队的师部通常设有骑兵、炮兵、特务等直属单位，人数并不算多。八路军在上报时，也沿用了这一形式，但直属队并非只有几百人，部分单位实际接近营、团规模，承担着通信、运输、警卫、侦察和后勤等任务。
这样一来，三个师的直属系统就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编余人员。名义上，他们属于师部所属单位；实际上，许多人依旧保持着较完整的战斗和工作能力。经费不足怎么办？除了有限拨款，只能依靠部队节省开支，并通过自筹粮秣来维持。
第二个安排，是在陕甘宁边区保留一支力量。
抗战开始后，延安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重要指挥中心。这里既要保护机关、仓库、交通线，也要维持边区秩序，不可能只靠几个临时警卫班解决。于是，中央军委从师直属队抽调人员，又吸收部分没有列入三个师正式编制的红军官兵，组建八路军留守兵团。
留守兵团约有八千余人，萧劲光任司令员。有人曾问：“不上前线，是不是就不算打仗？”这句话并没有被简单回答。延安方面很清楚，守住后方，保护交通和物资，同样是战争的一部分。
留守兵团承担的任务并不轻松。日军飞机轰炸、边区治安、河防警戒、交通护送，都需要可靠的部队。更重要的是，留守兵团还负责整训、生产和保卫机关，为前线部队提供了稳定支撑。
第三条路，是扩大教育和训练体系。
抗日军政大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许多暂时没有进入一线编制的干部、战士，被安排到学校学习。课程并不只是识字和队列，还包括政治理论、军事指挥、群众工作、参谋业务等内容。对红军来说，这既是安置人员，也是储备干部。
抗大后来发展出多个分校，部分分校规模达到数千人。战争一旦出现伤亡，或者新部队需要干部，学校学员就能分批补入。许多红军老战士由此完成了从普通战士到班排干部、从基层骨干到政治工作者的转变。
有意思的是，这种安排改变了“没有正式番号就没有作用”的看法。有人暂时离开枪口，并不等于离开了战争。学习、训练、筹粮、做群众工作，同样在为抗战积蓄力量。
还有一部分人员，则因伤病和年龄原因离开现役。
土地革命战争持续多年，红军中有不少人负过伤，患有慢性疾病，却一直没有条件彻底治疗。全面抗战爆发时，他们有的已经难以长途行军，有的不能继续承担高强度作战。中央没有把这些人当作包袱，而是根据身体状况，安排他们转入边区地方工作，或返回家乡，并给予一定退役安置。
这部分人数约有数千。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从事地方政权、交通运输、民兵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仍然参与了抗战，只是岗位从战壕转到了后方。
因此，所谓“八万人变成四点五万人”，并不是三点五万人突然消失了。它更像一次严厉的组织重组：一部分进入师直属队，一部分编入留守兵团，一部分走进军政学校，还有一部分退出现役、转入地方。
八路军的正式编制只有约4.5万人，但抗战初期真正发挥作用的力量，显然不能只看番号上的数字。许多没有列入三个师的人员，后来通过独立团、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和训练系统重新汇入抗战力量之中。编制有限，队伍却没有因此停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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