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古墓罕见出现，7口棺木用糯米汁浇筑，墓中挖出上亿珍宝

1993年，打浦桥工地上一声“挖不动了”，硬生生把一台挖掘机吓停了。

司机一开始还以为又碰上什么乱葬坑，可当泥浆退去、青砖露头，下面那一整片被糯米汁浇筑得像水泥板一样的墓墙，像一只巨兽的脊背慢慢浮出地面——谁都没想到，上海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段下面，静静躺着一整个明朝顾氏家族。

七口棺木并排安放，封得死死的，糯米灰浆在潮湿土壤里硬挺了好几个世纪，连挖机都几乎撼不动。再往里看，玉器、金饰一件接一件被端上来，保守估计价值上亿元。现场有人悄声嘀咕：“清官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贝？”很快，跟在后面的一句解释，把这句质疑打回了原形——“这是嘉靖朝皇帝重用的大臣之家。”

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

很多上海人现在提起打浦桥，想到的都是商场、住宅楼、车水马龙，很少有人记得，短短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坟地连着棚户区。肇嘉浜路还没高架，周边乱砖矮墙、棚屋相间，河边潮湿阴冷，到了阴天雾气一腾，有些老人明明是说自己眼花了，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这块地方不干净”。

那一年，是1993年，打浦桥区域开始大规模开发，大片公墓被规划迁走。工地上，推土机来回碾，挖掘机一铲一铲往下刨，原本规整的墓碑倒了一地，白骨与碎棺混在泥土里，工人们干久了也练出一副“见怪不怪”的脸。

直到那天中午。

上海的夏天，日头毒得很，工人们简单扒了几口饭，又上了机器。挖机师傅对着一块已经清空旧墓的地儿继续往下挖，本来以为是平常的黄土，谁知动静越来越不对劲——铲斗砸下去，“咚”的一声闷响，手上能感觉到一种硬实的回弹。

“是不是石板？”旁边有人喊。

又往下挖了一铲，泥土被扒掉之后，露出的是一整片规整的青砖面，而且不是普通砌法，而是向内弯拱，隐隐像个穹窿。

有经验的工人当场就不干了：“这是大墓！别乱挖了！”

上海人心里有数，这么成规模的砖石结构，又不是现代建筑打的地基，只可能是古墓。况且打浦桥这一带，早就传过几回“下面还有古人墓”的风声。之前潘氏家族墓就是在公墓下面又挖出来的，谁都不想背上个“破坏古墓”的名声。

现场负责人的态度很干脆：停工，封锁，报文物部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顶住压力。那会儿开发节奏紧，工期一拖，背后就是一连串成本和责任。不过这个负责人做了个在今天看来特别庆幸的决定——宁可晚点交工，也不能乱挖乱动。

很快，市文物管理部门和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人陆续赶到。勘探、测量、记录，一套程序下来，结论很明确：这是一组明代家族墓，而且规模不小，至少七座，属于需要抢救性发掘的重点对象。

随着表层土一点点剥离，真正的结构逐渐清晰：墓室大约在地表下两米多，整体占地数百平方米，以青砖砌成，外层用石灰、糯米和三合土密封，穹窿顶封口，再用糯米汁浇灌加固。对今天的人来说，糯米是餐桌上的年糕和汤圆，可在古代能工巧匠手里，糯米汁和石灰调成的灰浆，硬度、粘合度一点不比现代水泥差。

挖机挖不动糯米浆，并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实打实是古代材料学的成果。

这一套做下来，有个很现实的结果：普通盗墓贼根本啃不动这种结构。所以考古人员一边往下清理，一边心里犯嘀咕——这么坚实的大墓，没被盗过，那里面的东西，很可能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真正打开墓室的时候，是在一连串清理、加固、拍照之后。

那几天，工地附近一下子安静下来。机器停了，警戒线拉起，只有考古队人进进出出。外面围观的老百姓不少，隔着距离，只能看到墓坑慢慢往深处延伸，谁都不知道下面埋着的是怎样一个故事。

先露出来的是墓道，再往里走，是并排的七座墓室，青砖砌的墙体几乎没有塌陷痕迹，穹窿顶也完好。“一家子。”有人轻声说了一句。

正式开棺之前，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明代棺木普遍讲究厚重，木料选的好，密封做得足，再加上糯米灰浆这种“超强防腐装置”，意味着里面的环境跟外面完全隔绝，有可能看到尸身、随葬品保留得相当完整。

当第一口棺木的封泥被慢慢铲开，棺盖一点点被撬起，工地周围连呼吸似乎都轻了几分。

七具棺木里，有三具早就在岁月、渗水和细微缝隙带来的空气侵蚀下不成样子了，棺材腐朽，骨骸残缺，陪葬品散了架，只能一点点抠出来做登记。令人意外的是，剩下四具棺木保存得惊人完好——木质发黑发亮，上面还完整覆盖着一层锦罩。

那锦罩，乍看只是岁月磨旧的织物，颜色偏暗，细看却仍看得出当年的精细纹理。织金、织花，丝线虽失了光泽，却保住了形。最关键的是，上面还写着字。

考古队里有熟悉明代墓葬形制的专家，很快就意识到：这可能是墓主身份的最直接线索。于是，锦罩被小心翼翼地掀开、摊平，照相、描摹，半模糊的墨迹在灯光下复活。

锦罩之上，是一行行端正的明代楷书。顾某某之柩、某某府君、某某夫人，字里行间供出一个名字——顾从礼。

顾从礼是谁？没几分钟，考古队里就有人点出：嘉靖年间人物，字子敬，精书法，曾因抄录《永乐大典》被嘉靖皇帝召入宫中讲书，后任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四品官职，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中枢官员。

再看旁边一口棺木的锦罩，另一个名字跳出来——顾东川。这个名字，对于熟悉明代医学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本名顾定芳，“东川”是其号，出身上海本地，是嘉靖时期有名的御医，曾在朝中掌御药、诊治皇室，医名远播。

锦罩上，父子身份、品秩、封号写得清清楚楚。很快，专家们就基本确认了这座墓的性质——这是明代上海顾氏家族墓，墓主人核心是顾东川与其子顾从礼，再加上几位家属，总共七口棺木，共同组成了这个家族在地下世界的“最后归宿”。

接下来几天的发掘，可以说是一层层把历史翻出来。

先说棺木本身。顾从礼的棺木打开后，里面的场景让在场不少人后背发凉——不是恐惧，而是那种直面时间的震撼。

上海地区的土壤、水汽、气候，其实并不利于尸体保存。此前出土的古墓中，大多只剩白骨，稍好一点的也只是衣物残留。因此，当棺盖打开，大家看到里面躺着的，不是一具骨架，而是一具保存相当完整的干尸时，现场还是有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干尸的面部轮廓依稀可辨，皮肤已经干枯、贴骨，表情在时间长河中被抹平，衣冠却仍严整如仪。身上穿着的是官服，纹样虽有脱色，仍能看出是符合其品级的服饰。覆尸布、枕具都还在，只是颜色暗沉。

这是上海地区考古工作中第一次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代干尸，对研究明代江南地区葬俗、保存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证明，糯米灰浆加高密封结构，在特定条件下，确实能把尸体与外界完全隔绝，形成一种近似“天然防腐箱”的效果。

相比之下，顾从礼妻子的棺木打开时，气氛就有些惊悚了。

棺木一开，里面的尸体已经严重风化，肢体扭曲，面目难辨，唯一清晰刺眼的，是那一袭红色诰命夫人官袍。朱红色在黑暗背景里格外抢眼，配上被风化拉扯变形的尸身轮廓，不少围观者隔着几米远看了一眼，转身就说“晚上要做噩梦了”。

但对考古人员来说，恐怖电影般的画面只是一瞬间的感受，更多的是职业的敏锐——这身红色的诰命服，意味着墓主身份不低，至少是受封命妇，和顾从礼父子作为受嘉靖皇帝重视的官员相呼应。

真正令考古队激动的，是一件件从棺中、小匣中、小坑中被清理出来的随葬品。

按照明代礼制，中高级官员随葬玉器、铜器、金器并不稀奇，只是随着时间和盗掘，大多数墓葬里的器物早已不完整或被洗劫一空。然而顾氏古墓的糯米封固，像是在外层套了一个装甲壳，几百年间，盗墓贼难以得手，这才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基本完整的“时间宝库”。

统计下来，这次发掘共出土玉器二十八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金镶玉制品，做工精致。比如那件被反复提起的“白玉镂雕孔雀牡丹纹嵌饰”——整体用白玉雕成，玉质细腻，温润带光泽，图案是孔雀穿梭于牡丹丛中，花瓣层层叠叠，羽毛根根分明，每个细节都需要匠人拿着小工具一点一点抠出来，稍不留神就会断裂。

再比如“白玉镂雕葵花绶带纹嵌饰”，葵花盛开，绶带蜿蜒，线条流畅柔和，镂空部分均匀匀称，透光之后层次分明。这类嵌饰，多数原本用于衣带、帽顶或器物装饰，当年的顾家人戴在身上、用在案头，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对于今天的文物界来说，它们则是研究明代江南工艺水平的珍贵样本。

玉器之外，还有数量可观的铜器、金银饰物、瓷器等。很多东西，并不靠“土豪”式的体量取胜，而是靠细腻见功力——比如小巧的金饰扣件，线条流畅，纹路清晰；比如瓷碗，釉色匀净，胎体轻薄，这些都说明，当年的顾家生活水准不低，审美也相当讲究。

有人问：既然传说顾东川、顾从礼父子是明朝“清官”“忠臣”，那这些珍宝又从何而来？是不是和“清廉”二字对不上？

这个问题，也曾在当年引发过不少讨论。

答案其实得回到历史语境里去看。嘉靖一朝，朝政复杂，有严嵩这样的权相，也有一批被皇帝视为“可用之才”的臣子。顾东川作为御医，掌管的不是钱粮，而是皇帝的性命和健康，这个位置如果不信任，他连御药局的门都进不去。御医本就待遇不低，再加上偶尔“赏赐一些”，金银器物随葬，并不稀奇。

顾从礼则是文臣，因抄录《永乐大典》入目嘉靖，被召入宫讲书，之后仕途并不算顶级飞黄腾达，但一直在核心部门做实职官。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都是管理皇室用度、车马、饮膳相关的职位，既让皇帝看见，又不直接掌大钱口，在那个充满猜忌的年代，反而是一种“安全位置”。

各地地方志与明清笔记里，对顾氏父子有“清谨”“廉慎”的评价，但所谓“清官”，在当时并不是“身边一件金器都没有”，而是“不贪民财、不滥用权势、不上下其手”。皇帝把几件玉器赏下来，让你带回老家随葬，这与贪墨截然不同。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官做了一辈子，家里连像样的器物都没有，倒未必是好事——那说明他既不得宠，也无功无赏。

更重要的是，这些玉器并没有被后代拿去炫耀敛财，而是安静地陪着主人躺在地底数百年，直到今天才被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放进恒温恒湿的库房，或者安置在展柜中，隔着玻璃向世人展示一个家族曾经的荣耀与气度。

顾氏父子在史料中的形象，远不止“会抄书”“会行医”这么简单。

嘉靖中后期，朝堂风雨飘摇，严嵩父子权倾一时，“朋党”“贿赂”成风，为官清直者处处掣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官、技术官、医官反而成了维系秩序、推动地方事务的关键。史书虽未大书特书，但地方志、碑刻等零碎记载拼在一起，可以看到顾氏父子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做过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比如修城。上海县城墙的修建与加固工程中，就有顾氏出力的记录。明代的上海还远不是今天的国际大都市，而是一座成长中的江南商港，海潮、江水、倭寇，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修城墙不是“面子工程”，而是保命工程。砖石一块块砌上去，城内百姓才睡得安稳。

再比如抗倭。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侵扰频仍，江浙一带吃了不少苦头。医官、地方官在这场战事背后承担了大量后勤保障工作——筹集军需、救治伤员、安置流民。顾东川作为医家出身，参与救治、防疫不难理解；顾从礼在地方施政、筹粮调度方面的功劳，也有零星记载。

至于“智斗严嵩”这类说法，多半出自后人笔记、演义，夸张成分不少，但从“敢谏”的史料记载看，他确实不是一味阿附权臣的那类官。

时间再拉长一点你会发现，一个家族能在一朝之中父子相继立足，并不容易。很多官宦之家，因为站错队、说错话、得罪人，整个族谱上都是骤然断开的生死符号。顾氏父子最后能安然退居乡里，葬于故土，有墓有志，不被拆毁，其实已是难得的“善终”。

所以，当1993年工地上那七口棺木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几件精美玉器和一具“上海第一干尸”，而是一个在大时代中谨慎行走、努力持守的江南家族的缩影。

发掘结束后，工地很快恢复施工，楼还是要盖，路还是要修，城市不会因为几口古棺停下脚步。但顾氏古墓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挖机的轰鸣声被重新淹没。

先是考古和文博界的震动。上海作为近代以来崛起的大都市，谈起“历史感”，人们常想到的是外滩万国建筑、弄堂老屋、近代工商业遗存，对更早的明清层面的城市故事，印象反倒没那么深。顾氏古墓的出现，相当于在地图上用力划了一道线：上海的记忆，不是从租界、洋行那一页才翻开的，而是更早地，写在这片土地下面。

后来上海博物馆推出相关展览时，就曾把顾家出土的部分玉器、随葬品集中展示，让观众能真实看到这些地下沉睡数百年的器物。从展柜外看，那些玉雕花鸟、金镶玉饰，不再是古籍里的几个词，而是一件件有重量、有温度的存在。很多观众站在玻璃前面，会不自觉去想：当年是谁戴着它？那个人写字时是右手佩戴还是左手？他会不会也在夏天觉得衣服太重太热？

与此同时，关于“糯米灰浆”“干尸防腐”的讨论，也在媒体上热了一阵。有人一边惊叹古人的智慧，一边又在论坛上半认真半玩笑地问：“以后还敢不敢随便在老城厢乱挖？哪天挖出一个大夫人红袍干尸，晚上都不敢走夜路了。”

但真正值得回味的，不是这些谈资，而是我们在面对一座古墓时，态度的变化。

要知道，在更早的年代，类似的发现很可能会在“赶工期”的压力下被草草处理，甚至直接毁掉。1993年的打浦桥工地，以停工、上报、请专业队伍进场的方式处理，体现的是一个城市对于自身历史的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可脚下的每一层泥土里，可能都压着前人几百年的生活痕迹，那也是这座城市的资产。

顾氏古墓之所以能保存得这么完整，除了明代工匠对糯米灰浆的精细掌握，很大一部分也要“感谢”之前那片大公墓。近现代的公墓像给它又加了一层“遮蔽物”，盗墓贼不容易意识到底下还有一套更早的大型墓葬。直到商品房、商业中心的建造开始，这座明代墓才真正被现代人发现。

墓被打开的一刻，时间的断点被打通了。嘉靖年间修城筑堤的担忧，清末民初迁坟混乱的无奈，改革开放后大拆大建的热火朝天，统统踩在同一块地上。有时候你会觉得，城市发展就是一场不断覆盖和被覆盖的过程，而考古，恰恰是在那些被认为“该推平”的地方，挖出一条通往旧日光影的小路。

今天再经过打浦桥，高架车流像一束束光线从头顶滑过，商业街灯火通明。很少人会想到，二三十年前，这里曾经围着一圈人，探头探脑地望向一个大坑里几口静默的棺木。

顾东川、顾从礼父子也终究没料到，他们死后几百年，还有一天会被后世连棺带人“请”出地面，裹挟着各种标签——“明朝忠臣”“御医”“嘉靖宠臣”“清官”“玉器收藏家”——在自媒体时代被反复拆解、拼贴。

但有些东西，是标签之外的。

比如那一砖一瓦砌起的墓室，透露出的，是一个家族对“体面死去”的执着。

比如锦罩上那些已经半褪色的墨字，证明的是，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功业与归属。

再比如，那些陪葬的玉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美的理解，对“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的判断。

站在今天回看，顾氏古墓并不是所谓“爆款故事”里最刺激的那种——没有机关暗道，没有夜黑风高盗墓惊魂，没有朝代更迭的剧烈冲突。它安安静静地躺了几百年，被挖出来时，也是在阳光底下，被一群戴着手套、拿着刷子的考古队员小心打理。

可是，恰恰是这种“安静”，构成了现实里大部分历史的底色。真正支撑起一个朝代运转的，大多不是舞文弄墨写进正史的惊天剧目，而是一桩桩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的修城、治病、理政。顾东川在御医局里写下的药方，顾从礼在案头抄写的《永乐大典》，他们在上海城墙旁留下的脚印，最终都被压进泥土，归于尘埃。

所幸，还有一群人，会在几百年之后，把这层尘埃轻轻拂开。

1993年打浦桥工地上的那一声“挖不动了”，在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师傅对机器状况的抱怨，却无意间成了上海城市记忆的一次转折点。糯米汁浇筑的墓墙挡住了铲斗，也挡住了时间对这座墓葬过度的侵蚀，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站在今天，面对那七口棺木，重新认识一个家族，也重新认识脚下这座城市的根。

或许，以后再走过那片看似普通的路口时，你心里会多出一句话：这里，曾经睡过一整个明朝顾氏家族。楼是新的，故事却很旧。城市向上长得越高，越需要时不时往下看一眼，记起自己是从哪一层泥土里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