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留下“24块石”遗址。这些石块到底有何用途？

牡丹江封冻的时节，江面像一块被磨平的灰铁，从敦化北面的牡丹岭一路铺展到宁安镜泊湖。

江东社区的华康大街北侧，一处高出路面约一米的高台之上，二十四块玄武岩分三行排列，每行八块，东西为纵，南北为横。

石头高约八十厘米，直径约六十厘米，两侧的六块石头上留着人工打凿的凹槽，有八边形的，有六边形的。

其中一块不见了。

当地人说，那块石头被大风卷走了。

狂风从牡丹江的江面上刮过来，把一块上千斤的玄武岩连根拔起，抛进了山野江河。

这个说法在敦化流传了很多代，没有人去追问风从哪里来，石头又落在了哪里。

剩下二十三块石头蹲在高台上，朝着东南方向，沉默地望向一公里外的敖东城遗址。

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人员第一次来到江东二十四块石遗址时看到的景象。

他们在石头周围的地表采集到板瓦残片和筒瓦碎片，瓦片上有明显的渤海风格纹饰。

土层往下挖，没有砖，只有瓦。

瓦盖的建筑，没有砖墙——这或许是一座亭子，或许是别的什么。

没有人能说得准。

石头本身倒是有个共同的名字。

在东北和朝鲜半岛，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发现了二十多处同样形制的遗存：大型玄武岩石块，整齐分为平行的三排，每排八块，不多不少二十四块。

其中中国境内九处，朝鲜半岛三处。

仅在从敦化到黑龙江宁安上京龙泉府这一百五十多公里的路上，就发现了十处，平均十五公里一处。

敦化境内有四处，自西向东依次为江东遗址、官地遗址、海青房遗址、腰甸子遗址。

这四处遗存串联成线，规制同源，恰好分布在渤海旧国通往上一京的古驿道两侧。

排列的方式各处略有不同，但数量始终是二十四。

这个数字本身就带着某种固执的意味。

关于这些石头的用途，民国二年，魏声龢在《鸡林旧闻录》中留下了一条最早的记载。

他写道，牡丹江左岸东南约里许有一高阜，周围数步有石础二十三块，缺了一块，分列三排由东向西，当地人“谓系当年仓库址而荒远无可稽矣”。

魏声龢的记录很短，他也没有给出判断，只是把听到的说法记了下来。

仓库。

这是关于二十四块石的第一个解释。

三十多年后，当考古人员再度审视这些石头时，坊间已经流传开更多说法。

有人说这是晾晒台——渤海先民多以捕鱼为生，晾晒海货是日常劳作，石头平整的表面恰好可以用来铺晒鱼干。

有人说这是祭祀台——古人祭祀神灵，用二十四块石头搭建祭台，数量本身就是虔诚的证明。

有人说这是停灵台——敦化六鼎山有一片渤海王室古墓群，灵柩在抬往墓地的途中不能直接落地，需要在石头上临时停放。

有人说这是地标石——古代东北原野辽阔，行人容易迷路，用石头标记方位。

有人说这是压船石——渔民出海时在船上放置石头以保持稳定。

还有人说这是地基石——方正的石头是建筑的础石，地面的建筑早已毁坏殆尽。

六种说法，每一种都有人信，每一种都有人不信。

考古学家在江东遗址和周围几处同类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

他们在石头周围的地下发现了瓦砾和残砖，将出土的瓦片砖块与六鼎山古墓群和敖东城遗址的同类遗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构件。

既然有瓦，就有屋顶；有屋顶，就有建筑；有建筑，就需要地基。

二十四块石排列规整，间距约半米，正好可以支撑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建筑。

有学者根据础石的间距复原了平面布局，建筑面积大约在二十五到三十平方米之间。

这个尺寸，做亭台合适，做驿站合适，做仓库也合适。

但问题在于，二十四块石遗址的数量太多了。

仅在敦化到上京龙泉府的路上，十五公里就有一处。

如果每处都是一座驿站亭台，这条路上的驿站密度未免太高。

如果每处都是祭坛，祭祀的频率也未免太密。

有学者因此提出，它们应该与渤海国的交通系统有关——或许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每隔一段固定的路程就设置一处，供行人歇脚或指示方位。

渤海国王死后归葬祖墓地，灵柩经过这些建筑时，可以在路边的临时祭坛上停留。

这个说法把祭坛和驿站两种功能结合了起来，但它同样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

二十四块石的身份悬而未决，而渤海国本身的历史，也像这些石头一样，留存的记载零散而稀少。

公元六九八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筑城以居，建立震国。

东牟山就在今天的敦化一带。

七年后，唐玄宗遣郎将崔忻前往册封，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

从此，“靺鞨”之名不再使用，专称“渤海”。

《旧唐书》卷一九九记载了这次册封的经过，崔忻的使命完成得很顺利，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从此确定下来。

大祚荣的都城在敖东城，就在今天敦化市区东南，牡丹江北岸。

城垣土筑，分内外两城，外城长方形，周长约一千二百米。

这座城作为渤海国第一个首都，时间长达五十年，直到七四二年迁都中京显德府为止。

敖东城遗址至今仍存，残墙断垣散落在牡丹江畔，被列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渤海国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域“地方五千里”，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居民由靺鞨人、高句丽人等多民族构成，文化深受唐朝影响，享有“海东盛国”之誉。

渤海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密切，派遣使者朝贡不绝，也积极与日本进行海上贸易。

在东北亚的版图上，渤海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

但这一切在九二六年戛然而止。

契丹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攻破渤海国上京忽汗城，末王大諲撰出降，渤海国灭亡。

契丹改渤海为东丹国，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治理其地。

渤海国的宫殿被毁，典籍被烧，国民被迁。

一个存续了二百二十九年的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历史中消失。

此后，关于渤海国的记忆只存在于零星的文献记载和散落在地表之下的遗址之中。

二十四块石就是其中之一。

回到敦化江东的那处高台。

如今围栏之内，江东遗址的状况比魏声龢当年看到的还要差。

最初记录中的二十三块石头，在近年的探访中已经只剩下十七块。

缺失的石头散落何处，没有人知道。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石头可能是渤海时期建筑的础石，地面上的木构建筑早已腐朽坍塌，只剩下石质的根基还在原地。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原先的建筑可能就是一座亭台，或者一座驿站，或者别的什么用途的房屋。

石头周围出土的瓦片和陶片，与六鼎山古墓群和敖东城遗址的同类遗物出自同一时期，这个时间上的吻合让“渤海时期”的断代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共识只到断代为止，再往前一步，关于“做什么用的”，就重新陷入了众说纷纭。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智刚在二零零九年发表意见，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遗址出现在渤海时期，它们确定为金代遗存更为可靠。

这个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但它提醒人们，二十四块石的年代判定，也并非铁板一块。

在渤海国存在的二百多年里，它的工匠在这些石头上留下了打凿的痕迹。

八边形、六边形、凹槽，每一个加工动作都指向某种明确的使用意图。

但意图是什么，随着渤海国的灭亡一起消失了。

后来的朝代没有继承这些石头的记忆，辽金元明清的文献里找不到关于它们的记载，直到民国初年魏声龢路过牡丹江畔，把它们写进了《鸡林旧闻录》。

考古学家仍在继续工作。

近年来，吉林省文物部门多次对二十四块石遗址进行实地勘察和本体保护，推进系统性考古研究。

但石头的秘密，就像牡丹江冬季的冰层，表面坚硬而沉默，底下流着的水却始终不肯浮上来。

二十四处遗址，二十四块石头，三排八行，这个数字在渤海国的建筑、祭祀和交通体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江东遗址的围栏外，华康大街上的车辆来来往往。

302国道从南边穿过，长图铁路从西侧经过，古今交通要道在这里重叠。

二十四块石头蹲在高台上，看着车流和人流从眼前经过，就像一千多年前看着渤海国的驿马从古道上驰过一样。

其中一块石头不见了。

风把它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