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中师毕业回老家当老师，机缘巧合借调到公社，命运被改变

81年，我中师毕业回老家当老师，机缘巧合借调到公社，命运被改变

八一年夏天我从县师范毕业，分配回老家公社中学教语文。那年我十九，瘦得跟竹竿似的，穿着学校发的白衬衫蓝裤子，骑着我爹的二八大杠去报到。学校在公社东边那个土坡上，三排瓦房，一个土操场，旗杆上飘着褪了色的国旗。校长姓赵，五十多岁，叼着烟袋，翻了翻我的档案，说“中师毕业，好，缺老师缺得厉害”。

我教初二两个班的语文，还兼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跟我差不多高，有的比我还大，坐在底下看着我笑。我站在讲台上，手不知道往哪儿搁，粉笔攥在手里攥出汗。头一个月，我每天晚上备课备到十二点，把第二天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本子上，上课的时候照着念。学生说老师你说话跟念课文似的。我说那你们听着就行。

学校条件差，窗户没玻璃，拿塑料布蒙着，冬天灌风。我住的宿舍是间杂物间改的，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拿砖头垫着。晚上点煤油灯，改作业改到鼻子熏得黢黑。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五，我寄十五块回家，剩下的吃饭买书。日子过得紧，但没觉得苦。那时候年轻，觉得日子有盼头。

转折是那年冬天来的。公社要搞年终材料汇总，办公室缺个写东西的人。原来的文书老周病了，肝炎，住院了。公社书记姓孙，四十来岁，当过兵，说话干脆。他跟我们校长说，听说你们学校新来个中师毕业的，文笔怎么样。校长说还行，就是年轻。孙书记说年轻的能熬夜，借来用用。

我就这么被借到了公社。说是借，其实就是帮忙。每天上完课，骑自行车去公社，帮着写材料、填报表、整理文件。公社办公室在街上，三间平房，生着炉子，墙上挂着地图和奖状。孙书记坐在里间，我坐外间。他喊一声“小陈”，我就进去。他叼着烟，眯着眼，口述一段，我拿笔记。记完了拿回去整理成文，第二天交给他改。

那时候材料多，什么年度总结、先进事迹、汇报提纲，一样接一样。我白天上课，晚上写材料，有时候写到后半夜。公社食堂的大师傅老刘，半夜给我留碗面，搁在炉子上温着。我写完了去吃，面坨了，拿筷子搅搅，几口扒完。孙书记第二天看见我，说“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他递给我一根烟，我说不会。他笑了一下，说“不会好”。

借调了三个月，老周病好了，但孙书记没让我回去。他跟校长说，这个年轻人不错，能不能再借一阵。校长说课没人上。孙书记说公社给你补个代课老师。就这么着，我又待了三个月。六个月之后，孙书记找我谈话。他说：“小陈，你愿不愿意留在公社？正式调过来，编制我帮你解决。”

我站在他办公室里，手里攥着刚写完的材料。窗外下着雪，街上白茫茫一片。我说：“孙书记，我是师范毕业的，应该教书。”他说：“教书是革命工作，公社也是革命工作。你在这儿干得好，大家都看见了。你要是愿意，明天去县里办手续。”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床板硬，硌得慌。我想起来我爹，他一辈子在村里种地，供我念书，就想着我能吃上公家饭。我想起来我妈，她说我当老师好，稳当。我想起来校长，他说缺老师缺得厉害。我又想起来孙书记，他那句话——“大家都看见了”。在公社这半年，我写了多少材料，熬了多少夜，他没说过一个“好”字。但这句“大家都看见了”，比什么夸奖都重。

第二天我回了趟家。我爹在地里刨红薯，我蹲在田埂上跟他说了这事。他把锄头搁下，擦了把汗，蹲在我旁边。问我：“你自己想干啥。”我说不知道。他说：“当老师，你教学生，学生好了，人家记得你。在公社，你写材料，领导好了，不一定记得你。但你要是干得好，哪儿都一样。”我说那我留下。他说行。

我回了公社，跟孙书记说我想好了。他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填完了他说：“你去县里跑一趟，找人事局的老李，我打过招呼了。”我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跑了三天，盖了四个章，办完了手续。回来那天，孙书记递给我一把钥匙，说：“二楼那间屋，以后是你的办公室。”

我在公社干了八年。从办事员干到副主任，从写材料干到管全公社的生产调度。八三年公社改乡，我留在了乡政府。八九年县里调我去农业局，后来一步步干到副局长。九八年机构改革，我调到市里，在农业局干了十几年，退休的时候是副处级。

退休之后我搬回了老家。有时候骑电动车经过那个土坡，看见当年的中学还在，瓦房翻修了，操场上铺了水泥。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当年粗了一圈。我停在树底下，坐一会儿。想起来那年夏天，我穿着白衬衫蓝裤子，骑着二八大杠来报到。校长叼着烟袋说，中师毕业，好，缺老师缺得厉害。我那时候想着，这辈子就当老师了。没想到一张借调令，把我从讲台拽到了公社，又从公社拽到了县城，拽到了市里。

前年碰见当年的孙书记，他八十多了，在街上遛弯，认不出我了。我喊了声“孙书记”，他看了半天，说“你是那个小陈？”我说是我。他攥着我的手，说“你写材料写得好”。我说您当年说大家都看见了。他说：“是啊，看见了。看见了就得用。”他拍了拍我肩膀，走了。我站在街边，看着他背影慢慢走远。拐杖戳在地上，笃笃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