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竑身为过继子，内得罪皇后，外得罪权相，还妄想登基称帝？做梦

南宋这么多皇子里，论起“起跑线”，赵竑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嫡系皇族、血统正宗、年岁相当、深得宁宗宠爱，朝野上下一致看好，连士大夫们都说了一句——“无如国公者”，意思就是：除了他，真想不出还有谁更合适当皇帝。

可就是这么一个几乎“预定皇位”的男人，硬生生靠自己，把所有好牌打烂：把自己打到被废、被软禁，最后还莫名其妙死在湖州宅邸，连死法都说不清；把本该唾手可得的大宋皇位，拱手送给了同辈里资质并不算出众的赵昀——也就是后来的宋理宗。

很多史书寥寥几句带过：某年某月，宁宗崩，立理宗。看着简简单单，仿佛历史自然而然如此安排。但把时间线一点点捋下来，你会发现：中间有那么一段，赵竑其实已经半只脚迈进了皇帝的门槛，只差杨皇后点头，只差史弥远闭嘴，他就能坐上大宝。结果，他愣是把这两个人全得罪了个干净。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场“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的全过程——不添油加醋，不搞阴谋论，只按能查到的史料，一步步还原出来。

先从头说起，这个“几乎当上皇帝”的人，是怎么被捧上高位，又是怎么把自己作死的。

赵竑这个人，说白了其实出身并不显眼。他确实是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按谱系排下来，是秦康惠王赵德芳那一支，属于“皇族正宗但比较偏枝”的那种。父亲叫赵希瞿，原本就是普通宗室，不当官不当差，日子平平淡淡。

像他这种出身，如果没什么变故，大概率一辈子就是个宗室闲人，最多捞个小官，拿宗室口粮，“安分守己过完这一生”。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开禧二年（1206）。那年，宁宗的堂弟赵抦病死，临终前还惦记着香火问题：亲儿子早夭，家里只剩高堂老母，他写遗表请求宁宗：在宗室中选个合适的男孩，过继为自己的嗣子，以便继承沂王这一支。

宁宗对这位堂弟一向有愧。按当年高宗、孝宗那一套操作，皇位原本很可能落到赵抦这一支的身上，结果阴差阳错，走到了光宗、宁宗父子这条线。宁宗心里明白：自己多少算是“继承了本该属于堂兄那一支的皇位”。所以对魏王、沂王一房，情感上一直是偏疼的。

因此，赵抦刚一死，宁宗立刻追封他为沂王，谥号“靖惠”，并着手从宗室里挑孩子。几天后，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宗室之子，被叫到了皇城门口，他就是赵希瞿的儿子——“赵与某”。

这个“某”，并不是史料吝啬，而是史书上根本没记他的原名。因为他一进王府，就被宁宗赐名“赵均”，直接升级为沂王嗣子，授右千牛卫将军，还特意给他配了两位“小学教授”，负责他今后的人生启蒙。

从一个外支宗室，一脚跨进沂王府，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说直白点，宁宗皇帝最大的儿子赵询，正是从“宗室养子”一步步走到了太子之位。赵询是6岁进宫做养子，赵竑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入沂王府——按照南宋选过继子的惯例都是六岁上下，往前推算，他大概率出生在嘉泰元年（1201），和史料推断相吻合。

也就是说，开禧二年这件事，对赵竑来说，是命运第一次爆发式改变：从“无名宗室”瞬间变成“最有可能继承皇位那一支的唯一男丁”。从宗法关系上看，他一下子变成了宁宗的“皇侄”，与皇室核心集团的距离，缩到了最近。

第二年，赵询被立为皇太子。那时候的赵竑，还只是个刚进王府没多久的小孩子，但身份已经完全不同：在宫中，大臣们清楚，这个孩子将来要么做个大藩王，要么——就会在关键时刻被扶上更高的位置。

宁宗对这个侄儿是真有感情的。一方面，魏王、沂王这一支牵着他的愧疚；另一方面，赵竑性格活泛、人又聪明，在宫中走动久了，很自然就混了个脸熟。士大夫们后来回忆：当储位空缺时，朝中谁都承认，论宗法、论年龄、论资历，沂王嗣子赵竑，都是最顺理成章的接班人选。

如果故事按这个方向走下去，赵询早死，宁宗中年无子，赵竑自然顶上去，再平顺不过。但偏偏有人看他不顺眼，这个人就是——权相史弥远。

史弥远这号人物，不是简单的“贪官”或者“奸臣”能概括的。他在朝中盘根错节，既是宰相，又牢牢控制着军权、人事、禁军调度，是实打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皇帝”。

他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外敌，不是财政，而是不受他控制的皇位继承人。

宁宗在位时的皇室男丁核心，除了宁宗与太子赵询父子，就剩三个：魏王嗣孙、沂王嗣子赵竑，还有庄文太子那一支的赵搢。赵竑算下来，是孝宗系中，和宁宗关系最近、血统也最合规的一支——这就意味着，如果太子有事，这个年轻侄儿就是顺位第一的顶替人选。

史弥远很早就意识到，赵竑将来极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这对他来说，是巨大隐患——一个年轻、有主见、又和士大夫关系不错的皇帝，一旦掌权，很难乖乖做傀儡。

于是，他先从看似“无关紧要”的地方出手：改名。

宋朝有个规矩，从真宗以后，只有皇帝、皇子、皇弟才能用单名，其他王公贵胄一律用双名。这看着有点形式主义，却是皇权象征的一部分：谁能用单名，谁被视作“有资格触碰根本大位”的人。

而赵竑最开始被赐名“赵均”，是单名；赵搢也是单名，这在宗室中已经是非常高的待遇。

嘉定八年（1215），史弥远幕后操作，让侍御史石宗万上书，说要“遵照祖宗成宪”，不能让“皇从弟、皇从侄”用单名，以免和太子赵询混淆。宁宗耳根软，接受了这个建议：赵搢改名“赵思正”，赵均改名“赵贵和”。甚至连整个孝宗一系子孙的字辈序列都重新订了一遍，以示等级。

对史弥远来说，这是“崇至尊、重国本”的政治姿态；对赵竑来说，这是赤裸裸的“降格对待”。原本按照实践，能用单名意味着被视作潜在皇位接班人，如今被改成了双名，象征意义不言自明。

从那一刻起，赵竑心里对史弥远，已经埋下了一根刺。他还没资格发火，只能忍着。直到五年后，太子猝然早逝，这根刺一下子刺痛了所有人。

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太子赵询二十八岁暴亡，无子。这个消息，对宁宗是沉重打击，对史弥远则是危险信号。他很清楚：现在往宗法里一排，最合规、最顺的下一任储君候选人——就是他当年得罪过、强行改名的那位赵贵和。

宁宗这时候已经五十多岁，年纪不小，早没心思再从六七岁小孩里重新养一个“太子”。当时的大臣郑性之就建议他：别折腾了，就在十五岁以上的宗室里择长立储。宁宗自己也还记得，当年孝宗对魏王那一支的偏爱，“太子必自魏来”，这话在士大夫圈里广为流传。赵竑，正是魏王、沂王一系最像样的唯一承继人。

朝野舆论很快就统一了：谁都觉得赵竑“顺眼又顺理”。

真德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朝臣在朝堂上议论——“无如国公者”，也就是没有比赵竑更适合的；书院里的学生也在说：“无如国公者”；甚至市井间私下窃窃私语，结论都是一样的。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风向，而是某种“共识”。在那种氛围里，史弥远就算再能翻云覆雨，一时间也不好公然逆着大势来。

所以，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宁宗正式下诏：立皇侄赵贵和为皇子，赐名“赵竑”，封祁国公。第二天，宁宗就亲自带他去宗庙、社稷、诸陵报告，礼数完全是“准皇太子”待遇，只差正式册立太子那一道程序。

此后每逢朝会，赵竑就站在宁宗身边“侍立听政”，就是让他提前熟悉国政，宰相们要启奏的事，他都听在耳朵里，宁宗也会让他一起参与判断。这个安排，从制度上讲，就是在培养“准接班人”了。

史弥远明白，形势对他非常不利。此刻的他，一方面必须装出一副“支持皇子”的样子，悉心讨好；另一方面，又暗地里加紧寻找替代品——也就是把赵昀这个原本没选上的“落选宗室子”重新捡回来，悄悄养在自己手心里。

但说到底，历史在这一刻，是站在赵竑那边的。他本来只要做一件事：收起锋芒，好好做人。

如果他稍微圆滑一点，哪怕装一装，给杨皇后一个基本的尊重，给史弥远留一点面子，少在外头说几句狠话，他这个储君位置，基本牢不可破。可偏偏，这小子情商低到了一个近乎作死的程度。

先说他和史弥远。

史弥远为了“示好”，送了一批会鼓琴的美女到皇子府，又借七月七日乞巧节给赵竑进献珍玩玩物。这种做法，正常人一看就懂——这不是单纯讨好，而是“顺便安插眼线”，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赵竑不仅没有半点戒心，反而在这些“美人”和“珍玩”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史弥远的鄙夷。

史书上明确记载，他对身边亲昵之人，说过类似的话：等我将来掌权，早晚要把史弥远发配到琼州那种天涯海角去；史弥远送来的器物，他当场砸碎；还给史弥远起了个难听的绰号，叫“新恩”。

更离谱的是，这些话、这些动作，全传到了史弥远耳朵里。赵竑可能以为，皇子府是自己的地盘，怎么说话、砸什么东西，都不至于传到外面。但现实是：他身边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里，掺杂着多少史党安排的耳目，他压根没数。

与此同时，他在朝堂上的表现，又是另一番光景。文集里记载，他“明敏如神，事至立断，威令振举”——简单说，就是反应快、断事果决、不怵场，颇有当家人的架势。对一般宗室来说，这是优点；对像史弥远这样的权相来说，这是危险信号：这个人将来不会老老实实做个听话皇帝。

内不抚权相，外又树立了“有主见”的形象，换句话说，他把原本能依靠、能利用的一个大权臣，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再看他和杨皇后的关系。

杨皇后是整座后宫真正的决策核心。她一度领旨“垂帘听政”，与宁宗的关系是夫妻，更是政治盟友。之前的太子赵询，就是她一手养大的，两人感情极深。赵询之所以能在宁宗诸子中脱颖而出，甚至在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立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她的强力护持。

照理说，赵竑一旦被立为皇子，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赶紧向这位未来的“太后”靠拢：孝敬、亲近、示好，建立稳固的“母子政治同盟”，这样对内有嗣母撑腰，对外有士大夫支持，谁也动不了他的位置。

但赵竑偏偏走了反向路线。

一重原因，是坊间那段暧昧传言：史弥远出入内廷过于密切，有人甚至编曲讥讽，说他“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暗指他和杨皇后关系不清不楚。真真假假，无论如何，在儒家社会，这是足以毁掉名节的流言。

赵竑若是成熟一点，会明白：这种事，只能听听就好，心里存疑，嘴上永远不要有任何公开表态。可他却偏偏在纸上写下“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之类的话，把对史弥远和杨皇后的不满，都明晃晃地写出来。纸还能留住吗？当然是马上落到史弥远手里。

至于杨皇后本人是不是真的“失检点”，后世史家多半认为是子虚乌有。按她一贯的强势、理性，与史弥远之间更像是权力同盟，而非私情纠葛。但在当时的赵竑心里，这事成了他反感嗣母的一个理由——这就很要命：你可以认为流言是真的，也可以认为是假的，但一个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自己的养母公开表现出“嫌弃”，这在权力博弈上，是自断生路。

另一重原因，则是杨皇后给他指婚这件事。

为了巩固与皇子之间的关系，杨皇后希望像当年对赵询一样，通过婚姻把皇子牢牢绑在自己这一边。她选中的女子，是高宗宪圣吴皇后的侄孙女，也就是“吴家”年轻一辈的女儿。这个选择，一方面出于对吴皇后旧恩的感念，一方面也是把“前朝大族”和“未来天子”捆绑在一起。

问题出在这位吴氏本人。家族长辈吴铸就明确跟宫里来宣旨的王俞说：这孩子性格骄纵粗疏，不太像当皇子妃、将来当皇后的料，怕辱没祖宗名声。换句话说，就是家里人对她没多少信心。杨皇后那边却执意要定这门婚事，吴家再不情愿，也只能照旨行事。

婚后生活很快验证了吴铸的担心：赵竑本身就有几位宠姬，吴氏嫉妒心极强，动不动就闹事，每次进宫见到杨皇后，必定控诉夫君的不端，借着气话什么都说，把夫妻间的矛盾搬到嗣母面前。两口子吵得越凶，杨皇后听得越烦。

有一次内宴后，杨皇后送给这对小夫妻一支水晶双莲花，象征夫妻同心，特意让赵竑亲手给吴氏戴上，又再三叮咛，希望他们相敬如宾。结果没几天，两人又吵架，赵竑在气头上，一掌把那双莲花打碎。吴氏进宫告状，说他是故意摔坏“圣恩”，借题发挥，暗指赵竑不敬母后。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件事本来就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多算赵竑一时冲动。但在政治语境下，一切都被放大了：嗣母好意赠物，你转头给砸了；嗣母帮你指婚，你夫妻不和，整天吵吵闹闹，闹到她面前，让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杨皇后心里会怎么想？“我这皇子，不孝顺也就算了，还成天把家务事拿来烦我。”感情上的失望，慢慢叠加成政治上的疏远。

事实也确实如此：赵询当年六岁入宫，十三岁就封王，十五岁立为太子，整个过程无比顺畅，很大程度上就是杨皇后不遗余力地支持。而到赵竑这里，杨皇后顶多保持不阻挠：不主动帮你，也不公开反对你，这已经是她能做的最大让步。

如果只是不讨杨皇后喜欢，赵竑未必会丢掉皇位；如果只是不惹史弥远反感，他也未必就能坐稳皇位。真正致命的，是他竟然把这两个关键人物同时得罪了——内廷靠不住，外廷又树大敌，那还拿什么保住“国本”之位？

这一点，真德秀看得清清楚楚。他曾经在嘉定二年担任沂王府教授，当时教的就是初入沂王府的小赵竑，二人是正儿八经的师生。

到了赵竑被立为皇子之后，真德秀正在老家守母丧，不在朝中，却从各处风闻，知道这位昔日门生如今的行径：对杨皇后不甚恭敬，与史弥远公开顶牛，身边小人环绕，言行多有失当。

他焦急之下，连写了三封信给赵竑，都是可以在文集里查到原文的。

第一封信里，他和盘托出，劝赵竑：

别急着评说时政、指点宰相，那不是你现在该做的事。你眼下最重要的，是“尽视膳问安之敬，以承两宫温凊之欢”，把孝敬宁宗、杨皇后放在第一位；同时，“研精问学，其于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要多读史，懂取舍，先把自己打磨好。

通俗一点讲：别管那些你暂时改变不了的事，先向两宫刷好感，把“孝子”人设立稳了，再趁机提高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为将来执政做准备。

赵竑表面上似乎听进了一点，赶走了身边几个不太干净的小人。但没多久，又把这些人召回来了，好像真师父的劝告只是耳边风。真德秀第二封信又上，提醒他：皇子府不是道馆，更不是邪说聚集地，不该有占卜算命之流参差其中。还重点提了三件事——一是尽孝，二是勤学，三是辨是非，特别强调要效法文王，一日三次问安，不要一个月也见不到两宫一回。

到了第三封信，他的口气已经非常严厉：形势已经有变，你必须改弦更张。现在若不回头，将来就是“噬脐莫及”——追悔莫及了。

这些信都是真实存在的，文集可考。换句话说，在宁宗驾崩前两三年，赵竑其实已经被人一再提醒：你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他不是不知道，是真没当回事。

时间很快来到嘉定十六年（1223）与次年。虽然宁宗又得了一子赵坻，但很快夭折，连个三岁都没过。赵竑看似失去的威胁又一次消失。1224年，他的儿子赵铨出生，宁宗高兴得不得了，亲自到宗庙向祖宗报告，大典规格堪比立皇嫡孙——足以说明，在他心中，赵竑就是“未册封的太子”，赵铨则是“未来的嫡孙”。

可惜，赵铨仅仅活了不到三个月就死去。宁宗这时已病入膏肓，大局就此进入倒计时。

接下来这段，是整个事件最关键的几天。

闰八月初二，宁宗病危。史弥远抓住这最后的空档，谋划了一出“改立皇嗣”的大戏。他先秘密召见程珌，允诺日后让他入相，作为交换，让他参与拟一份废储立新皇子的矫诏。与此同时，他暗中召回此前自己安排好的候补人选——沂王嗣子赵贵诚，也就是赵昀。

但史弥远最难啃的骨头，不是赵竑，而是杨皇后。

从情感与惯例上讲，赵竑是宁宗一手抚养的皇子，也是宁宗明确展露过偏爱之人。杨皇后站在丈夫立场，一开始态度是坚决的：赵竑是皇上选定的继承人，怎么能说换就换？她很清楚，一旦让权相在君主临终前改立嗣君，后果不只是家事，而是整个帝室权威的坍塌。

史弥远不敢正面硬撞，于是让自己的两位心腹——杨皇后的侄子杨谷和杨石，扮演“说客”。

那一夜，二杨在皇后寝宫和史府之间往返七次，来回传话。前几趟，都是游说未果。杨皇后坚持一个原则：赵竑虽然有种种不让人省心的地方，但那是宁宗定下来的，不能轻言更改。

两位侄子最后干脆跪在地上哭着劝她，说外面军民已经倾向于赵贵诚，如今废竑立昀的局势已经成型，如果她逆势而行，不但理宗难保，大宋天下也可能马上陷进内乱，甚至连整个杨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也有人推测，杨皇后难免会想到赵竑平时对她的冷漠、不敬，甚至公开写下“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的那份纸，联想到他即位之后，很可能不会孝顺太后，也未必乐于与权臣妥协。一个性子冲动、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对她自己，对杨氏一族，未必是福。

在感情、现实、家族安危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她最终点头默认了这个“换太子”的方案。

闰八月初三凌晨，宁宗在福宁殿去世。赵昀在灵前即位，改元端平，史称宋理宗。而本该自然接位的皇子赵竑，则在同一天被“顺水推舟”地进封为济阳郡王，仍享王爵待遇，表面上不算太难看——毕竟皇兄嘛。

短短半个月后，他又被进封为济王，看上去是“兄终弟及”后的优待；实际上，却是“软封软禁”的序幕。

理宗即位后，杨皇后被尊为太后，史弥远重新稳固了相位，开始真正掌控朝局。赵竑则被赐第湖州，以“醴泉观使”的闲职名义，就地安置。说是安置，实际跟圈养没太大区别。

这个时候，如果赵竑真有那点政治悟性，大概会意识到：局面已经成了，自己再折腾，只会换来更坏的结局。安安静静地在湖州养老，做个体面一点的“流产皇帝”，也许还能留个全尸，甚至有朝一日，如果理宗不幸早夭，史弥远反过来又要想起他这位“备胎”。

可惜，湖州那边，不安分的声音很快出现了。

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兄弟策划了一场“拥立济王”的政变。说穿了，就是利用民间对赵竑“被废”的同情，妄图借题发挥，扶他当皇帝。筹划不够周密，行动不够秘密，很快就败露了，史书称这次事件为“霅川之变”。

对史弥远来说，这场小规模谋反，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借口：他终于抓住了一个可以“顺理成章”除掉赵竑的机会。从此以后，没什么人会再为赵竑的死追究到底。

正月十五（也有说法是十五之后一两日，文献略有出入），赵竑在湖州被秦天锡所害，具体方式众说纷纭，有说被毒杀，有说被缢死，总之，是死得悄无声息，连个像样的官方说法都没有。他的人生到此终结——享年大约二十四五岁。

他的妻子吴氏，后来出家为尼，剃发为比丘尼，理宗还赐号“惠净法空大师”。到底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还是政权对于这个“前储君”家庭的一种安排，史料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她那点“许国夫人”的尊贵身份，自此也彻底封存在寺院冷墙之内。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赵竑手里的牌，到底有多好？

他是沂王嗣子出身，背后站着魏王一系的“正统”名分；宁宗亲自立他为皇子，视他如准太子，又为他培养皇孙，举行堪比皇嫡孙诞生的大典；士大夫群体普遍看好他，真德秀一类的名士都愿意为他出谋划策；朝野舆论一致拥戴，立场几乎没有悬念。

最要命的，就是他失败得并不冤枉。

如果说他被史弥远算计，当然没错；如果说他被杨太后抛弃，也确实属实。但深入史料细看，你很难替他完全抱屈。

他不肯藏锋，非要在史弥远面前显摆自己的不满，一次次把话挑明；他不重视嗣母的感受，明知后宫变化无常，却既不亲近也不敬重，只想着做一个“孤胆正直”的储君；他对真德秀那几封“发自肺腑”的劝诫，听不进也做不到；他对身边的小人、谗佞放任自流，连皇子府的门都看不牢。

换句话说，他既没有做“逆风翻盘”的本事，也没有做“忍辱负重”的耐性。这样的性格，放在普通人家，最多算是个有点冲的男人；放到权力顶端的斗争中，就几乎是一种自杀式的存在。

历史上，也有同样是“过继皇子”，同样是朝野公认继承人，却能在波澜中稳住局面的例子：如真宗赵恒，当年也曾差点被改立宗室为嗣，最后靠的是皇后、宰相、大臣的共同维护；英宗赵曙，本身也是过继之子，在群臣“立庶或立宗”的压力下，最终还是在皇后和宰辅支持下登基。

他们和赵竑最大的不同，不是聪明程度，而是他们懂得：皇位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多个权力板块缠绕纠结之后的结果。你想坐上去，必须给决策者一个理由，让他们觉得——这把椅子由你坐，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最划算的选择。

赵竑自始至终，似乎都以为凭着“宁宗属意”“宗法合格”，加上自己一点点少年英锐，就足够了。他没有理解，也不愿承认：杨皇后需要的是一个能尊重她、依靠她的儿子，史弥远需要的是一个能被他玩在手心的皇帝。

他两个都不满足，却又没有能力推翻他们，只是凭着一腔愤懑，去“指着地图骂琼州”，去摔一摔珍玩，写几句气话，最后自然沦为历史棋局里最孤立的一个棋子。

所以，回过头看这短短二十多年，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宗室小子”，到几乎成为“九五之尊”的准太子，再到一夜之间被改立、再到湖州含冤而死——这中间有权相的狠辣，有后宫的算计，有时局风向的翻转，也有他的愚直与鲁莽。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故事一个粗糙的总结，大概就是：

他是一个被时代推到风口，却不会飞的年轻人。在一个讲究“收放、权衡、取舍”的政治世界里，他偏偏只相信自己那点直率和骄傲。于是，所有人退开一步，他就从棋盘中心，掉到了桌下。

历史很冷，但也很公道：赵竑的结局，既是被人害死的，也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