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7月，河北定州，18岁的我背着简单行李，走进了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那时的学校使用“京字320部队”这一代号。对我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入伍，而是人生道路的一次转弯。
我出生于1943年，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刚到学校时，身份还是普通战士，并非坐在课堂里的学员。可心里早早有了打算：既然穿上军装，就不能混日子，得把每一件事都干扎实，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
新兵连训练很苦，起床、操课、整理内务，一项也不能马虎。我总想着多做一点，动作快一点，标准高一点。训练场上不偷懒，日常工作也抢在前面，时间一长，便成了连队里的骨干。
从新兵连下到勤务连后，要求并没有降低。军事技术考核中，我的成绩比较突出，后来被抽调参加集训，专门进行排战术演练。北京军区组织军事大比武时，我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
那次经历让我明白，机会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平时肯下笨功夫，关键时候才有底气。1963年底，学校准备招收一批军事教员队学员，我和本校7名战友被推荐入学，编入第二大队第六队，真正开始了军校学习。
军校不是轻松的地方。毛泽东为抗大提出的办学要求，一直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每天课程排得很满，一天通常有8节课。政治课学习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毛泽东著作；军事课则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十大军事原则、三大条令以及各种实际操作。理论和训练绑在一起，缺一不可。
军事技术看似都是基本功，真正练起来却很磨人。射击要完成半自动步枪和手枪的分阶段练习；投弹以35米为及格线，40米算良好，45米以上才是优秀。刺杀从预备用枪、突刺、防左、防右练起，还要戴护具进行对刺。
爆破课同样要求细致，雷管、导火索和炸药包的连接都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稍有马虎，便可能出问题。那时没有人敢把训练当成走过场，因为这些动作将来都可能用在真正的战场上。
最让不少人犯难的，是单杠屈伸上。动作讲起来不复杂，双手握杠，借助摆动和蹬腿的力量翻上单杠，可身体协调、发力时机都很讲究。我练了几个月，才算掌握窍门。摔下来，再爬上去，几乎成了日常。
除了课程，每周还要抽出时间劳动，在校院里种菜、锄草。擦枪、班务会、晚点名，一样不少。星期天才有相对完整的个人时间，外出比例也有限。有人写家信，有人看书下棋，也有人结伴进城买些生活用品。
有意思的是，越是共同吃苦，战友之间越容易建立信任。谁遇到困难，大家都会搭把手；谁情绪低落，也总有人主动问一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那种关系很朴素，不需要客套。
一个下雪的夜晚，大家进行潜伏训练。我们趴在雪水和泥水里，身上慢慢积满了雪。教员要求不准说话、不准乱动，只能按照手势坚持。时间久了，肚子饿得直叫。
旁边的战友悄悄碰了我一下，随后塞来半个冰凉的馒头。他压低声音说：“别出声，分着吃。”我咬了一口，又把馒头传给另一边的战友。训练结束时，这半个馒头传到了谁手里，已经没人说得清了。
1964年11月，原定课程提前完成，随后进行结业会考。12月初，全部考核结束，毕业鉴定也通过审定。我所在的第六队共有86名学员获准领取毕业证书，等待军区统一授衔。
授衔仪式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学员们穿着崭新的军服，端坐在台下，主席台上的首长神情庄重。各大队轮流拉歌，掌声和歌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我想到自己从普通战士走到这里，心里既激动，也清楚少尉只是军旅生涯的起点。
仪式结束后，战友们带着行李奔赴各地。四川来的几名战友去了工程兵部队，有人调往军区机关，有人分到部队和省军区，也有人留在学校。我留了下来，继续承担新的工作。
此后，我做过参谋、助理员、科长。1982年转业到石家庄，先后担任检察员、街道党委书记、法院副院长，2003年退休。那段军校经历没有停留在毕业证书上，训练中形成的纪律观念和办事习惯，一直伴随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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