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 | 条子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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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许多年前，我舅舅只身一人到安徽当铁路工人，父母和妻儿都在四川(现重庆)云阳农村的老家。他每月发了工资后，绝大部分的钱要邮寄回来。以往直接寄到家里，我外公赶场时去区邮电支局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几年中，舅舅舍近求远，每次把钱都寄给县城的我母亲。母亲在县邮电局做话务员，拿到汇款单后马上取了放好。舅舅每月发工资、寄钱的日子相对固定，外婆估摸着时间，从乡下坐木班船来我家拿。

那几年很多的区邮电支局不能正常兑付汇款单，营业员直接开一个存折给收款人，汇款变成了存款。如果汇款单的金额大，上了百元，营业员会兑付一部分，余下的仍然填在存折上。当时的储蓄存款不能通存通兑，哪里存哪里取，取的时候又限额，营业员爱答不理的一句“没钱了，下场再来”，取款人的心都凉了。但无可奈何，只得等下个赶场天再跑一趟。乡下老百姓哪有闲钱存起嘛，种子化肥农药、煤油盐巴、看病吃药……都等着现钱的。

舅舅把钱寄给我母亲，也不全是因为她在邮电局工作，毕竟县城大一些，兑付不受限制。邮政汇款单在乡下兑付难的状况，当时被称为“绿条子”，成了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报纸、广播上经常呼吁要切实解决。绿色是邮电局的行业代表色彩，汇款单用绿色字印制，故称“绿条子”。

同时，还有一种“白条子”现象，也是呼吁要解决的问题。农民在粮站、供销社交售农副产品及中药材后，这些单位没现钱支付，或只支付一部分，然后打一张欠条或开张收货单，约定时间再付。这就是“白条子”。

有一年冬月里，宝丰村的“黄万元”喊同村人洪志祥帮忙杀两条羊子。黄万元为县里的养猪状元，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他大方大气得很，把杀羊后剥下的两张羊皮送给了洪志祥。两张羊皮要值十多块钱，开年后，一儿一女的书本学杂费不愁了。洪志祥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把羊皮张开、绷抻，钉在屋外的土墙上。羊皮干透了，平平展展的一大张，叫“山羊板皮”。趁一个赶场天，洪志祥拿去供销社收购门市卖。哪知一分钱货款没拿到，揣着一张山羊板皮收购单的“财会联”，闷闷不乐回了家。

两个娃儿开学报名这天到了，洪志祥没得法，只好拿着“财会联”去交书本学杂费。没想到总务处的老师居然收了，还记下多余的金额。洪志祥很惊讶，原本是想拿着“财会联”去求情，先欠起，等收到钱后马上补缴。后来，洪志祥听说学校收了很多张“白条子”，区公所、乡政府出面，让学校教师食堂拿去粮站买油、米，到供销社称盐、打酱醋。

这“白条子”活脱脱变成了千年前的“交子”——四川人最先使用的中国最早纸币。北宋初年，四川人普遍使用铁铸造的钱，体重而面值小，一贯小钱重六斤五两。一般情况下，携带三四贯以上小钱出门已属不便，而对经商之人来说，随身要带大量铁钱交易尤其困难，还担心在偏僻之地遭人抢。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时，成都的一匹(约三四十米)丝织品需小钱二十贯，钱的总重量计一百三十斤。如果不雇人背钱，自己得“嘿咗嘿咗”地扛。因此，成都民间有十六户富民印制出一种有“屋木人物”图案的“纸条子”，一张可换铁小钱一贯。这样一来，老百姓轻松、安全多了，大家把这种纸条子称“交子”。再后来，官方采用了这个办法，专门成立管理、印制交子的机构“交子务”。

说起来，我曾用“纸条子”亲自采购过一次货物。1984年初，我们公司开工作会，全县各区食品站、乡食品组的业务、财会、行政负责人都要参加，并请县里主管部门的领导到会指导，有点隆重。领导派我和一位中年同事坐轮船去市里，买一批合成革拉链手提包回来，再找县车队的漆工喷上金粉字，当纪念品发给参会人员。我们带着半张“纸条子”出发了。那时候没得身份证，小单位也不发工作证，住旅馆、招待所必须凭单位的证明才行。临行前，我找人秘股文书开了张介绍信——用固定格式在大32开本的厚白纸上印制，相关事由、人名、时间等不确定空项当时填写，并加盖公章。文书裁留“存根”后，介绍信只有文件纸一半大小。

我们在市百货大楼选好二百个手提包，大约八百块钱，差不多是我两年工资之和。当场，我在介绍信上批注货名、数量、单价、总额后交给营业员，然后雇了个搬运工，用板板车把装着手提包的几个大纸箱子拖上轮船走了。整个过程没付一分钱现款，我们也没带货款。后面，百货大楼的财会人员会用这张介绍信——半张纸条子，通过银行向我们单位收款。这项业务称“托收承付”，即供货方委托银行收取收货方承诺支付的货款。不知这种收款方式现在还能不能办理？

二

以前，凭票供应的商品大多为散装货，在储运、销售中会出现霉变、鼠虫害及零售差等因素，而涉及的居民又成千上万，不可能做到恰好适量，上级部门在调拨商品时往往要给予一定的机动数额，几乎每月都有剩余。这正好可让具体掌管供应的人用来“走后门”。我岳母便是其中一位。据说她衣服兜里常年装有烟、酒、糖和肥皂、洗粉之类供应券，左边是一种，右边为一种，棉袄兜里都装得有。不过一般无猪肉、禽蛋券，因属“鲜活”商品，不能存放，供应价又高。岳母碰上她觉得应该给券的人，而且给哪一种券，她心里最有数。每到腊月里，有意无意想“碰”岳母的人特别多。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岳母的大女儿悄悄向他透露，她妈妈衣服兜里左边有什么券、右边是什么券，可找她要。岳母衣兜里的券与平常的居民供应号票不同，为一种专门油印的有定量的供应券，俗称“条子”。当时有一句流行的时髦口头禅“开条子”，即“走后门”之意。

岳母成为我岳母时，早已退休，我听别人仍喊她“严局长”。事实上，她没做过一天局长或副局长，虽然职级相同。我看过《开县商业志》，1974年，岳母始任县商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当局教导员；1983年退居“二线”，改为调研员。2021年冬的某个早晨，八十八岁的岳母手推助行器从卧室来到客厅，忽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肯定是唬弄我的！我的《任命书》没盖公章，没得用，那不是一张‘白条子’么？”

我正吃早饭，愣了一下才明白，回答她：“我记得有钢印哟！”

“没得！”她坚定地说。

我知道不把这事弄明白，早饭都吃不清静。马上从她衣柜的老像册堆里找出《任命书》，一张封面烫金印刷、内文手书的16开折页，上面果真没盖任何公章，但有县长手迹签名章。岳母经常把这这份《任命书》拿出来看一会儿后，又放回去，它的来历有点特殊。岳母快五十岁时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住医院，也检查不出病因。现在看来可能是因更年期综合症所致。于是，力不从心的她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改任调研员。谁知五年后岳母退休时，才发觉当时改任调研员给她定的是副科级，因此拒绝办理退休手续，她气愤地对县人事局局长说道：“我明明是正科级主动辞职的，没受任何处分，为何给我降了级？”多次找到县领导申诉后，终于得到一份明确为正科级调研员的《任命书》，正式退休时间为此延迟了半年。我看到《任命书》正文后有“补发任命书”五个字，颁发时间为1989年10月3日，而她生日是在四月份。而没想到的是，三十二年后，医生告诉我们大脑已开始萎缩的岳母，竟然想起《任命书》没盖公章的事来。真让人有点好笑。

我担心她整天琢磨这事，夜晚又睡不好觉，头晕的老毛病会犯，赶紧解释说：“八十年代正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县长签章才具备法律效力。”我经历过那个年代，也确实如此。灵机一动，在手机上搜索“任命书”，找到多款《任命书》图片，很多没盖公章，只有行政首长的手迹签名章。拿给岳母看后，她才安心地吃起早饭来。

开县一直盛产红橘，以前商业局下属有个生产橘子罐头的食品厂，因缺乏马口铁做瓶盖，产量一直上不去。有一天，陈厂长到商业局去找我岳母，说：“教导员，您在省里熟人多，能不能帮我们跑一趟，要点马口铁‘指标’？”计划经济时代，上级有关部门安排的物资供应额度称“指标”。于是，岳母领着陈厂长到了成都，并不是太费力，在省商业厅批到了可用十来年的马口铁指标。陈厂长没想到幸福来得猝不及防，手拿审批“条子”颤抖起来。回去的路上，他忍不住兴奋地打比方说：“教导员，如果我们把这张‘批条’悄悄卖了，要赚十多万块钱，几辈子都吃穿不完。”这种“条子”也喊“批条”。我岳母那时的月工资为六十八元，她听后淡定地回答：“那就等到起去吃‘花生米’吧！”枪的子弹头有点像花生米。当时如果倒卖“批条”涉及金额巨大者，可判处死刑。

我知道一张条子比马口铁批条更值钱。

北宋天圣八年(1030)，洛阳人富言任我们万州知州，没想到第二年九月却在任上生病去世。说是那时万州当地百姓得病后，全依靠“跳端公”(巫师做法事)医治，以至于无良医可求，富知州才不治而亡。这是题外话，重点是他有个叫富弼的大儿子，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做过仁宗、英宗、神宗三帝时期的宰相，一辈子克已奉公，清正廉洁。但因舐犊情深，却留下了一点微瑕。

2005年6月，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有一张被认为是走后门的“条子”，以行楷写就，上盖许多古代名人收藏鉴赏章，只稍比A4纸大点，成交价竟达四百六十二万元。这条子便是富弼留下的，其内容为：

儿子赋性鲁钝，加之绝不更事。京师老夫绝少相知者，频令请见，凡百望一一指教，幸甚幸甚。此亦乞丙去。弼再上。

译成白话的意思：“我儿子天性愚笨，又无社会历练。在京师我少有知心朋友，让他常去拜见您，希望对他多加指教，那就太感激了。此条阅后请烧掉。富弼再次拜上。”丙字在五行中是火，丙去，即烧毁。

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子最终没被烧掉，现在却成了值钱的文物。

有人说从内容看，并无“走后门”之意。据此有人反问：“为何要请求阅后烧掉呢？明显害怕别人看见、知道了。”

三

有一天，随意翻看1981年的一本《青年佳作》，这是当年文学名刊《青年文学》选编的年度小说集。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一起坐火车去看海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火车与大海，对于一直生活在下川江边，出行交通工具主要靠船的年轻人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字条没落名，也不认识字迹（能认也早忘了）。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当时是谁借了这本书？一概不知。我唯一能做的，把纸条放回书里，与时间一起变旧变老。

我和妻子谈恋爱时，她第一次告诉我很喜欢吃鱼，那天已是下午了。三十多年前不是随时可以买到鱼的，我跑遍了全城的几个农贸市场，也没见到一条。有个卖火锅配菜的摊位有“耗儿鱼”，属一种海产品，大小只有十公分长。总带个“鱼”字，我买了几条。

妻子没在寝室，我留了张纸条在门缝里，让她晚饭时来我宿舍吃鱼。妻子一直保存着这张字条，说算是我写给她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情书”。

（原刊于《延安文学》2026年第5期）

米芾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