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建党先驱   何叔衡：以先辈之名，尽本分之责

陈赤在博文女校参观。本报记者 王宛艺摄

今年7月23日，是中共一大召开10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70岁的陈赤携妻子与小孙女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文物史料展。一家人在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门前合影，阳光落在陈赤花白的鬓发上。

105年前，陈赤的外曾祖父何叔衡从湖南赶来，走进这扇门，与其他代表一起，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何叔衡一生有数个“最”：年龄最大的师范学生、年龄最大的新民学会会员、年龄最大的一大代表、苏维埃红色政权首位“大法官”。在陈赤看来，这是“逆年龄而行的人生”——多数人年过不惑求安稳，他却从45岁起为革命奔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何叔衡曾自称“忘家客”：1928年5月底，52岁的他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学习。途经哈尔滨时，他化用陆游诗句以诗言志：“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他的一生，最终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赤是何叔衡女儿何实山之孙。何实山与妹妹何实嗣早年追随父亲走上革命道路。但陈赤说，家里并没有特意讲述先辈的事迹，“听别人讲述，才知道外曾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对外曾祖父的了解，大多来自成年后出于兴趣的自行考证。

不炫耀、不标榜、不借先辈之名谋一己之私——这百余年来，何家代代相传的，唯有一份朴素的家风。

陈赤在博文女校参观。本报记者 王宛艺摄

　吸纳与输出

何叔衡在湖南宁乡的故居，陈赤和家人回去过三四回。

从长沙市区驱车向西，三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便到了宁乡市沙田乡杓子冲村。群山环抱之中，一座普通农舍依山傍水，门额上悬挂着“何叔衡同志故居”的匾额。

“典型的南方民居，开门进去呈U形，背后是厨房，中间辟了一个小天井。”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于此，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一百五十年过去，故居古朴清净，前坪安放着何叔衡的半身塑像，屋内复原陈列着他的居室和书房。

在陈赤的记忆里，家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何叔衡的遗物，照片也寥寥。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张“宁乡四髯”的合影——何叔衡与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站在一起，四人的友谊，可追溯到1901—1902年间在私塾的求学经历。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觉哉老屋的正梁上发现的。如今，在宁乡市沙田乡杓子冲何叔衡故居，这张照片被悬挂在堂屋，来此的游客无不驻足瞻仰。中共一大纪念馆也有复制件。

1909年，何叔衡到云山书院任教后，立即举荐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等人来校。他们一同推行新学，使云山书院成为宁乡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春寒料峭中，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目送下赴长沙求学，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他在校期间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虽比毛泽东年长17岁，但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新民学会，且处事老练，毛泽东评价“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21年6月29日，何叔衡与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启程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当时代表平均年龄28岁，其中，最为年长的便是45岁的何叔衡。

在陈赤看来，何叔衡思想的前沿，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他对旧思想旧风气的抵制——他的女儿何实山等都没有裹脚，让家里女孩子去学校读书，这在当时的乡村极为少见；另一方面是他对新事物的开放——30多岁考师范，37岁离开家乡外出奋斗，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决断，并不容易。

陈赤在博文女校参观。本报记者 王宛艺摄

参加中共一大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创建湖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随后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培养革命干部，二人又一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等三人，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先后转向共产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何叔衡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大会结束后入大学学习。1930年他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他既是一位吸纳者，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身上，不断吸收先进思想，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也是一位输出者，用他的坚定、热忱和‘牛’一般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身边无数人。”陈赤说，外曾祖父的人生轨迹，恰如一条奔涌的河流，既汇聚了历史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又以其磅礴的力量，滋养了更广阔的土地与后来者。

　　“忘家客”也有牵挂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他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如今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濯田镇梅迳村，有一处何叔衡烈士死难处纪念碑，镌刻他的生平业绩，祭奠他为不拖累战友而毅然跳下悬崖，后来被敌人杀害的壮烈行为。

陈赤告诉记者，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家里起初并不确知，“隐隐约约听说过，但没有放弃过希望”。直到中共七大期间，一份革命烈士名单在会议上宣布，何叔衡的名字赫然在列，家中才得以证实。

在陈赤的记忆里，奶奶何实山总念叨着一枚戒指。

那是何叔衡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前夕，恰逢女儿何实山与陈刚准备结婚，他送了一枚戒指作纪念，上面刻着一个“衡”字。“奶奶惦记了几十年，始终想把它找回来。”

另一件，是1931年何实山在父亲奔赴中央苏区前，赶制了一件毛衣作为离别纪念。后来何叔衡将这件毛衣赠予战友林伯渠——他是何叔衡的湖南同乡，在中央苏区共事时结下深厚情谊。林伯渠与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并称“苏区五老”。新中国成立后，这件毛衣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展出，成为讲述红色历史的重要实物。

何叔衡一生为革命奔走，抛家舍业。但他并非没有牵挂：两件旧物，即一枚戒指、一件毛衣，串起的是一个革命家庭在烽火岁月里的聚散。

陈赤说，外曾祖父的家书，就是他取舍的自白。他在给养子何新九的信中写道：“我绝对不靠你供养，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如今，这封家书在湖南宁乡的何叔衡故居展出。

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

陈赤对上海有份特殊的感情——这座城市的命运，与他的外曾祖父何叔衡紧紧连在一起。1921年6月，45岁的何叔衡与毛泽东一道，从长沙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在兴业路76号那栋石库门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陈赤的奶奶何实山、姨奶奶何实嗣及姨爷爷，当时都在上海的印刷所工作，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这份跨越百年的牵绊，让陈赤这次带着小孙女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在何叔衡的展陈前，他抱起孙女，指着墙上相片告诉她——那是太公。

陈赤说，外曾祖父叮嘱过家里小辈，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在陈赤看来，奶奶和父亲那辈人，都是这么做的。父亲和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学校毕业，一直扎根冶金系统，从鞍山到包头，从武汉到攀枝花，再到上海，哪里有需要就调往哪里，一辈子围着钢厂转。到了陈赤这一辈，他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干起，参与和协调过成都多次重要用电保障。入党51年的他，只是踏踏实实地践行着祖辈的教导。

“整个家族都是这样，没有刻意把先辈当作精神寄托来标榜。”他说，那只是那一代革命者的本分，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同样献出了生命，做出了贡献，却没有被传扬。

陈赤对下一辈的期望，也是在寻常岗位上，做对国家发展有意义的事。

原标题：《循迹建党先驱 何叔衡：以先辈之名，尽本分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