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3岁的宋庆龄由隋氏姐妹搀扶着，缓缓走进周恩来追悼会会场。她没有发表讲话，却以一位老朋友的身份，送这位相识半个世纪的战友最后一程。
这场追悼会的气氛十分沉重。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念到“我们敬爱的总理”时数度哽咽。会场内，不少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低头拭泪，周恩来长期承担的工作和他留下的影响，也在这一刻集中显现出来。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大革命时期。1924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曾邀请宋庆龄到军校演讲。那时的周恩来年纪不大，却已经显露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判断力；宋庆龄则以鲜明的爱国立场和革命热情，给军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此后，无论是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两人始终保持联系。周恩来负责复杂的统战和联络工作，宋庆龄则长期支持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以及国际援助事业。两人的关系并非普通的私交，而是建立在共同信念和长期合作之上的革命友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尤其关注宋庆龄能否北上参加新政协。孙中山曾在北京病逝，宋庆龄后来又亲自护送灵柩南迁，因此北京对她而言，既有国家大事，也有难以轻易触碰的个人记忆。
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知道，单凭一封信还不够，于是让相交多年的邓颖超亲自陪同。宋庆龄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车站迎接。1949年10月1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以后，宋庆龄很少主动请周恩来到家中吃饭。秘书对此不解，她却说，周总理太忙，有时间应该让他休息，不能再给他添事。她也很少专门请邓颖超来做客，因为邓颖超同样需要把时间留给病中的周恩来。
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上很能说明两人的相处方式：关系越深，越不会把私人情谊变成对方的负担。周恩来日理万机，宋庆龄对此看得十分清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悲痛地说：“共和国少了一根支柱。”这句话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她对周恩来一生作用的直接判断。
1月15日的追悼会上，宋庆龄一直神情悲痛。她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佳，需要人搀扶才能行动。就在会场内外，有人对这种搀扶说了带有讥讽意味的话，甚至把它说成“摆架子”。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宋庆龄听到后十分气愤。
她回到住处后说道：“我已经83岁了，身体又不好，搀扶一下怎么就成了摆架子？”这番话很短，却点出了她愤怒的原因：她不能接受周恩来追悼会这样庄严的场合，被人为地掺入无端的政治猜疑。
有意思的是，宋庆龄的离场并不是因为无法面对周恩来的遗容，也不是对追悼会本身不满。她真正难以容忍的，是在悼念逝者时，仍有人把正常的照料和悲痛表现，解释成政治态度。
几天后，宋庆龄向中央提出辞去所担任的部分职务，并离开北京返回上海。这里所说的“辞职风波”，不能简单理解为她要退出国家政治生活，更不能说成她与中央决裂。她当时已经年逾八旬，提出辞职，既有对现实处境的抗议，也有身体状况和个人选择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后来的某些说法曾添油加醋。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当时健康状况极差，已经行动困难。张玉凤的回忆提到，毛泽东曾说自己“走不动了”。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其病情；周恩来去世后，悼词送到毛泽东处，他在上面写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1977年，局势发生变化后，宋庆龄重新回到北京工作。她没有因那次风波而否定周恩来，也没有把个人遭遇写成对革命事业的否定。相反，她继续参加和组织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并撰写文章评价这位老战友，称周恩来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6月4日，她的葬礼在上海举行，邓颖超亲自前往参加。两位老人之间延续多年的友谊，也在这场送别中留下了最后的历史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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