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国国号简称引争议，司徒美堂反对保留：为何要昭告天下百姓？

1949年9月26日，北平中南海，周恩来邀请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共进午餐，谈的不是宴席安排，而是一份国家文件上的几个字。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已经基本确定，但后面是否保留“中华民国”作为简称，仍有不同意见。看起来只是文字取舍，背后却牵涉政权性质、历史承续和对外法律关系，不能用普通的简称问题来理解。

新政协的筹备，并非临时起意。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随后积极响应。

那时，许多民主人士身处上海、香港等地。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开始安排他们分批进入解放区。到1949年，来自各党派、各团体、文化界、工商界以及海外华侨中的代表陆续抵达北平，为新政协会议作准备。

邀请这些人士，并不只是为了扩大会议声势。新中国即将面对城市接管、经济恢复、教育文化建设和外交交往等复杂事务。许多民主人士熟悉城市社会和近代制度，也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他们参与协商，既体现了政治联合，也为新政权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筹备工作被分成六个小组，分别处理代表资格、组织条例、共同纲领、政府方案、会议宣言以及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

代表名额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确定参加单位45个，代表662人，候补代表77人。代表中，党外人士占多数，年龄差距也很大：萨镇冰92岁，司徒美堂和张元济83岁，田富达只有21岁。不同经历的人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前，争论自然不会少。

国号问题便是其中一项。

在筹备会讨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国名不宜过长，“民主”和“人民”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有交叉之处，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准确。周恩来随后从政治含义和国家形式上作了解释，认为“共和”已经包含共同治理的意思，而“人民”更能体现新国家的阶级基础和政权性质。

国号确定后，简称问题浮出水面。有人认为，民众长期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呼，骤然取消可能引起不习惯；也有人认为，新旧国号不能并列，尤其不能让一个已经结束的政权名称继续附在新国家名称之后。

9月26日的午宴上，黄炎培主张暂时保留。他认为百姓已经熟悉旧称，是否取消可以留待以后再议。何香凝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在她看来，“中华民国”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历史联系，不能轻易割断。

随后，周致祥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名称本身已经同旧政权的现实统治联系在一起，群众对它并无多少认同，继续保留反而会模糊新旧政权的区别。

真正改变现场气氛的，是司徒美堂的发言。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侨领袖，平时并不以理论见长，但这一次说得十分直接：“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没有好感。革命胜利了，连国号都不敢改，岂不是像偷偷摸摸一样？”

他接着表示，既然建立的是一个新的人民政权，就应当堂堂正正使用全称，不必再附加旧称。话说完，会场响起掌声。不得不说，司徒美堂的意见之所以有分量，正在于他既承认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又把革命先辈与旧政权名称明确区分开来。

沈钧儒则从法律角度补充说明。国家之间往来的正式文件，需要有清楚、唯一的国号。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再加上“中华民国”，容易造成概念混乱，也不利于政府文书和外交文件的严肃性。

周恩来没有当场替大家作结论，只表示会把各方意见提交大会主席团常委研究。经过讨论，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在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确定不再保留“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在于删掉了几个字，而在于新中国以什么身份面对国内民众和世界各国。国号必须说明政权属于谁，也必须说明旧时代已经结束。文字落在文件上，实际对应的是国家性质和政治秩序的重新确立。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都、纪年、国旗和国歌等议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国旗确定为五星红旗。

9月30日晚，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随后召开预备会议，讨论开国大典公告和阅兵安排。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就职。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星红旗升起，礼炮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发布。

从国号的一个括号，到国家成立的正式公告，前后连接的并不是文书格式，而是旧政权与新政权之间清晰的分界。司徒美堂那句“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正是那场争论最直白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