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最强大的时候，居然有臣民被卖到新疆当农奴｜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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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巅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然而，恰恰在这个“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它的臣民——英属印度西北部山邦的居民——正被成批地卖到新疆南部的绿洲里当农奴。这个故事要从一个自称“亚历山大后裔”的国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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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老藩属国

自称亚历山大后裔的国王

故事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坎巨提。

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极其陌生。它位于帕米尔高原南麓、喀喇昆仑山脉深处，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一个山谷。但在历史上，它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小勃律。

钵露罗国已经被玄奘所记载，今天的中国人对“勃律”这个概念并不熟悉，如果将这个名词替换成今天的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可能就会明白它的大致方位了。

唐代文献所称的“勃律”，指的是以今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地区为中心的山地政权，地处葱岭以南、喀喇昆仑山西缘，扼守连接塔里木盆地、吐蕃高原与天竺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在唐、吐蕃与南亚诸势力的博弈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此地从东晋开始就出现在中国的史籍中，有波伦、钵罗和勃律等不同的译名。

吐蕃入侵勃律，由此导致其国王和部分国民西奔，另建了小勃律国。留居原地的巴尔蒂斯坦人被称为大勃律人，而西迁至吉尔吉特地区的人们被称为小勃律人。

开元十四年（726 年），取经归来的新罗僧人慧超路过小勃律，留下了他亲眼所见的珍贵记录，明确“此国属汉国所管”，即小勃律此时还在唐朝的有效控制下，“衣着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元无树木及于诸草”。

唐朝开元年间，吐蕃势力北上，攻陷小勃律，迫使其转向吐蕃。唐玄宗震怒，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军远征。

公元747年，高仙芝翻越帕米尔高原，在连云堡大败吐蕃军，重新将小勃律纳入唐朝的羁縻体系。此后，小勃律国王被唐朝册封为“勃律王”，赐紫袍金带，成为唐朝在帕米尔以南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斯坦因在《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尔》一书中，曾对史料中“大勃律、小勃律”的故址与历史记载做过专门的考证。

千年之后，到了19世纪，坎巨提的王室早已改宗伊斯兰教，但王位依然延续。当时的坎巨提国王们有一个颇为惊人的自我宣称：他们自称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

19世纪中叶，沙俄的哈萨克裔军官瓦力汉诺夫曾经混入一个浩罕商队前往喀什噶尔进行间谍活动，对当时中亚各政权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河中（浩罕、希瓦、布哈拉）的统治者现在不象他们的祖先那样咏诗作传、撰写历书。而是每天要隆重地列队前往寺院，在那里和毛拉恭顺地闲聊。回家后，同侍者消遣取乐，或到竞技场观看经过驯练的两个山羊如何凶残地厮斗，一直观看到其中一个头破血流为止。在血腥残忍的激动中拍打自己的将军的背部和腹部各四十下。

小布哈拉(指天山南路的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虽然占统治地位，然而，妇女享有自由，伊斯兰教允许其他宗教存在，民族间不十分剧烈地争斗，市政正在着手兴建，宗教会向民俗妥协；

博洛尔山脉的小领主们，是亚历山大·马其顿大军的后裔，但他们拍卖自己的臣民形同吉尔吉斯人贩羊一样[1]。

笔者拍摄的罕萨人

有很多人有典型的印欧人特征

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严格来未必不存在。在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地区，自称希腊-马其顿后裔的部族首领的确有一些。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确实在这一带留下了驻军和移民，21世纪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证明，在阿富汗的普什图人中确实有一些人有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微薄血脉。

一项2014年的研究确实发现，卡拉什人的DNA中存在来自欧洲或中东的基因成分，其混入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90年至前210年之间，这与亚历山大东征的时间窗口（公元前327-326年）有所重叠。一项2012年针对阿富汗主要民族（含普什图人）的Y染色体研究，将希腊人列入了可能的基因来源。

即使是中亚的文化发生了变化，但是亚历山大也进入了伊斯兰文化，以伊斯坎达尔的身份也继续存活在神话当中。

两千多年的混血融合让“希腊血统”成了一种可以攀附的荣耀。对坎巨提这样夹在大国之间的小邦来说，有一个“伟大祖先”既能提升自己的威望，也能在外交场合增加筹码。

阿里汗是不是真的信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他的臣民都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坎巨提太偏了，而它的位置太关键了。

大英帝国最想控制

也最麻烦的山邦

今天美丽的山地高原有杏花

但是在古代这里却是贫瘠的代名词

19世纪末，英俄“大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沙俄吞并了中亚三汗国（浩罕、布哈拉、希瓦），势力直逼帕米尔。英国为了保卫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必须控制帕米尔高原以南所有的山口和通道。

坎巨提，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坎巨提地处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交汇处的“人字形”三岔口上，是连通中亚与南亚的战略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761年，坎巨提归附清政府，成为外藩。1847年，因其平定七和卓后裔有功，被列入内藩，并在莎车封有庄田。

小小的山地王国自然感受到了两大帝国的兼并野心。他们本来想向宗主国清朝求助，但是清朝自己忙于同治回乱，再加上阿古柏阻断了他们和清朝联系的通道，所以只能想想而已。

在阿古柏伪政权攻入新疆建国的时候，英国有意结好阿古柏政权，将阿古柏政权打造成英属印度的外围防线。于是英属印度不顾坎巨提国王的反对，将原属于坎巨提的一部分领土划给了割据新疆的阿古柏维政权，这让坎巨提国王对英国人怀恨在心。

坎巨提被迫于1870年向臣属英国的克什米尔纳贡，中坎关系由此转变为中国、坎巨提、英国、克什米尔四方关系。

叶尔羌河上游美丽的河谷

克什米尔乘机控制了通达坎巨提的查勒特山谷，并占据扼守峡口的沙普罗特堡。1878年，坎巨提收复沙普罗特堡，并向刚光复新疆的清政府派出朝贡使团。英国向中坎两方提出抗议，清政府明确表示坎巨提是中国的藩部。但在英国督促下，克什米尔再次侵占沙普罗特堡。

1888年，弑父篡位的坎巨提米尔、也是自称亚历山大大帝后裔的萨福德·阿里汗率军驱逐了沙普罗特堡和查勒特山谷中的克什米尔驻军。不久，克什米尔军队试图收复失地，坎巨提向中国求援，清政府仅给予外交上的道义声援。尽管沙普罗特堡失而复得，但此事件令英国久难释怀。

坎巨提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英国进入中亚的跳板，也是俄国进入南亚的必经门户。因此，当萨福德·阿里接见格鲁契夫斯基上校率领的俄国科学考察团时，四面讨巧的萨福德·阿里汗，试图利用中、英、俄之间的矛盾，以及历史上和中国、克什米尔形成的有争议的臣属关系，同时交好三国，尤其希望取得俄国和中国的支持，以在同三方博弈中追求利益最大化。

1889年8月，在英国每年提供2500卢比“补助防务经费”的诱使下，萨福德·阿里准许英国官员自由进出坎巨提，并承诺不再同俄国交往，但阿里汗拒绝终止同中国的封贡关系。

1890年，为抢先阻断俄国经帕米尔南下坎巨提的通道，英国提议中英双方尽快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边界。本应利用英俄矛盾维护主权的清政府反而担心此举激怒俄国，拒绝了英国提议。俄国悉知真相后，立即于1891年8月派遣总参谋部上校杨诺夫率百余名俄军侵入帕米尔，在布才拱巴什地区宣示主权，并以主人身份将在此考察的荣赫鹏驱逐出境。

1891年，俄国煽动坎巨提和纳格尔的米尔将外国人驱逐出境，并承诺支持他们为自由而战，坎巨提再次占据沙普罗特堡。为得到俄国援助，萨福德·阿里请求俄国在帕米尔黑孜吉牙克、阿克素睦尔瓦、苏满塔什三处修筑堡垒，并在中、阿、坎交界处的包子滚拜子派驻军队。

频繁的军事活动花费巨大，纵然坎巨提国王真的有亚历山大的血脉，但是长期在高山谷地的闭塞生活，以及山地十分落后的生产力，也让有限的国库吃紧。

而本地的土特产似乎又很贫瘠，很难让人产生采购欲望久而久之，察觉到了周边帝国博弈微妙氛围的坎巨提国王，开始打起了别的主意。

那就是路过的商队。

他们的主要“货源”是喀喇昆仑商路上的商队。坎巨提扼守着从克什米尔地区、经吉尔吉特进入中国新疆莎车（叶尔羌）的喀喇昆仑商路。这条商路要翻越十几个高海拔山口，沿途荒凉艰险，牲畜死亡率极高，每年夏季气候炎热的时候可以通过，但是每年的通行窗口时间非常短，冬季来得很早，是连接英属印度与塔里木盆地最直接、仅有但也最艰难的通道。

因为海拔过高，而且空气稀薄，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人到达这里，体力会有严重的损耗，很多人抵达这里的时候难免头痛脑热，这就给了坎巨提人袭击很好的机会。

公元723—727年间，新罗僧人慧超从天竺取道帕米尔返回唐朝，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了他听闻的识匿国情况：

“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

这是瓦罕地区的高原塞人后裔非常喜欢抢劫粟特商队的记载，这说明自古以来，商队被高原山民抢劫是一个常态。

坎巨提人袭击过往商队，俘虏商人、运货人和随行人员，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视为“有商业价值的商品”。被俘虏的人主要是英属印度的臣民，还有少量俄属中亚的臣民。当然还有极少数倒霉蛋是英国和俄国或者是欧洲本土的商人和旅行者。

男性被殴打，女性被脱衣服、检查货物品相。被侮辱后，这些人会经历挑选，要么被直接贩卖到新疆为奴，要么被转卖给柯尔克孜族奴隶贩子，再由他们辗转卖到中亚各地，包括新疆南部。

有的奴隶存在奴隶期限，过了期限可以释放，但有的则是世代当奴隶，比如和其他男奴隶或者奴隶主生了小孩，孩子根据不同情况，获得不同世袭或者有期限的奴隶身份。

除了坎巨提，英属印度西北部还有多个土邦存在奴隶制：奇特拉尔、吉尔吉特、克什米尔，这些地方的土邦都有悠久的奴隶传统。这些地方的农奴除了要为主人耕种土地，还要承担家务劳动，被主人视为“财产”，经常被买卖，甚至被卖出国。

在新疆南部，人口买卖、蓄奴的土壤同样深厚。

有一个佉卢文文书Kh. 589 ，这是鄯善国佉卢文人口买卖文书中保存最完整、程序最清晰的一件。契约立于安归迦王十一年（约公元267年前后，西晋泰始三年前后），核心内容如下：

妇人莱毕没蹉及其子钵祗多，因“饥荒之时”难以存活，将女孩色迷蹉出卖给司书罗没索蹉。交易价格为一峰价值四十穆立的一岁骆驼，另加四头绵羊作为“头价”。契约明确声明，买方罗没索蹉对该女孩“有权力为所欲为、可以捆绑、殴打、使她生育、买卖、送人”，即取得完全的人身占有权。交易在执政官、元老面前达成，督军、税监、司税等十余名官员及证人列名作证，书吏奉执政官之命书写，并以督军“断绳”为仪式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卖方莱毕没蹉仅得售价之一半，另一半归司税官，税率高达百分之五十。这件文书集中反映了鄯善国奴隶买卖的合法化、官方化程度。

按照瓦力汉诺夫的记载，清代新疆莎车居然还存在过一个新娘巴扎——只要愿意出钱，钱足够多，什么样的新娘都可以买到，而里面被买卖的对象，则是破产人家的妻女。

清代，伯克制度下的新疆同样有巨大的奴隶使用需求。伯克是南疆维吾尔社会中一种带有封建领主性质的官制，各级伯克都配有被称为“燕齐”的种地人，地位类似于农奴。从七品到三品伯克，分别配有8到100名燕齐。

在18世纪清朝鼎盛时期，由于清军在和通泊之战惨败，被俘的清军士兵也有一部分被准噶尔人转卖到了南疆。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一道上谕。当时清军进占库车，办事大臣德文发现城中有两名“陷贼兵丁”：常寿：正黄旗护军武善保的家人，被俘时是护军随从；马禄：肃州绿旗马兵。上谕明确记载，他们“俱于和通呼尔哈被掠，转入回地”，其中常寿“曾娶回妇生子”，在库车已经生活了二十余年。

乾隆四年从准噶尔脱出的吐鲁番维吾尔人特穆尔八克供称，乌鲁木齐一带的种田户中就有“三十多个汉人”，这些人“当是被掳掠的内地军民”。

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虽然对伯克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伯克拥有农奴的实质并未改变。1887年，清政府终于在法律上废除了伯克制，但“伯克虽被裁撤，清政府仍然把他们委以书吏乡约，他们‘无伯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实’”。再加上一些王公的王、阿奇木伯克、公等爵位依存、权势仍在，南疆一些地方仍残存着封建农奴主庄园经济。

而且南疆的一些奴隶是世代为奴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南疆社会历史调查中，墨玉县夏合勒克乡的封建庄园里，奴隶（称为“阿尔切”或“迪待克”）的来源被明确分为四类：世袭的、出卖的、投奔的、收养的。

穆斯林奴隶贩子在交易白皮肤女奴

穆斯林对白皮肤女子有狂热的偏好

其中“世袭的”一类，被当地人称为“土胡麻阿尔切”或“土胡麻迪待克”，意即“世袭的男奴仆/女奴仆”。调查中举了一个三代为奴的实例：一位70岁的女性迪待克，其祖母、母亲都是奴隶，她本人“就是在（主人家）生下的”，身份从母亲那里承袭而来。这说明，奴隶所生的子女，身份确实可能随母亲而延续。还有的则有期限，比如8年、10年、40年。

于是，一个奇特的供需关系形成了：英属印度西北部的山邦有“货源”，新疆南部的绿洲有“市场”。 坎巨提人和柯尔克孜人充当了中间商，把英属印度的臣民一车一车地卖进了新疆的农奴庄园。

“亚历山大的后裔”萨福德·阿里汗联俄制英的图谋最终触碰英国底线，英印总督兰斯敦决意出兵坎巨提。

1891年11月29日，英国驻吉尔吉特特派员阿尔杰农·杜兰向萨福德·阿里下达最后通牒：由于俄国在帕米尔的威胁，英国必须获得自由进出坎巨提的权力；英印政府决定修筑从吉尔吉特—查勒特要塞—坎巨提的道路，如遭拒绝，英军将接管坎巨提。

12月2日，阿尔杰农·杜兰率2000多名殖民军，携带野战炮、加特林机关枪兵临坎巨提扼守罕萨河两岸的要塞托勒和梅扬。

胜券在握的英军遭遇意想不到的抵抗。

萨福德·阿里匆忙发表中立声明，称既不允许中国人、俄国人经坎巨提前往吉尔吉特，也拒绝英国人经坎巨提前往喀什噶尔、叶尔羌、帕米尔；另一方面又暗中遣使去马尔格兰和喀什噶尔。俄国表示不愿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但暗示只要能坚持到次年春季，俄军将提供援助。清政府在是否出兵问题上举棋不定。

1891年12月8日，英军进攻托勒，遇挫后被迫撤退。坎巨提借机再次提出停战议和条件，志在必得的英国断然拒绝。12月20日，廓尔喀第五步兵团攀上悬崖绝壁，突然出现在要塞背后，困守孤城的坎巨提人顷刻间溃不成军。

托勒堡被攻克后，英军兵不血刃进入坎巨提首府巴尔蒂。萨福德·阿里率眷属及残部试图潜逃俄国，但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被都司张鸿畴截住，此后一说居住于莎车养老，一说辗转前往乌鲁木齐后回到库车。

萨福德·阿里的弟弟穆罕默德·纳兹姆在英国扶植下成为米尔，并得到中国确认。由此坎巨提保留了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实际事务由英国人插手。

穆罕默德·纳兹姆对英国的拣选和恩赐感激涕零。英国在坎巨提的军事、外交胜利，使以往英国政府中反对发动边界战争的人噤若寒蝉。克里姆林宫慨叹：“南进的大门已被关闭。”但英国人的控制并不稳固。

坎巨提总人口约万人，但蓄奴制根深蒂固，其王室和上层贵族本身就蓄养着大量奴隶。英国人想废除奴隶制，却遭到激烈抵制——上层贵族认为，“奴隶制的废除将危及上层社会的特权和统治”。

于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发生了：英国虽然名义上控制了坎巨提，却管不住坎巨提人继续袭击英属印度的商队、对英国人施暴、掳掠人口做奴隶买卖。

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的臣民（虽然绝大多数人是印度人和阿富汗人，还有一些中亚人），居然被堂而皇之地买卖到新疆，给维吾尔族的伯克和地主，还有少量汉人当奴隶。

1891年，一个年轻的英国官员来到喀什噶尔。他的名字叫马继业。他的任务本来是监视俄国人在帕米尔的动向。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喀什噶尔至少有500名英属印度籍奴隶。

三、马继业的六年“释奴战争”

马继业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他的父亲马格里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还是太平天国郜王郜永宽的女儿，所以他本人有一半中国血统，汉名“马继业”。这让他既能和英国上级沟通，又能和清朝地方官员打交道。他后来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在新疆待了28年，是英俄大博弈在南疆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1891年的马继业，还只是一个“游历官”，没有正式的外交身份，在喀什噶尔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发现英奴问题后，向英属印度政府汇报，获得指示后开始和喀什噶尔道台交涉。从1893年到1897年，这场释奴交涉持续了整整六年。

这六年的过程，比任何外交教科书都精彩。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当时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办法，以及中国边疆户籍制度的不完善。还有中英大博弈的掰手腕。

第一阶段：中国想自己出钱赎买英国奴隶

喀什噶尔道台李宗宾和新疆巡抚陶模最初倾向于由中国政府支付赎金。陶模的想法很实际：这些英奴大多在新疆已有家室，如果获释后仍以“英民”身份居留新疆，就会成为英国在新疆扩大势力的借口。

当时清政府一直以“英国在新疆没有侨民、没有贸易”为由拒绝英国在新疆开设领事馆。如果由中国出钱赎身，获释者愿意留在中国，自然就是中国人——英国就没有理由在新疆设领了。

陶模的想法看起来很简单，有逻辑漏洞，但实际上有很严重的现实关切。这是清朝和中亚的浩罕汗国外交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巨大的外交漏洞。当时浩罕汗国在1820年代试图向新疆扩展势力，所以在新疆养成了很多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惯例。

阿古柏手下的中亚士兵

这些人留下了不少后代在新疆

在当时的新疆的外国人，比方说巴达克山人，安集延人，布哈拉人，印度人，阿富汗人和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女子结婚之后，按照当时的约定俗成的惯例，孩子的国籍随父亲。

当时结婚手续有很简单，而且没有跨境婚姻的管理制度，中国官员又分不出这些穆斯林外国人和新疆维吾尔族的区别，实质上导致当时新疆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国籍归属不明，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享有英国或者俄国的治外法权，一旦杀人越货或者犯罪、违约，这些混血后代就宣布自己是英国人和俄国人，逃避中国官府的管理。英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自己的记载都显示了这一点。

因此陶模的想法就是一次性赎买这些人的归属，省得有大量英国人在中国境内形成既定事实，否则英国热赎买奴隶后会让南疆增加大批英国属民，马继业就有理由申请开设英国领事馆了。

但总理衙门不同意，认为“中国支付费用是没有道理的”。陶模很被动，又不愿朝令夕改，按照晚清官场一贯的小脚女人作风，指示地方官员“小规模行动，规模越小越好”。

第二阶段：英国被迫出钱

但是陶模的政策遇到财政困难。历经了阿古柏之乱的霍霍，新疆财政一穷二白，一直依赖内地“协饷”支持，陶模想出了“由莎车直隶州长官和叶城县知县自己出赎金”的办法，但叶城县王知县认为这不合规矩。

1894年，喀什噶尔新道台黄光达只好向马继业提出：能不能由英国出一半赎金？ 马继业最初拒绝，认为这让他无法向英属印度政府交代。但有大量的英国臣民、属民，特别是有少数英国人被扣在南疆当农奴。而当时喀什、莎车等地的欧美人圈子又很小，这种事情说出去会被俄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当笑柄，帝国面子挂不住。

经过反复交涉，马继业同意英国支付一半。到8月，情况又变，黄光达建议英国出全部赎金。马继业向英属印度政府汇报后，获批10,000卢比作为赎金作为活动经费。

其实英国最后全部掏钱，和当时沙俄在帕米尔步步紧逼， 迫使中英合作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第三阶段：通告释奴

1896年底，新疆巡抚采纳了叶城县知县的建议，下令释放新疆境内的所有奴隶，不管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并且免除赎金，严禁以后再行蓄奴。

1897年4月到6月，马继业先后在英吉沙、和田、叶城和喀什噶尔新城等地监督释奴。每到一地，马继业就和地方当局协商、调查、登记，然后和当地中方官员共同释放。

最终统计结果：从1893年7月到1897年6月，喀什噶尔道台共释放英属印度、克什米尔籍奴隶525名，通过通告释放其他籍奴隶1525名，总计2050名奴隶。

由于大部分奴隶已经在喀什、莎车、叶城等地娶妻有孩子，所以被赎买的人大部分登入中国国籍获释，只有少数回去了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英属印度等地。

释奴基本结束后，喀什噶尔道台发布汉、维文公告总结，赞赏维吾尔族伯克们的配合、合作，警告以后不得再蓄奴，否则依法惩处。

公告称蓄奴贩奴有悖法律，道台调查发现辖区内有从英国控制诸邦买入的奴隶，马继业要求赎身释放，道台报告巡抚和省财政厅后命令各州厅县采取行动；许多原主自愿释放奴隶不要赎金，值得褒扬；为防止时间久远有人私下蓄奴，特颁布通告禁止蓄奴或贩入奴隶，不论当地或外邦，违者依法受惩。

五、这个故事最讽刺的地方

大英帝国在1897年达到巅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约3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覆盖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统治人口约4.44亿。英国的舰队统治着海洋，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的工业品倾销到每一个角落。

用当时人的话说，“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

但在南疆农村和深山里，一群名义上属于“大英帝国臣民”的人，正被他们的邻居捆着手脚虐待和强暴，还要给伯克和王公们种地、放羊、干家务。 而大英帝国对此束手无策，只能派一个“游历官”去和清朝地方官一个一个人地谈判、一个一个人地赎买。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荒诞。一个帝国的伟大，和它臣民的卑微，可以同时发生。

坎巨提直到1947年名义上都是中国的附属国。对中国而言，这个故事也很严肃。这一故事背后，折射的是中国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过程。新疆建省之后，勘界工作与给少数民族人口上户籍的工作，都是一个极为艰难且长期有待完成的过程。

在帝国的逻辑下，势力所及之处即为边疆，边疆治理往往交由本地精英负责。但清朝在新疆建省后，开始摸索将新疆的行政制度向内地对齐，试图实现更直接的管辖。

然而，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世居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很多都是跨境民族，同时生活在中国、俄罗斯和英属印度。除了国籍归属不同，他们在语言、长相方面别无二致，英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根本分不清楚。这就留下了大量钻空子的漏洞：某人在中国犯了罪，连夜逃到俄国，宣称自己是俄罗斯人；反之亦然。

到了1949前后，中国境内同样有大量苏联、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国籍的中亚人，以及阿富汗、乌兹别克、巴基斯坦血统的本地居民。1949后，这些人大部分选择返回各自的母国，有少数人留在了新疆，户籍登记为维吾尔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叶城、莎车、喀什等地，有一些居民具有典型的印巴长相、阿富汗长相或欧美白人长相的原因，长相类型非常丰富。

这个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边疆治理漏洞，直到上个世纪末都严重存在。

笔者这几年往返于新疆和内地，将所见所闻融入作品。

作者今年10-11月会出版两本书：

一本是之前因为审核问题被耽误的《盛唐西域》；另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路长歌：汉朝300年西域经略史》，专注于两汉在西域的战争和外交，敬请期待。

参考资料

许建英.清末新疆英奴问题及其解决[J]. 西域研究, 2003(3): 54-64.

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魏长洪、何汉民主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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