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1月，医院病房里，李富春已走到生命尽头。陪护人员回忆，这位长期负责国家经济工作的老同志，自己病得很重，却反复惦记周恩来的身体。他担心的不是个人身后事，而是周恩来还能不能继续支撑繁重的工作。
这份牵挂，并非临终前突然产生。两人相识于法国，携手走过革命低潮、长征险境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前后相交半个多世纪。对李富春来说，周恩来既是并肩奋斗的同志，也是最熟悉、最信任的老战友。
1919年10月31日，19岁的李富春从上海乘船赴法。那时的他家境并不宽裕，只能靠做工谋求学习机会。1920年12月，周恩来也来到法国马赛。一个从事劳动，一个投身进步运动，两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交集。
法国华人社会曾掀起反对北洋政府借款卖路的斗争。周恩来负责联络和组织，李富春则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参与其中。斗争让他们看清，单靠零散的爱国行动难以改变现实，必须建立有纪律、有信仰的政治组织。
1921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此后，李富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共同编辑进步刊物，白天做工，晚上写稿、校对、开会。条件很苦，工作却没有停下来。那段法兰西岁月，奠定了两人长久合作的基础。
回国以后，他们又在广东并肩工作。1925年，李富春抵达广州不久，便参与军队政治工作；周恩来则先后负责广东军事和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两人住处相近，工作往来频繁，开始探索如何把政治教育和军队建设结合起来。
这不是书本上的现成答案。李富春重视组织建设，周恩来长于统筹协调，两人的做事方式不同，却能彼此补位。北伐时期，军队政治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许多进步青年被吸收到宣传、组织和党务岗位中，这些探索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早期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转入地下工作。南昌起义爆发时，他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共同投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后的岁月，他们聚少离多，却始终在重大关头相互支持。
1935年，长征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周恩来因长期劳累和恶劣条件患病，病情一度十分严重。过草地时，他身体虚弱，连平地行走都困难。李富春所在的部队承担相关行军任务，便安排担架和人员护送，尽力保证周恩来安全通过沼泽地带。
六天六夜的行军，泥泞、饥饿和寒冷不断考验着队伍。李富春多次叮嘱担架人员谨慎前进。这样的照料并不是特殊照顾，而是战友之间在危急时刻的责任。对周恩来而言，这份帮助关系到能否继续履行军委领导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合作转向国家建设。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李富春参与其中。李富春早年做过工，也有东北工业恢复和管理经验，对铁路、工厂、运输等问题较为熟悉，因此在经济和贸易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继续留在莫斯科处理贸易等事项。后来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人再次成为重要合作伙伴。1953年起，李富春参与同苏方商谈援助项目；1954年5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许多重大项目，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步落实的。
李富春长期主持计划工作，周恩来负责国家整体协调。一个重在计划和经济布局，一个善于统筹各方关系，二人配合紧密。李富春不喜欢空泛议论，常把问题落实到项目、设备和进度上；周恩来则格外重视这些来自一线的具体意见。
即使在特殊年代，两人的关心也体现在日常小事里。李富春居住期间，房间暖气出了问题，工作人员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尽快处理。事情很小，却说明他一直留意老战友的生活状况。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逝世，终年75岁。弥留之际，他仍问起周恩来的病情：“总理的身体怎么样？”当时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正在医院治疗。李富春知道，国家经济工作离不开这位老战友，也清楚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富春追悼会。周恩来虽病重，仍从医院赶来主持仪式。有人劝他不要勉强，他只说：“我怎么能不来？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场追悼会持续时间不长，却成为两人半个多世纪革命友谊的最后一次公开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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