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解析：一场比数字化更深的变革，正在中国发生

编者按：近日，人文社科核心扩展期刊《经济研究参考》2026年第8期（总第3046期 ）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与人大重阳研究员敦志刚的论文《“智慧型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耦合、实践机制与演进路径》。文章认为，只有将技术效率持续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智慧型经济才可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的长期发展动力。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1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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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知识密集化正在重塑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逻辑，“智慧型经济”为理解这一变迁提供了超越数字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理论视角。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理论机理、内在逻辑、实践创新与未来路径四个层面系统考察二者关系。

研究发现，“智慧型经济”强调的知识主导生产、技术系统相对自主、需求结构文化转向及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层契合。中国在智能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共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文化创造等领域的实践表明，技术能力只有经由制度组织与价值约束，才能转化为稳定的社会发展能力。

基于此，本文从增强制度适配能力、提升前沿技术策源能力、重塑人力资本结构和完善智慧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为“智慧型经济”提供了现实解释基础，也以制度化实践拓展其理论边界，并为“十五五”及更长时期智能经济新形态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关键词

智慧型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新形态

01

引言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由此，中国经济的技术转型已不再局限于数字工具的局部嵌入，而是逐步转向以知识生产和智能系统重塑增长动力及资源配置。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创新资源投入，并同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创新正由经济增长的辅助性因素转化为重构发展动能的重要力量。

从国家创新体系演进逻辑看，创新能力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科技供给规模与质量，更取决于制度安排能否适应生产力结构变化并提高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由此不宜理解为封闭条件下的单向自主，而应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与高水平开放之间的协同，通过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为新技术持续生成和产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因此，理解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长期走向，需要把技术演进置于制度调整与人的发展这一更宽广的分析框架中。

“智慧型经济”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资源。现代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社会经济关系发生深层重构。随着生产过程的知识密集程度持续提升，物质生产在社会运行中的相对权重将逐步调整，知识创造、能力发展与公共福祉的重要性相应上升。相关研究将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技术融合置于社会转型进程中加以考察，指出技术能力的跃升只有同知识结构演进和价值目标调整形成协同，才能推动经济运行逻辑由物质扩张转向知识创造，并逐步形成以智慧理性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

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扩散，而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国家的政策功能也不宜局限于修正市场失灵，而需围绕公共目标形成稳定的创新导向，通过长期投入与制度供给改善跨主体协同条件，使技术进步更加有效地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由此看，“智慧型经济”并非数字经济或知识经济的简单延伸，其理论意义在于说明知识主导生产与技术系统相对自主如何共同服务于人的发展，为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如何转化为社会发展能力提供新的理论接口。

现有研究已经分别从创新驱动与科技自立自强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转换，也从自动化和知识密集化解释未来生产方式变化，但两条研究脉络之间仍缺少系统衔接。尤其需要回答的是，“智慧型经济”的理论边界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条件结合，以及中国规模化实践如何在丰富其原有设定的同时，使技术效率经由分配机制和治理能力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

基于此，文章以“智慧型经济”的理论源流与核心机理为起点，重点解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关联；以中国实践作为检验相关理论命题的经验材料，并据此讨论未来制度适配与能力建设方向。研究重点不在于为既有概念建立表面对应，而在于从生产力演进与制度变迁的互动中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为“智慧型经济”提供现实解释条件，同时形成具有本土经验基础的理论拓展。

02

“智慧型经济”的理论源流与核心机理

“智慧型经济”并非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同义延伸，而是在生产高度知识密集化、技术系统自主化以及人的活动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对经济活动边界、社会关系基础与文明价值尺度进行重新界定的理论构想。其分析主线不是否定物质生产，而是考察当物质生产逐步由高度智能化技术系统承担后，知识如何从生产投入转化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资源，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获得更大空间，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如何由资本增殖逻辑逐步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概念生成、文明根基、技术跃迁、制度转换与运行机制构成理解“智慧型经济”的五个相互衔接的理论层次。

（一）智慧理性主导的概念边界与方法论支点

“智慧型经济”的概念起点在于重新规定经济活动与人类需要之间的关系。其词源由希腊语“noos（智慧、更改）”与“nomos（规则、法则）”结合而成，所表达的是一种由人类智慧主导社会运行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将“智慧定律”置于理论中心，并以此区别于围绕资源稀缺、利益竞争和物质占有形成的“生态定律”。因此，它所指向的并非在既有市场框架中提高知识要素权重，而是探索一种“满足智慧型需要的非经济方式”，使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多取决于知识进步、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能力，而不再单纯服从利润和物质财富扩张的尺度。

这一界定包含两层方法论转换。其一，知识不再只是资本和劳动之外的附加投入，而是成为生产组织、技术演进和社会选择的重要基础，价值形成因而更多依赖新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其二，人的角色不再限定于物质生产链条中的劳动供给者，而逐渐转向知识创造、价值判断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博德鲁诺夫据此提出，当技术系统能够以较高自主性承担物质生产时，人类可以把更多活动转向创造性和智识性领域，社会需要也将从对物质产品的扩张性追求逐步转向对知识、文化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智慧型经济”的方法论基础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从技术、社会与人的相互作用出发，分析生产方式变化如何经由劳动结构、需要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调整，形成通向新社会形态的因果链条。

（二）自由解放与智慧圈汇合的文明理论根基

“智慧型经济”的规范性基础可追溯至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论述。马克思在分析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在由必需性和种种具体考虑决定的劳动不复存在时，自由王国才会真正开始。这一命题把生产力进步的意义从物质财富增加推进到人的活动方式变革，即当维持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持续缩减，人的自主活动才可能获得更充分的现实条件。“智慧型经济”沿着这一逻辑，将智能技术条件下物质生产的高度自动化视为扩大自由活动空间的重要物质基础。当物质供给趋于充裕，且部分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因数字化与智能化而显著下降时，社会关系的重心也可能由物质占有逐步转向人的能力发展、知识创造与精神文化生活。

这一文明视角同时与“智慧圈”思想形成理论连接。泰亚尔・德・夏尔丹和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关于智慧圈的讨论，强调理性活动及科学知识对地球系统演化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维尔纳茨基等人相关研究说明，人类理性逐步成为影响地球面貌的重要力量。在“智慧型经济”框架中，这一思想被推进到人与技术系统关系的层面。智慧不仅体现为改造自然的知识能力，也体现为对技术目标、技术边界和技术后果进行理性约束的能力。

由此，技术进步的评价标准不能停留于效率和产出，而需进一步考察其是否有助于人的发展以及文化需要的丰富。所谓智慧文明由此获得较为明确的内涵，即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最终服务于人的精神世界扩展，技术系统的自主性增长必须与社会价值目标的确定能力同步增强。

（三）知识密集化驱动的社会形态递进机制

从现实演进路径看，“智慧型经济”并非从工业社会直接跃迁而来，而是经由“新型工业社会第二阶段”逐步形成。NIS.2（新型工业社会第二代）的基本特征在于生产过程的知识密集程度持续提高，科学知识与信息技术更加深入地进入研发、制造和组织过程，知识由辅助性资源转化为决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条件。人的生产角色也随之改变，从直接操作机器逐步转向“作为过程的监督者和管控者”。

这一阶段并没有取消工业生产，而是通过提高知识含量和技术自主性，对传统工业体系与后工业趋势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形成通向智慧型生产的中间结构。这一递进关系并非单线技术演化，而取决于技术能力能否经由组织方式和制度结构转化为稳定的社会能力。因此，NIS.2更适合被理解为连接高度工业化与非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中介，而不是对工业化终结的简单宣告。

技术融合构成这一递进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及社会技术）所代表的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等进一步与认知技术、社会技术相结合，使技术系统具备更强的感知、学习、协同与自主执行能力。由此形成的理想结构具有鲜明的双系统特征。技术系统承担越来越多标准化和可自动化的物质生产职能，社会系统则保留目标设定、价值选择与创造性知识供给的主导地位。随着第六代技术模式相关技术的成熟，生产活动对人类劳动的直接依赖下降，物质生产逐步转入社会运行的后台。

当这一趋势达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的中心变量将从物质产量扩张转向知识创造和智慧供给，工业文明的组织原则也将逐步让位于以知识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运行逻辑。在理论极限状态下，物质生产可以接近“无须人的参与”，人类活动重心则更多指向对“绝对知识，即通识”的追求。

（四）技术长周期与制度转型相联结的理论贡献

博德鲁诺夫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提出“智慧型经济”概念，更在于把技术条件、社会结构与价值目标纳入同一解释框架。其核心判断是，技术革命只有与社会组织方式的调整相结合，才可能从生产率提升转化为人的发展条件。由此，超越传统经济逻辑的社会文明形态，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突然消失，而是意味着利润最大化不再构成社会运行的唯一高阶尺度，人的发展、创造性实现与公共福祉在资源配置和制度选择中的权重持续上升。这一理论处理使“智慧型经济”超越对未来技术场景的描述，形成了关于社会转型方向及其制度条件的规范性解释。

这一解释还可与当代技术经济研究形成有效对话。自动化并非只产生岗位替代，它同时会改变任务边界并生成新的工作内容，劳动需求因而表现为替代效应与任务再生效应的共同结果。从“智慧型经济”的视角看，这种任务重组具有更长的历史指向，即人的活动逐渐从可编码、可重复的直接生产任务转向需要创造、判断和复杂互动的活动。与此同时，技术革命并不会自动形成普惠结果，技术扩散的方向及收益分配仍受金融结构、公共投资和制度安排影响。

技术长周期研究表明，新技术体系能否进入广泛扩散阶段，与制度适配和社会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智慧型经济”所讨论的社会跃迁具有明确的制度前提，公共资源配置需要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普惠，并通过制度安排使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五）双系统耦合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价值重构

“智慧型经济”的运行机理最终体现为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功能边界的重新划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并不等同于物质基础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生产过程更多由智能化设备和自主系统完成，知识、信息与创意的生产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持续提高。随着自动化能力增强，“无人生产”由局部技术形态逐渐扩展为可预期的生产组织方向。其直接含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评价不能仅以物质产出增量为尺度，而需要同时关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人的发展质量。

劳动关系的变化与生产方式调整相互关联。直接物质生产对劳动时间的需求下降后，有偿劳动作为谋生机制的支配性地位可能减弱，人的活动将更多进入创造、探索以及具有社会照护性质的领域。马克思指出，劳动可以“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两项判断为理解劳动由外在生存约束向自主发展活动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现实劳动关系会自然消解，而是提示制度设计需要更充分地承认创造性贡献、公共性活动与人的自由时间的价值。

在资源关系层面，物质匮乏程度下降和数字技术扩散会削弱占有本身的部分功能，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分离程度随之提高，共享和租赁等配置方式因而获得更大空间。在需要结构层面，教育、艺术及更广泛的知识文化活动的重要性上升，消费的意义也更趋向于能力形成和生活质量改善，而非单纯扩大物质使用量。知识经济研究表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利用已经深度嵌入现代经济组织，并持续改变价值创造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GDP仍具有衡量经济活动规模的重要作用，但社会进步评价需要进一步吸纳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创新指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2030指标”等维度。由此形成的核心运行逻辑，是由高度智能化技术系统提供物质与技术支撑，由社会系统决定技术应用的价值方向和制度边界，使知识创造、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尺度。

“智慧型经济”的理论源流与核心机理如图1所示。

03

“智慧型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智慧型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并非简单的概念对应，其深层关联建立在生产力结构与技术组织方式同步转换，并进一步延伸至发展目的的历史进程之上。前者以知识密集型生产和认知技术扩展为基础，强调技术进步最终服从人的发展；后者则以创新驱动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塑发展动能，并以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校准现代化方向。二者的内在逻辑由两条相互嵌合的链路构成，一条体现为技术革命向制度重构的传导，另一条体现为生产方式变化与现代化价值目标之间的耦合。

（一）从技术跃迁到制度重构的理论映射

1.技术革命向文明转型的研究尺度拓展

博德鲁诺夫的“智慧型经济”首先改变了技术进步的分析尺度。数字化和认知化不再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而被置于社会组织方式长期演化中理解。由此，技术体系相对自主化与人的目标设定形成新关系，经济活动评价标准也从单一效率转向人的发展与文化理性。其以新型工业社会第二代阶段通向“智慧型经济”的演进构想，把知识密集型物质生产视为过渡基础，并将工业体系智能化与社会关系调整联系起来。随着生产知识密度持续上升以及人在直接物质生产中的作用发生变化，传统经济理性的适用边界将被重新界定。这一理论贡献并非描绘未来社会的静态图景，而是把技术演进、制度调整与发展目的纳入统一的中观分析框架。

这一尺度转换也使“智慧型经济”超出经济学内部关于增长来源的讨论。相关研究由生产关系扩展至技术系统的组织属性，并进一步追问知识扩张能否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福祉。共同问题由此转向智能技术降低部分直接劳动需求后，生产率收益怎样经由制度安排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由此，“技术革命”与“文明转型”不再是彼此分离的议题，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被纳入同一解释链条。

2.创新方向选择与制度供给的治理逻辑

“智慧型经济”还重新界定了创新治理的正当性基础。技术创新并非只有速度和规模问题，其方向同样决定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社会结果。当新技术具有较强外部性并伴随高度不确定性时，政策不能停留于事后纠偏，而需通过公共目标形成任务牵引，再以协同投资和制度供给改善创新条件。由此，国家在技术扩散与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得到新的解释，创新政策也从产业竞争工具转向兼顾公共福祉与社会可持续性的方向治理。

这一逻辑同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相通，但“智慧型经济”更加聚焦技术红利的社会分配机制。自动化和智能化改变劳动需求结构，一部分既有任务被技术替代，同时新的任务组合和职业形态不断生成。因而，评价技术进步不能只观察资本深化或劳动节约，还需要分析教育能力与就业转换机制能否得到公共服务支撑，从而降低结构调整成本。只有当生产效率提升能够扩展人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才具备从经济收益转化为社会收益的制度条件。

3.中国发展语境中的理论转译与机制验证

在中国发展语境中，“智慧型经济”的解释力主要体现为其同创新驱动与科技自立自强存在结构性对应，并进一步映射到新质生产力培育，而非政策概念之间的表面相似。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新技术通过广泛应用形成学习效应，组织协调能力则有助于长期科研投入衔接产业升级需求。外部技术约束加深后，技术体系自主能力的战略权重上升，使知识生产与产业能力之间的制度联系更加清晰。

这种理论转译同时提供了可观察的经验机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源头知识供给，并通过产业链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进入制造体系。数字基础设施覆盖进一步降低智能技术扩散成本。因而，中国实践的意义不在于将外来理论直接套用于本土政策，而在于检验知识密集型生产能否在制度组织与市场应用之间形成面向公共目标的稳定联系。

（二）生产方式与发展目标协同重构的战略契合

1.知识主导与创新驱动的动力衔接

“智慧型经济”把知识视为决定生产体系演进的核心变量，知识决定着产品的消费者特征和技术参数，要迈向科技进步的新阶段，知识是最重要的因素，指向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投入增加，而是知识对产品定义与技术选择的支配作用，并进一步延伸至生产组织。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恰恰把发展动力从要素扩张转向创新能力积累。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政策含义在于把科技创新置于发展动力转换的核心位置。

这一转换具有明确的制度基础。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长期任务组织提高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的连续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承担公共科研平台功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则加强知识供给同产业应用之间的连接。创新文化建设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拓宽知识转化的社会基础。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同期，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生产已由增长的辅助条件转为生产力重组的重要来源。相关理论表明，知识密集度上升将改变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与中国依托创新体系形成新发展动能的方向一致。

2.技术体系跃迁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态耦合

“智慧型经济”所讨论的NIS.2阶段以知识密集型物质生产为主要特征，其变化表现为产品与生产过程的信息含量上升，物质消耗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生产系统更趋柔性和智能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中国条件下生产力质态跃升提供了新的理论概括。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共同推动，并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二者首先在生产力结构层面形成对应，增长动力不再主要依赖传统要素扩张，而更多来自知识与技术能力积累以及要素组合效率提高。

“十五五”规划提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持续发展，物联网和生物技术加快应用，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算力支撑。NBICS融合技术所体现的跨领域汇聚，由此能够通过产业化过程改变生产组织方式。

2026年6月底，中国5G基站总数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PON端口达到3286万个。“十四五”时期，中国建成覆盖范围广且技术水平较高的信息通信网络，5G基站总数占全球总量超过6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规模化应用增强了空间信息能力，“东数西算”则通过区域算力组织改善数据资源配置。这些基础条件支撑技术体系跃迁，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提供承载空间。

3.技术自主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支撑

“智慧型经济”关于技术圈相对自主运行的设想，包含一个重要前提，即底层技术和关键系统需要具备较高可控性。随着智能系统承担更多直接生产任务，人的角色将更多转向目标设定、监督和控制，技术基础的稳定性因而直接影响经济运行韧性。中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质是在开放条件下提高关键环节自主能力，降低单一外部来源形成的结构性约束。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这一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中国围绕高端芯片和工业软件持续增强研发能力，同时在航空发动机与先进材料等领域推进长期技术积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智慧型经济”强调由本国自主掌控技术命脉，使技术发展服务于本国人民福祉而不受制于人。从实践结果看，5G通信与高速铁路等领域已形成较强自主能力，航天和量子信息领域也出现“天问”火星探测、“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等标志性成果。围绕关键环节持续补强产业链，有助于形成更完整且更具韧性的技术体系。

4.认知化生产与数字中国的基础重塑

“智慧型经济”把认知化生产理解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进入生产决策，使部分信息处理和操作环节实现自动化，并提高复杂系统的实时决策能力。数字中国建设为这一生产方式提供了基础设施与制度条件。网络与算力设施构成信息处理的物理底座，数据中心承担规模化存储与计算功能，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则把认知技术从企业生产延伸到公共治理。从城市运行管理到自动驾驶，认知技术又延伸至智能医疗，表明数据处理能力正在由单点工具转化为社会运行的通用能力。

数据要素配置改革进一步重塑认知化生产的制度基础。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配置体系以后，其价值实现取决于产权安排与交易流通能否同安全治理相互衔接。“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7.8%提高至10.4%，数字经济规模保持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数字化不再只是传统产业的技术附加，而成为生产组织与治理方式调整的重要基础。知识经由数据编码进入算法处理，并在具体场景中转化为生产能力，构成“智慧型经济”从知识密集向认知化生产深化的现实机制。

5.文化理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同向演进

“智慧型经济”的最终指向并非无限扩大物质生产，而是重新界定技术进步服务于何种人的发展目标。其强调“摒弃财富方面的社会差异而竞逐于精神发展领域的自我完善”，意味着当物质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以后，社会评价尺度需要更多转向能力发展与文化创造，并关注生活质量和社会关怀。这为理解“智慧型经济”的文化理性提供了可对话的规范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与这一取向深层契合。超大人口规模构成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条件，共同富裕构成其重要价值目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需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规定了增长的生态边界，同时以和平发展道路处理现代化进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视为唯一尺度，而是把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与人的全面发展纳入评价体系。共同富裕要求改善机会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精神文明建设由此扩展人的文化发展空间，而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规定生产能力提升不得以长期环境损失为代价。技术进步只有嵌入这一价值约束，才能从生产能力扩张转化为现代化质量提升。

因此，二者并非单向度的政策相似，而是动力机制与价值目标的结构性连接。前者为理解知识密集化与认知技术扩展提供理论语言，并进一步讨论技术系统自主化，中国实践以创新体系建设带动新质生产力培育，并由数字基础设施扩展提供支撑，从而将相关命题转化为可观察的制度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强调，又为技术进步设定了明确的社会目的。二者的交汇点由此落在一个基本命题上，即现代化的技术能力越强，越需要以制度安排确保技术能力服务于人的发展，并以人的发展反向界定技术进步的方向。

“智慧型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如图2所示。

04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智慧型经济”实践创新

“智慧型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不宜仅理解为既有理论命题的经验验证，更应把握为技术条件与制度能力共同作用，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实践性拓展。中国超大规模制造体系及其数字基础设施，为文化创造活动的扩展提出了重要技术条件，使“智慧”从抽象生产要素逐步转化为可组织、可扩散的社会能力。其创新性主要体现为，技术自主性经由基础设施支撑和制度协调进入产业体系，继而改变资源使用方式与劳动活动结构，由此形成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智慧型经济实践路径。

（一）智能制造从局部自动化迈向体系化智能生产

1.生产组织由设备替代转向系统协同

“智慧型经济”关于NIS.2的判断强调，知识密集化将改变人与机器的功能边界，人类劳动逐步由直接操作转向过程监控和目标设定。中国制造业的现实演进已经出现与这一判断相衔接的结构特征。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20年的54.7%提高至2025年的70.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73.5%提高至81.2%。由此形成的变化不只是机器数量增加，而是研发、生产与控制等环节通过数据实现贯通，柔性制造与数字孪生开始嵌入生产组织。人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因而更多体现为知识判断与流程优化，直接操作劳动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

2.技术扩散由单点示范转向规模复制

中国智能制造的突出特征还在于规模化扩散能力。“十四五”以来，46个城市开展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累计建成23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1260家5G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这一过程说明，智能生产并非局限于少数头部企业，而是借助产业链协同和公共政策支持向更广范围扩展。其理论价值在于，智慧型生产的形成不仅依赖单项技术突破，也依赖技术标准与组织能力对应用场景的连续适配。中国制造业由自动化向网络化智能生产延伸，初步呈现物质生产更多交由技术系统承担的趋势，但这一趋势仍属于渐进演化，而非对人类劳动的简单替代。因此，智能制造的理论意义不在于追求无人化，而在于提高技术系统承担重复生产任务的能力，并拓展人的创造活动空间。

（二）数字基础设施由连接工具转化为智慧生产底座

1.网络与时空信息构成普遍连接条件

“智慧型经济”所要求的技术系统自主运行，需要稳定网络与持续数据供给作为基础条件。中国已经形成覆盖范围广泛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截至2025年11月末，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1.93亿户，千兆及以上速率固定宽带用户达到2.39亿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进一步强化了时空信息供给，使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活动能够在统一信息坐标中运行。数字基础设施由此不再只是信息传输工具，而成为知识嵌入实体生产和公共服务的通用技术条件。

2.算力设施推动分散资源走向网络化调度

“东数西算”工程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进一步改变了算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其核心不是简单增加数据中心数量，而是通过国家枢纽节点促进不同类型算力之间的协同调度，使数据处理能力能够跨区域配置。数字基础设施因此获得类似公共基础能力的属性，并为人工智能进入生产与服务环节提供可持续支撑。与“智慧型经济”关于技术系统高度自主化的设想相比，中国实践补充了一个重要条件，即技术自主性需要以全国性网络基础设施和规模化算力配置机制为前置支撑，智慧生产的扩散速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类公共能力的可获得性。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性越强，知识与算法进入实体经济的成本越低，智慧型生产越具有跨行业扩散与应用的现实基础。

（三）平台共享由资源交易创新转向使用权配置机制

1.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扩大资源利用空间

“智慧型经济”所强调的去占有化，在中国共享经济中首先表现为资源使用方式的变化。共享出行与共享办公等模式通过平台连接分散供给与即时需求，使部分资源可以在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下实现重复使用。2025年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市场规模约为5.35万亿元。其现实意义并非财产权本身消失，而是获取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上升，平台匹配降低了闲置资源进入交易和服务过程的门槛。

2.平台机制由供需撮合延伸至协作创新

数字平台进一步把资源共享扩展到知识与创新活动。开源协作和众包设计等方式，使创新活动能够突破单一企业边界，并借助算法匹配形成更灵活的任务组织。由此，平台的功能从交易中介逐步延伸为协作基础设施，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信息链条得到压缩。智慧型经济关于需求端与供给端直接衔接的设想，在这一层面获得了现实对应。不过，平台化并不天然等同于共享价值，其网络效应还可能带来集中化问题，因此，中国实践对于理论的推进不在于简单确认“使用优于占有”，而在于显示数据治理和平台规则将直接影响共享机制能否转化为普惠的资源配置能力。这意味着，资源关系变化需要与平台治理同步推进，只有交易规则保持透明稳定，使用权配置才能形成社会效率增益。

（四）战略科技力量由创新资源集聚转向国家组织能力

1.智慧生产需要制度化的知识生成机制

“智慧型经济”侧重揭示技术革命与社会形态变化，但对于知识如何在国家层面被持续生产并有效扩散着墨相对有限。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使这一问题获得更具制度含义的实践回答。其关键并非用行政配置替代市场，而是在重大科技任务中形成战略目标牵引与多主体协同，使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形成更稳定的衔接。由此，“智慧”不再仅被理解为个人知识或企业研发能力，而被转化为跨组织配置的国家创新能力。

2.国家协调与市场机制形成互补结构

美国关于“隐形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表明，联邦公共机构长期通过网络化方式支持新技术商业化，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组织能力同样深度参与创新过程。中国实践进一步突出国家层面的任务统筹，同时保留企业在技术选择与产业化中的主体作用。载人航天与北斗导航等重大工程所形成的协同机制表明，面向复杂技术系统，智慧型经济的实现条件不仅包括技术先进性，还包括长期投入和跨部门协调能力，这构成中国实践对原有理论制度维度的重要拓展。C919大飞机的研制同样体现了跨主体长期协同的重大工程组织能力。这种制度结构把长期战略任务与分散创新活力连接起来，既为知识生产保留必要的探索空间，又推动科研成果进入工程化和产业化环节，从而增强创新体系的持续性。

（五）文化创造由消费升级转向创造性活动扩容

1.需求结构变化提升文化消费权重

智慧型经济最终关注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进步能否扩大人的创造活动空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已经提供了可观察的现实信号。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3489元，比2020年增长71.7%，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高至11.8%。这表明物质生活持续改善的同时，教育文化娱乐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需求文化化并不意味着物质需要已经退出社会生活，而是说明发展质量的衡量正在更多纳入知识获取与文化体验，智慧型经济所强调的文化需要由此获得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2.数字内容生产扩大社会化创造边界

文化领域更具理论意义的变化在于普通社会成员进入内容生产的渠道明显扩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超过3500万人。2025年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与此同时，截至2024年底，短视频创作者账号数量达到16.2亿个，日均内容产出超过1.3亿条，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2226.49亿元，从业企业数量达到75.7万家。数字平台降低了内容创作与价值实现的技术门槛，使文化生产从专业机构主导逐步扩展为多主体参与。

消费结构与生产主体的双重变化表明，文化领域正在成为观察创造性劳动扩张和检验技术进步社会价值的重要场域。由此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智慧型经济”实践创新已形成由技术能力向社会能力递进的现实链条。智能制造与数字基础设施共同提升技术系统自主性，平台机制改变资源使用方式。国家创新体系将分散知识转化为组织能力，并通过文化创造拓展人的发展空间。其理论意义正在于把“智慧型经济”从未来社会设想推进为能够观察制度条件与社会后果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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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慧型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不在于简单扩大数字技术应用，而在于使技术进步、制度调整与人的发展形成稳定耦合。由知识密集型生产向认知化生产演进，将持续改变要素配置方式和社会分工，并对公共治理提出新的适配要求。未来发展的基本逻辑，应从单项技术突破转向制度与能力协同建设，使创新资源能够持续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同时以共享机制和伦理约束校正技术扩散的社会效应，从而形成具有长期韧性的智慧型经济发展体系。

（一）以制度适配重塑“智慧型经济”的基础性配置机制

1.从战略规划延伸至新型要素制度的协同设计

“智慧型经济”需要稳定的长期制度预期。国家中长期规划可将其作为未来发展愿景，并嵌入“十五五”规划及后续规划，使科技产业政策同教育文化政策相衔接。规划功能还需覆盖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型要素制度。数据市场建设应以产权边界和流通规则为基础，同步完善收益分配与安全治理，使数据在可控条件下提高配置效率。技术和人才市场需持续完善，公共算力服务应适配企业与科研机构需求，为认知化生产提供制度支撑。

2.从科研管理改革转向算法算力配置机制重构

制度适配还取决于创新治理能否从过程控制转向能力释放。科技管理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约束，完善以信任为基础的科研经费管理，并将创新价值同实际贡献纳入评价，扩大科研人员自主空间。新时代中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持续提升，创新效率也呈改善趋势，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仍是释放创新潜力的重要条件。推动算法开源共享，完善算力交易和调度机制，提高算力资源利用效率。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应扩大社会化使用，并以按需配置和合理付费约束垄断性占用。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需要同步完善，以避免要素市场扩张削弱社会信任。

（二）以长期投入提升基础研究与未来技术策源能力

1.从短期技术追赶转向长期前沿布局

智慧型经济的技术基础具有明显的长期性，研发政策因而需要提高基础研究和高风险探索的稳定支持强度。围绕NBICS融合技术，可重点布局量子信息与类脑智能，并持续关注合成生物同未来能源，形成跨学科技术储备。对于可能在十年至二十年后改变产业结构的技术方向，宜建立常态化预研和评估机制，吸收DARPA等机构在项目经理制和容错机制方面的经验，使非共识研究获得必要的试验空间。未来技术政策的核心并非预判单一技术结果，而是提高国家科技体系识别不确定机会并持续投入的能力。

2.从分散攻关转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组织

前沿布局需要与协同攻关机制结合。国家实验室可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组织枢纽功能，强化高校同科研院所的知识连接，再由领军企业推动技术验证和产业应用。围绕关键技术薄弱环节及未来产业需求，可建立跨学科创新联合体，使基础研究成果更顺畅地进入工程验证和产业转化环节。这有助于缓解科研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脱节，并把突破关键技术约束同培育新产业能力纳入同一过程。

（三）以能力重构塑造智慧社会的人力资本基础

1.从知识传授转向创造能力和智能协同能力培养

智慧社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正在由知识存量转向知识创造能力。教育体系需要弱化传统学科边界，提高交叉学习比重，并将探究式学习与项目式学习结合。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可逐步纳入通识教育，使学习者理解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其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形成与智能系统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改革的目标不在于以技术替代教师或学习过程，而在于把智能工具转化为提升创造力和判断力的认知基础。

2.从高端人才培育延伸至终身学习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才结构还需兼顾科研创造与技术治理。基础研究领域应提高对战略科学家及青年创新人才的长期支持，并在艺术设计与文化创意等创造性领域建立稳定资助机制，使高潜力青年能够进行较长周期的自由探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复杂治理问题，还需培养兼具技术理解和法律素养的人才，并强化伦理判断及社会沟通能力。面向更广泛社会成员，数字化终身教育平台应提供持续更新技能的机会，并通过开源社区或社会创新平台扩大参与空间，使人力资本更新不再局限于正规教育阶段。

（四）以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协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1.从数字工具应用转向数据驱动的公共治理

智慧治理的重点是把数字能力转化为公共服务效能。城市治理可在交通和医疗领域提高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度，并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增强对公共需求变化的识别能力。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可借助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但算法输出不能取代公共决策中的责任判断。面向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复杂事务，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可承担信息整合和情景分析，使决策逐步转向证据支持，并保持责任可追溯。

2.从行政管控转向文化引导和协同治理

智慧化并不意味着治理关系完全技术化。社会治理还应提高文化引导与协商对话的制度权重，使价值共识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源。治理绩效的评价也需要从经济效率延伸至人的发展质量，社区自治可与社会组织参与形成互补，志愿服务则为公共协作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智理”由此不只是数据处理能力增强，更意味着治理目标与参与机制同步调整。

（五）以共享、安全与开放机制拓展“智慧型经济”的发展边界

1.从技术收益形成转向分配与就业机制适配

智能化生产提高了资本和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权重，数据与算法的作用也将持续上升。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识别不同要素贡献，并完善数据收益与知识产权收益分享，使职工创新成果形成合理回报，减少技术收益过度集中。就业政策则需建立面向重点行业的动态监测机制，及时识别职业替代趋势和技能需求变化，并将职业转换培训同公共就业服务相衔接。社会保障政策应适应技术转型期劳动者流动，支持就业由重复性任务转向创造性与服务性岗位，并扩大人机协同型职业空间。

2.从国内风险治理延伸至开放型国际合作

“智慧型经济”的长期稳定还取决于伦理与安全制度能否同步成熟。针对算法歧视和数字鸿沟等问题，需要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并完善算法备案评估制度；对于技术滥用与平台垄断，应通过责任认定和风险问责明确研发者同运营者的责任边界，同时规范使用者义务。在国际层面，中国可围绕人工智能和数据跨境流动参与规则建设，并加强数字贸易与知识产权合作。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并以联合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由此形成的开放合作机制，有助于把“智慧型经济”由单一国家的技术升级议程扩展为兼顾互利共享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发展议题。

总体而言，未来路径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供给能否与技术演进同步，并使人才能力、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保持动态适配。只有将技术效率持续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智慧型经济才可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的长期发展动力。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内容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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