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四川江津，陈独秀病重卧床，三子陈松年守在身旁。父亲临终前交代，身后希望和母亲、祖母的棺木一同运回安庆。谁能想到，这句遗言后来牵动了陈松年多年，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潘兰珍离开后，仍旧留在江津。
陈松年是陈独秀与高晓岚所生的幼子。与早早投身革命、最终牺牲的陈延年、陈乔年相比，他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却并非一直过着安稳日子。陈家屡受牵连，家道逐渐衰落，两个哥哥相继遇害，更让这个年轻人提前承担了家庭的重压。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牺牲。陈松年与姐姐陈玉莹赶到上海，却没能收殓哥哥遗体，只能在牺牲地点祭奠。第二年，陈乔年遇害，兄妹再次面对同样的局面。两位哥哥的离去，成为陈松年一生都难以摆脱的痛楚。
此前，他甚至很少真正见过父亲。直到陈独秀被关押南京，母亲带他前去探望，父子才有了较为正式的相见。面对落泪的儿子，陈独秀劝道：“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这句话并没有消除隔阂，却在陈松年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1933年，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关押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陈松年得知消息后，带着妻子前去探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独秀获释，陈松年又赶到南京迎接。此后，父子之间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比此前亲近许多。
1938年，安庆局势恶化，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辗转来到武汉，又随家人迁往四川。后来，一家人落脚江津。陈独秀住在江津期间，生活清苦，胃病反复发作。陈松年在当地学校任职，负责总务，偶尔代课，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陈松年并不是专门陪侍父亲的人。他要养活妻子和孩子，还要照看祖母，农忙时甚至亲自开荒种地。父亲生病时，他能做的主要是陪伴和安慰。对晚年的陈独秀来说，儿子一家就在身边，两个孙女的存在，也成了难得的家庭慰藉。
1942年5月27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享年63岁。由于战事未息、交通困难，陈松年无力立即将灵柩运回安庆，只能把父亲暂葬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下葬时，他在墓前说：“你先在这里等着，时候到了，我一定带你回家。”
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离开了江津，但陈松年一家没有马上走。一方面，安庆当时仍未恢复安定，长途返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祖母和父亲的灵柩尚未归葬，陈松年不能把这件事搁下。对他而言，留下来既是现实选择，也是必须完成的家事。
这一等，就是数年。抗战胜利后，陈松年开始设法筹集运费，联系船只，还要办理沿途托运手续。亲友听说此事，陆续给予帮助。1947年，他终于将祖母和陈独秀的灵柩运到重庆，再转运回安庆。同年6月，灵柩抵达故乡，陈松年一家也随之离开江津。
回到安庆后，陈独秀与高晓岚合葬于城郊叶家冲。陈松年曾多年坚持清明祭扫，但后来因生活变故，墓地一度失于照料。十多年后，他重新寻找父母墓地，甚至一时认不出来，只能依靠知情者指认。1979年前后，在有关方面支持下，墓地得到修整；1984年，陈独秀墓重新落成。
返乡后的陈松年没有进入条件较好的机关，而是靠种地、在窑厂劳动维持生活。1949年安庆解放后，他仍选择留在窑厂。1953年，有关方面了解到陈独秀后人的生活状况，为其家庭提供了相应帮助。1980年，陈松年退休后被安排到市文史馆工作，接待来访学者，并整理、提供与父亲有关的史料。
他曾表示，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应当交给历史研究，自己能做的，是尽量如实保存和提供资料。陈松年留在江津，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是父亲的棺木还在那里，那个迟到多年的归乡约定，也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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