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去公司替被开除的儿子收拾东西才发现儿子的领导是自己同学

叔叔去公司替被开除的儿子收拾东西才发现儿子的领导是自己同学

我儿子被公司开除的第二天，我替他去收拾东西。办公室门一开，坐在里面的领导抬起头，我手里的布包差点掉到地上。

那张脸我认得。四十年前，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长大。

他也认出了我，站起身，盯着我看了几秒，喊了一声：“老周？”

我没答上来。来之前，我担心的是儿子被人当面数落；进门以后，我怕的却是老同学看见我这个替儿子收尾的父亲，连叙旧都像是在求人。

事情是前一晚发生的。

儿子下班回家，鞋没换好就进了房间。孩子他妈端去一碗汤，他也没动。我敲了两次门，他才出来，眼睛又红又肿。

“爸，我被开除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公司一个项目出了纰漏，客户不满意，领导当着同事的面把他训了一顿，让他第二天去办离职，把工位清空。

他入职两年多，平时忙起来常常半夜才回来。项目出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可他资历最浅，最后被推出来担责。他说自己没脸再去，东西也不要了。

“你不去，我替你去。”我说。

他抬起头：“爸，算了吧。”

“算不了。东西是你的，该办的手续也得办。你现在难受，我去收拾。”

他还想劝我别去，孩子他妈也说，不如把东西扔了，省得我过去受气。我没改主意。不是要替儿子争什么，只是不能让他因为羞耻，就连自己的东西和该办的手续都不要了。

第二天早上，我换了件深色外套，把儿子发来的地址记在纸上。他特意告诉我，领导姓李，叫李建军，脾气严，说话硬。

我听了没往心里去。姓李的人多，四十年没见，谁还记得谁呢？

公司在一幢很高的写字楼里。前台问明来意，打电话请示后，领我走到里面的办公室。门一开，李建军正在看文件。他抬头的那一瞬间，我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他老了，头发里掺着白，可眉眼还是当年那副样子。我记得他小时候站在院门口喊我一起上学，也记得我们为了几根萝卜条，被他母亲追得满院子跑。

“老周？”他从桌后绕出来，声音里带着不确定，“是你吗？”

我点头。他抓住我的胳膊，眼睛亮了起来：“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我张了张嘴，半天才说：“我是来替我儿子办离职的。昨天被开除的那个，是我儿子。”

他的笑意一下停住了。

办公室静了几秒。他请我坐下，给我倒水，问儿子叫什么、在哪个组。我说了名字，他皱起眉：“是那个做项目执行的小周？”

我点头。

他坐回椅子上，手指在杯沿停了一下：“我是真不知道他是你儿子。昨天项目出了问题，几个主管都在，我让他先办离职，话也说重了。”

我心里确实不舒服，但不想拿老同学的关系压他：“工作归工作。出了问题，该查就查。你别因为我在这儿，就为难自己。”

“我不是为难自己。”他说，“责任还没查清，就先把压力压在最年轻的人身上，这事我处理得急了。”

这句话让我松了口气，却也让我更不知该怎么面对他。我们好不容易重逢，偏偏是在我替儿子收拾残局的时候。我们聊起过去，他问我这些年过得怎样。我说做过不少活，日子普通，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儿子供出来。他说自己也不是一路顺风，工作换过几次，才走到今天。

聊得越多，那份尴尬越压不住。我看着坐在经理办公室里的老同学，忽然想起小时候我们都穿着旧衣服，谁也不比谁体面。可现在我却忍不住在意，他会不会觉得我混得不好。

我把水杯放回桌上：“建军，咱们的旧账归旧账，孩子的事归孩子。你按公司的规矩办就行。”

他看着我：“那我现在让他回来，把事情说清楚。”

“先别叫他来。”我回答，“该查的你查清楚，但他要不要继续干，让他自己想。”

李建军没有立刻答应。他说公司可以给孩子一次机会，项目责任也能重新核实。我问他，这机会是因为孩子做得合格，还是因为我坐在这里？他沉默了一下，说他会按项目情况判断，也会把昨天仓促处理的地方纠正。

“那就别替他做决定。”我说，“他丢了工作，也得自己决定下一步。”

这话出口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想护住的，并不是儿子的脸面，而是他面对事情的能力。父亲可以替他跑一趟，不能替他过完这一关。

中午，李建军陪我到工位收拾东西。儿子的位置靠墙，桌上有水杯、几本笔记本和一盆快蔫了的绿植。我把东西往布包里装，翻到一本工作记录，里面写满了项目进度和修改事项。

李建军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这孩子不是没用心。”

我没接话，只把本子合上。那一刻我也想过，要不要替儿子说几句好话。可他做过什么、该不该留下，终究该由公司查清，也该由他自己选择。

手续办完，李建军送我到电梯口，说会重新核查项目责任，也不会让离职记录写成他个人重大失误。我谢了他，却没有求他把儿子留下。

回家后，儿子坐在客厅等我。他看见布包，脸一下低了下去。我把水杯拿出来，开了句玩笑：“这杯子都旧成这样了，你还舍不得扔。”

他没笑出来。我把办公室里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也告诉他李建军是我四十年前的同学。他听到这里，抬起头，问我：“那他是不是能让我回去？”

“他愿意给你机会，但回不回去得你自己决定。”我说。

两天后，李建军打来电话。项目复查后确认，责任不在儿子一人身上。公司把离职记录调整为正常离职，也愿意重新安排岗位。

我把电话递给儿子。他在阳台上谈了十几分钟，回来后说，他不回去了。

他说不是赌气。他确实想过，如果回去，项目还能继续做，可那家公司已经让他觉得处处要看别人脸色。他不想因为领导是父亲的老同学，才留下来。他想重新找工作，靠自己把这一段走过去。

我问他想清楚了吗。他说想清楚了。

这次我没再替他作主，只告诉他，离开可以，但别把一次开除当成自己不行。儿子点头，把工作记录收进包里，说先歇几天，再投简历。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规模不大，做的事也更合他的心意。李建军没有再替他安排什么，只在电话里问过一次近况。两个人没成上下级，也没有因为这件事闹僵。

那天我去公司替被开除的儿子收拾东西，本来以为最难受的，是看着他空下来的工位。没想到更难面对的，是四十年没见的老同学坐在办公桌后，而我站在他面前，手里提着儿子的布包。

我后来才明白，重逢没有让儿子免掉那场挫折，也没替他决定该不该回去。它只是让我在那间办公室里，重新看清两件事：同学认出我时，看的不是我的处境；儿子离开那家公司时，也不是在证明自己失败。

四十年没见的同学，成了儿子的领导；我替儿子收拾东西，却没有替他求一个位置。那天走出公司时，我两手空了，心里反倒踏实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