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说明：本文以加拿大徒步旅行者让·贝利沃的真实经历为主要依据。让·贝利沃于2000年8月18日从蒙特利尔出发，2011年10月16日返回蒙特利尔，其间走过约7.5万公里、64个国家和地区，创下当时世界不间断环球徒步旅行最长纪录。文中另有关于中国徒步旅行者雷殿生的交叉印证内容，均来自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及中国新闻网等公开报道。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0年8月18日，蒙特利尔的清晨没什么特别。
他推着童车改的三轮手推车出了门。
车上东西不多：睡袋、一顶简易帐篷、一个急救包、几个食品袋，还有一本旅行日记。
他没有全球定位系统，认路全靠纸质地图。
地图被折了又折，边角卷起来，路名和里程用铅笔一遍一遍改。
每个地名旁边都标着预计到达的日期，这些日期后来被他一天一天追着往前赶。
这天正好是他的45岁生日。
一年前他刚经历过生意失败，生活卡在原地，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环球徒步的想法，就是在那段停滞里慢慢长出来的。
他没有把这件事讲成壮举，只是把它拆成一段一段可以完成的路：先穿过美国，再南下中美洲和南美洲，之后去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最后绕回出发的地方。
把大目标拆开再一段一段走完，是他在生意失败那段日子里学会的唯一一件事。
出门前一晚，他没睡踏实。
第二天要走的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从蒙特利尔出发，穿过美国，一直走到南边。
三十公里一天的节奏他已经练熟，真正不确定的，是往后没有固定住处这件事。
行李摊在床上，帐篷、睡袋、急救包、食品袋，一件一件摆好，又一件一件拿起来重新检查。
那晚他检查了三遍，临睡前还是把行李一件一件重新装回了推车。
那辆三轮手推车是童车改的。
他把后座拆掉，加装了放帐篷和食品袋的位置，车把上缠了布条，防止长时间握着磨手。
车不算结实，却要陪他走过七万多公里。
后来的十一年里，这辆车换了车轮、换了轴承、换了车架，前后换了三辆整车，推车的姿势却从来没有变过。
三轮的结构让车身不太稳，下坡要用身体压住车把，上坡要把重心前移，这些细节他练了很久才找到平衡。
出发那天，他心里只有两件事：不借助代步工具走遍世界，不走到终点绝不回家。
这两个念头后来被他一天一天执行了十一年两个月，中间没有一天被推翻过。
他把这两条准则写在日记第一页，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一遍。
日记越写越厚，第一页那两行字一直留在最前面。
最初的路线从蒙特利尔向南，穿过美国东岸，再一路走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这一段他最熟，天气、路况、补给点都算得清楚。
他选从最容易走的地方开始，是为了先把节奏固定下来，再面对后面的高山、沙漠和大洋。
这个顺序不是随手排的，是他用两年时间反复推敲出来的。
先把简单的路走熟，才有底气去走难的路。
出门时，家人在身边，身上带着家人的祝福，还有四千加元。
四千加元换成十一年来花，每天都要吃饭喝水，鞋破了要补，车胎坏了要换，这笔钱撑不了太久。
真正托住这段路的，是沿途不断出现的好心人。
很多人除了给他食物和钱，还会主动陪他走上一程。
头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路边遇到愿意停下来的人。
每天三十公里，是他给自己划的线。
这个数字不算夸张，普通人咬咬牙也能走完，真正的难度在于不能断。
下雨要走，脚疼要走，找不到住处也要先走到当天的里程。
他把日历挂在手推车上，走完一天就划掉一格。
划掉的动作比任何誓言都实在。
日历一页一页撕掉，行程表上的格子一格一格被填满。
车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他的脚步却越来越稳。
他把每天走完的距离写进日记，把经过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个划掉，日程表上永远只写第二天。
对旁人来说，这是一段看不到头的路。
对他来说，它只是今天必须走完的三十公里，以及那两条从出发那天起就没有改过的准则。
剩下的路线再长，也只是一段一段三十公里的累加。
出门那一刻他没有回头。
身后的人声、车声、狗叫声一点点远去，手推车的车轮压过柏油路，发出均匀而单调的声响。
这个声音此后陪了他十一年两个月，成了他最熟悉的背景音。
从这一天起，他的世界只剩下前方的路和车上的行李。
那辆小车压出的第一道车辙，后来被他一路压到了第六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一】南下的第一万公里
第一年的进度并不快。
美国东岸的湿热、墨西哥山路的崎岖、南美高原稀薄的空气，一样一样压到小腿上。
他翻过高山，穿过沙漠，走过安第斯山脚下的小镇。
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在野外搭帐篷过夜；遇到好心人家，才借住一晚。
帐篷支在路边、桥下、山脚，天一亮就收起来继续走。
第一年他在野外过夜的次数比在屋里多得多。
穿过美国东岸之后，天气开始变得湿热。
公路两侧是望不到头的田野，正午的太阳把柏油路面晒软，鞋底踩上去能感到一层黏意。
他推着车往前走，水壶里的水一天要补充好几次。
补给点之间的距离被他用铅笔仔细标在地图上。
走错一个补给点，就意味着要多走半天的路。
他把地图上的补给点一个个圈出来，成了后来每天都要核对的东西。
进入墨西哥，山路多了起来。
路面坑洼不平，车胎和轴承承受的压力比平原大得多。
第一次车胎出问题，是在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上。
他只能就地停下，把车翻过来，一件一件卸掉行李，再把备用车胎换上去。
修车的动作后来被他做了无数遍，快到不用低头也能完成。
第一次换胎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后几次只需要十几分钟。
南下的路上，他学会了几件事。
其一是省水，水壶空了就意味着当天必须找到下一个补给点，找不到就只能提前停下。
其二是修车，车胎、轴承、轮轴出问题都要自己处理。
推着坏车在公路边修，是常有的画面。
其三是赶路与休息的节奏，脚底磨出水泡不能硬撑，硬撑只会让后面几天都走不动。
这三条是他用第一年走过的路换来的，没有一条写在出发前的计划里。
南美的空气比北美稀薄。
高原上的风又干又冷，走一整天也遇不到几个人。
当地人看他的眼光从好奇变成熟络。
有人停下来递一瓶水、一块面包，也有人干脆把他请进屋。
在墨西哥，他接受过当地人载歌载舞的迎送。
那些场面后来被他反复提起，图的不是热闹，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往往就是当天继续走下去的理由。
递过来的那瓶水，常常决定他当天能不能走完三十公里。
他身上开始发生变化。
胡子留长了，头巾戴上了，背包越来越轻，脚步却越来越稳。
语言不通的地方，一个问路动作要反复比划很久；热了只能停下喝水，雨来了只能把帐篷撑快一点。
他把这些琐碎全部装进日常，也慢慢明白，难的从来不是路长，而是这种日子一天都不能停。
身上的行装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只有每天三十公里这条线没有变过。
走到南美洲最南端附近，风变得很大，气温也低。
手推车的车轮几次陷进松软的路面，他得先把车推出来，再把行李一件一件搬过去，来回好几趟，才算跨过一小段路。
这样的来回，后来成了行程里最常见的动作：遇到过不去的地方，就拆开来一步一步解决。
路走不通，就把问题拆小，这是他在南美学会的另一件事。
很多人把“全程不借助任何代步工具”理解成每一米都由脚掌完成。
这在跨越大洋时并不现实。
他的处理办法一直很清楚：遇到特别危险的地段，或者必须越过大河、大洋时，才乘船或乘机，其余路段全部靠双脚走完。
七万多公里里，绝大部分是步行。
他把这个边界讲得很清楚，一旦含糊，后面所有里程都算不清楚。
2002年，他抵达哥伦比亚。
当地局势复杂，他没有冒险硬闯，而是乘飞机越过这一地段。
此后遇到同类情况，他都采用同样的方式：飞过去，再继续步行。
这个办法让路线保持了连续性，也让纪录的边界始终清楚。
真正被他守住的，不是“绝不坐车”这几个字，而是绝不提前回家、绝不让行程中断。
飞过去只是跨过一段无法步行的路，不是结束行程。
第一年结束时，他已经穿烂了二十多双鞋。
这个数字后来被反复引用，原因是它把十一年压缩成了一句很具体的话：每一步都真实存在。
车胎换过、车轮磨坏、帐篷补过，装备一样一样消耗下去，只剩下路线还在往前。
这一年他走过的路，大约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来回好几趟。
二十多双鞋，是这一年最实在的账本。
【二】荒野里的两天
第一年末尾几段路，他走得格外慢。
不是累，是忽然意识到这一年里他已经习惯了孤独。
没有人催他起床，没有人问他今天走了多远，每天的节奏完全由自己决定。
这种自由来得太彻底，反倒让他有些不适应。
他第一次发现，最难应付的不是身体上的苦，而是这种完全靠自己撑起来的日子。
有过一次，他在荒野里走了整整两天没见到一个人。
夜里帐篷外有野兽的动静，他把刀放在枕头边，一整夜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推车出门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地想：如果现在掉头，没有人会怪他。
但他最终还是把车推向了南边。
那个念头只在脑子里停留了几秒钟，就被三十公里的日常压了下去。
那两天里他几乎断水。
出发前他以为前面不远处有个补给点，结果走了一天也没见到。
第二天中午他找到一个水坑，水浑浊不堪，但他还是灌满了水壶。
那一刻他明白了，在南美这种地方，路线图上画着的小点并不等于真的有人住。
地图上的一厘米，脚下可能是两天。
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日记。
没有抱怨，也没有自我鼓励的话，只是把日期、地点和当天的里程如实记了下来。
后来他翻回这一页时说过，这是第一年里让他长大最快的两天。
2003年，他从巴西圣保罗乘机前往南非，随后一路向北推进。
此前他已经走过南美洲大部分地区，此后进入非洲大陆。
从巴西前往非洲，是整段路线里最关键的一次跨越。
跨海这一段无法用脚完成，他选择坐飞机，落地之后再重新推起小车。
行李被重新打包一遍，日记里多了一页空白，那是飞机上的那段空白。
这一页空白后来被他解释为整个行程里唯一没有脚印的一段。
非洲这段路和南美完全不同。
南美是路不好走，非洲是有时候根本找不到路。
他得一边走一边问，问路的方式从英语换成法语，再换成手势。
有时候问了半天也问不出结果，只能凭感觉选一个方向。
选错了就多走一天，多走一天就意味着多消耗一天的水和食物。
飞机落地那天，他重新装好手推车，推着它走出了机场。
这个动作看起来平淡，但他后来说，那是从空中回到地面最重要的一步。
飞过一段路不算什么，落地之后还能继续走，才算把路线接上。
非洲这一段很长，从南到北，一个国家和地区接一个国家和地区地走。
这里的路况比南美更复杂，有的地方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车轮陷进土路是常事。
他把每天的日期、地点和里程都写进日记，也在沿途收集照片和见证。
这些材料后来成了纪录核验最直接的依据。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天的日期和地名写下来，再拍一张照片，让两者对得上。
他随身没有全球定位系统，记录全靠纸质地图、日记和电脑。
每天走完，就把当天的日期、地点和里程写下来。
这些文字看起来琐碎，却是后来纪录核验最重要的材料。
纪录的核验不看一句“我走完了”，要看连续的轨迹证据、照片、日记和沿途见证，缺一样都难以成立。
他把这些要求早早摸清楚，每一步都留了痕迹。
2005年，他经摩洛哥进入欧洲大陆，走遍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欧洲的路况相对好走，补给也稳定，这段时间是他补回进度最快的一段。
路线的顺序从出发那天就已经定下，中途只有极个别地方受签证、局势或者自然障碍影响做过调整。
路线一旦定下来，他几乎不做大的改动，改动就意味着打乱后面所有的安排。
【三】可以被逐段核对的轨迹
2007年8月，他转入亚洲，先后徒步经过伊朗、印度、中国、韩国和日本。
语言在这里成了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坎。
他原本会英语和法语，在美洲、非洲和欧洲都能派上用场。
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他开始学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也学了一点中文，说“你好”和“谢谢”不成问题。
语言不通的日子，他就靠微笑和手势往前走。
学会几句当地话，往往能省下半天找路的时间。
有一次他在伊朗迷了路，比划了很久没人懂，最后硬生生挤出一句当地话，对方立刻给他指了方向，还塞给他一块饼。
语言不通的日子里，吃饭也成了难题。
他只能靠手指菜单上的字，或者干脆指着隔壁桌上的东西。
好几次他吃到嘴里才发现那东西辣得受不了，但也只能咽下去，毕竟这是人家好心给的。
2008年7月5日，他走到中国武汉街头，继续向东推进。
这一年他已经走过约五万公里，走完四个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的手推车换过两轮，鞋已经穿烂几十双。
长江沿岸的湿热天气对他不算陌生，只是城市越来越大，乡道越来越少，推车穿过市区需要绕更远的路。
为了绕开大路，他常常要多走五六公里。
他从武汉出发后，沿长江方向一路行走，经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再南下福建，随后转往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非洲，他吃过昆虫；在韩国，他尝过当地食物；在中国，他尝过蛇肉。
这些食物不是猎奇清单，而是一个人走到陌生地区后接受当地生活的一种方式。
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是一次被当地人接纳的过程。
愿意坐下来吃一碗当地的东西，往往比拿出地图问路更能打开一扇门。
他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书里，当成自己一路上学到的经验。
走到这一阶段，他已经把四分之三个地球踩在了脚下。
地图被划掉的区域越来越多，剩下的路线越来越清楚。
可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回去的理由反而越来越容易被别的东西取代。
他必须不断回到出发那天定下的两条准则，才不至于把方向走偏。
走得越远，越容易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正是他反复确认那两条准则的原因。
2009年，他从亚洲进入大洋洲，开始走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片大陆。
此时他已经走过五万五千多公里，身上带着四十多双穿烂的鞋留下的伤痕，手推车换到了第三辆。
大洋洲的路相对平坦，但距离遥远，补给点之间常常隔上几百公里。
他把这段路称为“最后的冲刺”，节奏比之前快了一些，每天要走到三十五公里以上。
身体的损耗在加速，但终点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
大洋洲这段路虽然平坦，补给点却隔得远。
他得在出发前把水装满，把食物带足，算清楚下一个能买到东西的城镇还有多远。
算错了就得挨饿，或者提前停下。
他把这些计算做了一遍又一遍，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法：宁可多带两升水，也不冒险省下重量。
在大洋洲，水比食物更要紧。
这一年里，他开始整理手里的材料。
十一年写下来的日记、拍下来的照片、收集到的见证，已经堆成了厚厚的一摞。
他知道这些材料日后要拿去核验，也知道纪录能不能成立，全看这些东西够不够完整。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把当天的日期和地名写下来，再拍一张照片，让两者对得上。
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十一年，一天也没有断过。
2010年，他从大洋洲进入亚洲的最后一段行程。
此时离终点已经不远，剩下的国家和地区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却没有因此加快太多，依旧保持着每天三十多公里的节奏。
前面的十一年都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最后这一段没有理由变成例外。
他把最后几段路的日期一个个圈在地图上，圈完之后发现，所有圈加起来，刚好是一条从蒙特利尔出发、绕地球一圈再回到蒙特利尔的圆。
【四】医院、监狱与那间屋子
2011年初，他走完了亚洲的最后一段路，只剩下从大洋洲回到加拿大的那段航程。
这一步无法用脚完成，他选择坐飞机，落地之后再重新推起小车，走完最后五千四百公里。
行李被重新打包一遍，日记里又多了一页空白。
这是整个行程里第二页没有脚印的记录。
就在终点快要出现的时候，身体先一步撑不住了。
多年的行走留下了太多旧伤，膝盖、脚踝、腰，没有一处是好的。
他每天靠着止痛片维持节奏，止痛药成了车上必备的东西。
他知道自己该停下来检查，但终点的轮廓已经清晰，他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头。
他把检查单塞进背包最底层，告诉自己等走完再说。
2005年11月18日，他走到阿尔及利亚。
一次检查发现了前列腺的问题，需要动手术。
麻烦在于，他已经离开加拿大太久，原有的医疗服务无法继续享受。
经过协调，手术最终在当地完成，而且全部免费。
一位眼科医生还送给他两副眼镜。
这场病把他按在旅馆里躺了很久。
水喝不下，路走不动，手推车停在墙角，地图摊在桌上，日程上多了一片空白。
他后来说，真正难熬的不是身体，而是忽然意识到时间正在从指缝里流走。
十一年要走的路不会因生病而变短，落下的距离只能靠之后补回来。
养病的那段时间，他第一次认真计算过剩下的路。
七万多公里已经走完大半，可前面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一长串。
他必须把每天的距离一点点补回来，又不能把身体逼得太紧。
这种拉扯让他第一次看清，十一年不是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每一天都要重新做出的选择。
最意外的经历发生在一次被误认。
他向当地人员反复解释自己不是犯人，是加拿大人，正在徒步旅行，赶着时间上路，对方却怎么也不相信，把他留在了那里。
后来还是里面的人闹出动静，引来负责人问清楚，才向他道歉并放人。
当时他身上背着已经走完的两万多公里。
这件事后来被他写进书里，成为整段旅程里最荒诞的一段。
类似的事不止一次。
他曾在埃及和澳大利亚接受过牙医的免费检查，也曾在九个国家得到武装护送，包括埃及、土耳其、摩洛哥和马其顿等地，以免遭遇袭击。
在菲律宾，为他护驾的荷枪士兵一度达到三十人。
他后来笑着说，自己这个和平使者，反而被军人围着走路。
并不是每一段都靠运气就能过去。
走在莫桑比克时，极度疲倦与身体不适一起压了上来，他差一点就要放弃，最终在家人的鼓励下才重新迈出脚步。
这是十一年里少数几次他承认自己动摇的时刻。
动摇来得没有声音，却比高山和沙漠更难对付。
这些反常的细节堆在一起，让人不得不注意一个奇怪的落差：一个徒步旅行的人，为什么会被关进那间屋子，又为什么在获释之后，没有掉头回家，反而把车重新装好，继续走向下一站。
他走出那间屋子，没有宣布终止行程，也没有给家人打电话抱怨。
他只是重新装好手推车，按照原计划走向下一站。
就在车轱辘再次滚动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和出发那天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而正是这个动作，藏着后来所有人不肯放下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