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偷摸的矿工到中国“特异功能”第一人！张宝胜的“超人”真相

1988年5月21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持续了数小时的“特异功能汇报表演”正走向它命中注定的结局。

被测试者张宝胜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摆着一个密封的玻璃瓶，瓶身上特意留了一个比药片小得多的“小孔”——主办方解释说，这是为了让“气”能透进去。

物理学家何祚庥和于光远坐在对面，桌上放着他们自己准备的样品。何祚庥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张宝胜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他标志性的“抖药片”表演，药瓶在他手中剧烈晃动，如同街头魔术师惯用的障眼法，但这一次，药片没有出来。

随后，张宝胜开始“培养情绪”，频繁进出会场，每次回来都换个位置。何祚庥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有几次不自然地伸向沙发缝隙，左手则始终揣在裤兜附近。

当有人提出要检查他身上的时候，张宝胜突然宣布表演失败，理由是“今天状态不好”。

几位物理学家和四位被请到现场的魔术师，于是共同吹响了这场戏的终场哨声。

而在此之前，张宝胜的神话，一直以荒诞的形式在同样荒诞的时代，持续上演。

张宝胜原名沈继宝，1960年生于南京，幼年被多次转手送养，最终落户辽宁本溪桓仁铅矿，中学辍学后在矿上当勤杂工。

王清淮在薄荷茶社的杂谈中记录了一个被后来所有“超人传记”刻意抹掉的细节：张宝胜在铅矿工作期间“因为小偷小摸而名声不佳”，他的房间床上地下各个角落“总是洋溢着牛蹄筋猪蹄烧鸡火腿肠”，人问哪来的，他就说“不知道啊，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来了”。

1979年四川唐雨“耳朵认字”横空出世之后，矿领导把张宝胜的偷窃行为重新定义为“东西自己来到他手里的”特异功能，叫他来测试，测试的规模还挺大，档次也高，市领导都参加了。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矿工偶然被发现拥有超能力的故事，而是一个惯偷被体制性的需求重新包装成“超人”的故事。

张宝胜第一次正式“出山”是在1980年6月。《本溪科技报》编辑徐华和本溪公安局的刘兴国专程到桓仁铅矿把他接到本溪，在本溪市科协主席办公室里，经过一些“官方人物”的测试，他的“特异功能”得到了肯定。

测试的内容据当时记录，是用纸、布、铁、瓷等不同物质阻隔，让张宝胜“看”到被遮的图案、颜色、物件。

本溪市一位领导当场问张宝胜“咋办”，张宝胜答“听首长的”；又问公安局局长，局长说“他有透视眼，可以帮助公安抓小偷”。

让一个小偷去抓小偷，这个荒诞的画面几乎是张宝胜整个职业生涯的隐喻。

1982年，是张宝胜成为“超人”的真正起飞之年。

这一年，张宝胜被召进北京，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的亲自主持下做了“耳朵认字”表演。张震寰后来把涉及批准张宝胜参军的各部门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说“今天张宝胜也来了，你们当面考察他，题目你们自己出，如果认为是真的，就让他参军”。

1983年6月2日，经国防科工委批准，张宝胜正式调入507所。507所全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在钱学森的支持下被改造为特异功能研究基地。张宝胜由此从一个矿工变成了穿军装、拿工资、有专车的研究人员。

507所首次对张宝胜进行“大搬运”实验考察的细节，孙泽先在2018年的回顾文章中留下了第一手记录。

实验地点在研究所内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四周是书架、卷柜、写字台等办公用具，屋子中央放了一张透明的玻璃茶几，那是张宝胜的位置，周围分散摆了14把椅子给观察者。

张宝胜进入房间之前，有人帮他重新更换背心、裤衩、衬衣、衬裤，然后穿上类似宇航员训练用的连体服，从背后把拉锁拉上。

就坐之后，用透明插板把他的右手固定在茶几上，插板的作用是把右手与左手分隔开来。张宝胜左边安放一台摄像机专门对准他的右手，右边是一台普通摄影机，前面和后面各有一台高速摄影机。

试样的设计过程，是这次考察中信息密度最高也最耐人寻味的环节。试样是一个金属小铃铛，是从儿童饰品串铃上摘下来的。设计人首先担心的是张宝胜会不会事先准备一个同样的东西，于是把铃铛里面的两个钢珠抠出来一个。还是不放心，就在铃铛上钻了一个孔。又怕张宝胜也事先钻个孔，就在旁边钻了一个极细的孔，并用肥皂盖住。还是不放心，又在铃铛上打上钢印“M-01”——M是主持人梅教授姓氏的字头，01代表第一次实验考察。

四层防伪措施叠加在一个儿童玩具铃铛上，设计者的焦虑几乎溢出纸面。孙泽先特别注明，关于试样的事当时是严格保密的，这些细节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实验于上午九时许开始。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试样还在张宝胜的右手里。孙泽先推测“可能是那两台高速摄影机噪声太大，对他有干扰”。

午餐时间到了，孙泽先建议饭后再接着做，张宝胜不干，说再等一会儿就行了。又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这时他要求吃巧克力，所里派人给他买来，并喂给他吃。

十四个观察者很有耐心，忍饥挨饿却无人走动，一直静静地观察着。终于在第七个小时的当口，张宝胜右手张开时，试样不见了。

他说今天太累，隐约感到往身后去了，并用手向身后比划了一下。最后，试样在张宝胜身后五六尺远的写字台里找到，开锁检查抽屉时，在左侧下数第二个抽屉中发现了那个铃铛，经梅教授亲自检验，铃铛里面只有一个钢珠，大孔在，小孔在，M-01钢印也在。

孙泽先没有说明的是：这四层防伪措施的确验明了铃铛的身份，但它们防不住张宝胜在七个小时里完成一次手法转移。当十四位观察者在饥饿和疲惫中等待到第七个小时，他们的注意力和判断力已经不可能维持实验开始时的那种敏锐。

一台摄像机对准右手，一台普通摄影机在右边，前后各一台高速摄影机，四台机器的确覆盖了主要角度，但孙泽先自己也承认，摄像机布置完成之后，试样才被放进张宝胜的右手。

在整个过程中，张宝胜的左手从未被摄像机单独对准——透明插板隔开了两只手，但隔不开一只手越过插板上方或者从下方绕过的可能性。

而那十四位观察者忍饥挨饿“一直静静地观察着”的画面，恰恰构成了这场实验最核心的悖论：越是长时间的耐心等待，越说明观察者已经默认了“功能需要时间培养”这个前提，而一旦接受了这个前提，任何时间长度内的任何动作都获得了合法性。

其实，张宝胜的骗术，粗糙到令人尴尬的程度。

王清淮记录了一个经典场景：某位老将军听说张宝胜能从密封药瓶里抖出药片，专门请他到家里表演。张宝胜左手抓着药瓶，在将军面前抖了半天，药片不出来。他侧过身，对着沙发靠背继续抖，同时用右手向沙发缝隙做了个动作，药瓶顺势换到右手，再面向将军时，药片就“掉”了下来。全程他坐在同一个位置没动，将军很高兴，说了一句“年轻人，后生可畏”。

1995年8月11日，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餐厅的表演成了他职业生涯的终场。事先藏在身上的鱼肝油药丸因为受热粘结，粘在他手中怎么抖都抖不下来。

现场有摄像机全程记录，门外云集着记者。张宝胜不得已从不常使用的一扇小门往工地方向悄悄溜走。

北京市电视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当时张宝胜在餐厅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反复进出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手是湿的，试图用水把粘在手上的药丸泡开。这个细节比任何批判文章都更说明问题：一个声称能隔空取物、突破空间障碍的人，解决不了一粒受热粘手的鱼肝油。

更为讽刺的是，早在本溪时期，张宝胜的“表演”就已经出现过致命的意外。

他当时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朋友，想给她弄一双高跟鞋，于是从本溪商场的柜台上顺走了一双。

售货员眼观六路，紧追到大门口把他拦住。张宝胜辩解说：“我不是偷，我想这双鞋，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包里一沉，看看是鞋，我很慌乱，就走了。”

售货员回了一句让他无法招架的话：“不是你偷的，皮鞋自己走进你的包里，发觉不对，你当时就该拿出来啊，你跑啥呢？”

这个场景里有张宝胜骗术的全部要素：一个被临时编造的说辞、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以及他在被抓住时的狼狈反应。后来在507所和北京电视台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同一个场景在不同舞台上的重演。

然而，比骗术本身更值得剖析的，是那些替他辩护的人所使用的逻辑。

507所的宋孔智是张宝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话：“张宝胜过程粗糙，动作笨拙，正好证明他不是魔术师。”

这句话乍听之下似乎有道理，但拆开来看，它依赖了三个未经检验的预设：第一，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第二，低水平的表演不可能是魔术；第三，张宝胜的表演水平足够低，低到不像魔术。

这三个预设没有一个是自明的。第一点把“魔术师”这个职业身份和“魔术技艺水平”混为一谈，实际上，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骗子完全可能在使用最粗糙的魔术手法，这恰恰是张宝胜的实情。

王清淮对此有一句精准的点评：张宝胜“连拜师都省略了，一个彻底的‘海清’”，他没有正规的师傅指导，也没有专门训练，“张宝胜的魔术过程很粗糙”。粗糙是张宝胜的表演特征，不是他的功能证明。

宋孔智的论证还隐含着第二个层面的谬误：他把“不像魔术师”等同于“没有使用魔术”。

一个笨拙的骗子之所以笨拙，恰恰是因为他连像样的魔术都变不好。张宝胜在将军家抖药片时，左手抓着药瓶抖半天抖不出来，侧过身对着沙发靠背继续抖，同时右手向沙发缝隙做动作，把药瓶换到右手，再转回身面向将军时药片就“掉”了下来。

这个动作的笨拙程度，恰恰暴露了它就是一个未经训练的人在临时完成一次手法调包。如果张宝胜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魔术师，他根本不需要转过身去完成换手动作。正因为他的手法粗糙到几乎在明面上进行，他才需要将军的年龄和注意力衰减来帮他遮掩。

宋孔智把这种粗糙当成了“非魔术”的证据，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张宝胜之所以表现得不像魔术师，不是因为他有特异功能，而是因为他的骗术连魔术师的门槛都没达到。

宋孔智还讲过另一件事：张宝胜曾经在一次实验中花“两个星期”把一个二极管从密封玻璃管中取了出来。

当被问到是不是当场取出来的时候，宋孔智理直气壮地回答：“两个星期才取出来，费老劲啦！”

在这个认知框架里，“费了很大劲”本身就构成了功能存在的证据，因为如果张宝胜是骗子，他不需要费劲，他只需要作弊。但张宝胜恰恰需要“费劲”，因为他的作弊手法本身就很费劲。

他不在场的两个星期里，那个密封玻璃管始终在他可以接触到的范围内，他有足够的时间用任何方式打开它、取出二极管、再把它恢复原状。

宋孔智把“不在场”等同于“没有作弊条件”，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张宝胜所工作的507所，整个机构都是为他服务的。“费老劲”这三个字，暴露的不是功能的艰难，而是骗局得以运转所需的制度成本。

司马南在《神功内幕》对张宝胜有一段精准的评述。他说，张宝胜“人称国宝，纪录片、电视剧、报告文学、现场表演，不知有多少”，何祚庥、林自新、庆承瑞联名发表的《张宝胜败走麦城——一份迟到的报告》，“区区3000字，尤似‘三千毛瑟精兵’，海内外舆论哗然”。

接着，司马南说了一句更值得思考的话：“解剖张宝胜这个案例的3000字，胜过十年间造神文字宣传的80%。”

这个比例是否精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指出了一个被忽略的时间差：何祚庥等人被邀请去参加那场测试是1988年5月21日，而报告公开发表是在1995年，前后隔了整整七年。

何祚庥自己把这篇报告题为“一份迟到的报告”，林自新在后来的口述中解释说，“迟到”不是因为写不出来，而是因为发不出来。造神的内容可以在纪录片、电视剧、报告文学和现场表演中反复滚动播出，但证伪的内容要找到一个愿意发表的平台，需要等到舆论风向的转变。

造神与证伪之间真正不对称的地方在于：造神是在一个被默许甚至鼓励的轨道上持续生产，而证伪是在一个被限制甚至被劝阻的轨道上等待时机。两者不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上运行，前者以月为单位迭代，后者以年为单位蓄力。

张宝胜的“超人”身份从1982年进京到1995年被批准逮捕，维持了整整十三年。而在这十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何祚庥等人的质疑声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压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1988年那场测试之后，张宝胜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他仍然享有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的待遇，仍然出现在春节晚会的前排。

那种“当场揭穿”的杀伤力，在体制庇护没有撤除之前，几乎等于零，直到1994年国家层面下发《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官方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何祚庥的报告才找到了发表的窗口。

这七年里，不知道又生产了多少关于张宝胜的“神迹”记录，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为那些记录而相信了“人体科学”的许诺。

这才是“证伪成本”真正的含义：它的成本不是纸面上的字数，而是等待一个可以说话的时机所付出的全部时间代价，以及在这段时间里继续被造神叙事覆盖的沉默成本。

但把张宝胜现象简单归结为“一个骗子骗了一群傻子”，未免过于轻巧。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一个矿工的粗糙把戏能够获得国防科工委的正式编制？

钱学森在1982年5月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的信中写道：“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表态。同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把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称为“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这里面有冷战的焦虑——美苏都在研究超心理现象，中国不能落后；有对还原论科学范式的反思——钱学森试图用系统论来解释人体特异功能；也有个人认知的盲区。

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体制性的造神机器，张宝胜只是这台机器恰好选中的那个零件。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社会需求。

八十年代的中国，旧的政治信仰体系松动，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尚未成型，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悬空状态，气功和特异功能填补了这个真空。

它提供了一套简化的世界观：只要通过修炼，普通人也能获得超越常人的能力，疾病可以治愈，命运可以改变，甚至国家的落后也可以用“人体科学”来弯道超车。

1994年国家层面下发《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这标志着官方态度的根本性转变。张宝胜的骗术被揭穿，与其说是科学战胜了迷信，不如说是政治风向变了，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体制庇护。

张宝胜的结局没有给这个故事增加任何悲壮色彩。

1995年他因涉嫌诈骗和扰乱社会治安被批准逮捕，出狱后做了点小买卖，不再“表演”了。

王清淮写道，刑满释放后的张宝胜“不再变戏法玩魔术了，可能因为戏法魔术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

2018年8月3日凌晨，他因心脏病发在北京去世，时年58岁。

街坊邻居提起他时，有人说他可惜，有人直接摆摆手说那都是以前骗人的把戏。他在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里，对那些想来采访的记者特别警惕，总觉得人家是来找他麻烦的。

一个声称能够用意念移动物体、透视人体、隔空取药的人，最终死于一颗连他自己都无法“发功”治愈的心脏，在一种近乎偏执的警惕中走完了最后几年。

把张宝胜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里看，他不过是周期性地出现在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种症状。1980年代的“耳朵认字”和“隔空取物”，1990年代的“信息锅”和“水变油”，2000年代的“排毒教父”和“绿豆治百病”，2010年代的“量子波动速读”和“酸碱体质理论”——每一次，骗术的形态在变，但受众的心理机制没有变：对权威的信任、对捷径的渴望、对复杂世界的不耐烦。

张宝胜现象最根本的警示或许在于，当一个社会习惯性地用“权威性担保”代替“同行评议”，用“高层首肯”代替“可重复实验”，用“群众热情”代替“逻辑检验”的时候，造出一个张宝胜是必然的，揭穿一个张宝胜则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