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顾晚澜,28岁,女博士毕业那年,我一个人拖着两只超重的行李箱飞越半个地球,落地英国伯明翰。
没有人告诉我,等待我的不只是一份学术合作协议,还有一个叫理查德·蒙哥马利的男人。
他52岁,伯明翰当地赫赫有名的商业巨头,第一次见我,开着一辆哑光黑色宾利,用一口出人意料的流利普通话抬眼打量道:"你就是那个从武汉来的女博士?"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受宠若惊,而是有点被冒犯——他那双眼睛看我的方式,像是在看一件被送过来的样品,还没决定要不要收货。
我抬起头,用同样平静的语气回了他一句英文:"你就是那个据说让三个商业对手在谈判桌上当场认输的理查德·蒙哥马利?"
他愣了一秒,然后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却不显老,反而有一种被岁月磨得极熟的从容。他说:"上车吧,顾博士,伯明翰的秋天很短,别站在风里浪费。"
三个月后,我们在当地政务厅登了记。
婚后的日子令人眩晕——不是因为陌生,而是因为太过密集。一周十一次,从未间断,直到某个普通的周四清晨,我在卧室门口突然失去意识,被救护车拉进急诊。
医生看完所有检查报告,把我一个人叫到走廊深处,左右环顾了两眼,才压低了声音开口。
那句话,让我当场从推车上猛地撑起了身体。
"顾晚澜,你知道你丈夫的真实身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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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在武汉读完了本硕博,整整十年,从一个拎着行李箱踏进宿舍楼的湖北姑娘,变成了生物医学工程方向的博士毕业生。
导师给我的评价是"专注、自律、极少出错",同门给我的评价是"冷静得不像话",我妈给我的评价更直接——"晚澜,你脑子好使,但你这个人太轴,不知道变通,以后吃亏的。"
毕业那年春天,导师找我谈话,说伯明翰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有一个联合课题项目,合作方是当地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对方点名要一个能同时处理中英文数据文献、又有实验室操作背景的研究员,条件给得很厚,两年合同,薪资是国内同类岗位的三倍还多。
导师说:"我推荐了你,你考虑一下,这种机会不多。"
我问:"合作方是什么背景?"
导师顿了一下,说:"商业集团旗下的科研部门,老板是个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的人,在中国有不少商业往来,我和他认识有些年了,人可靠,你不用担心。"
我问了几个关于课题方向的问题,确认和我的研究方向契合,就说了一个字:"好。"
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在电话里沉默了将近一分钟,然后说:"你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你爸那边我先不说,你自己想清楚了没有?"
我说:"想清楚了。"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你自己的路自己走,妈管不了你,但你记住,出了事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来。"
我爸接过电话,说:"晚澜,去吧,别让你妈操心就行。"
就这样,八月底,我一个人飞到了伯明翰。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阴天,空气湿冷,机场外面的天色像是一块旧白布被水浸透了,灰蒙蒙往下坠。
我站在出口等接机的人,四周全是西装笔挺的司机举着牌子,中间有一张写着"顾晚澜博士"的牌子,举牌子的不是司机,是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看起来五十多岁,站在人群里不声不响,但整个人有一种很强的存在感,像是一根独立站着的铁钉,周围的人不自觉地给他留出了一圈空间。
他就是理查德·蒙哥马利。
02
理查德·蒙哥马利,1972年生,伯明翰本地人,家族第三代商人,父亲那一辈开始进入制造业,他接手之后把版图扩进了生物科技、房产和金融三个领域,旗下公司超过二十家,在伯明翰商界的地位用他助理的话来说是"几乎没有他点头之前能落地的大项目"。
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英国本地人,婚姻维持了八年,无子女,离婚原因从未对外公开,独居在伯明翰郊外一处庄园,是他父亲留下来的。
这些是我后来零零散散拼凑出来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这次合作项目的主要出资方,也知道他和我导师认识多年,这次是他主动提出亲自来接我——导师说,他这个人对自己看重的事情向来亲力亲为,派个司机来他觉得不够郑重。
他接过我的行李箱,用普通话说了第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从武汉来的女博士?"
那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语气里有一种不经意的审视,像是在核对一件货物的品相。
我当时风尘仆仆,背了一个超重的双肩包,头发被机舱里的干燥空气搞得有点毛躁,但这不代表他有权利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抬头看他,用英文说:"你就是那个据说让三个商业对手在谈判桌上当场认输的理查德·蒙哥马利?"
他愣了一秒,然后笑了。那个笑不是敷衍,是真的被逗到了,眼角的细纹显出来,整张脸一下子松动了许多,比之前站在人群里冷着脸的样子多了几分人气。
他说:"上车吧,顾博士,伯明翰的秋天很短,别站在风里浪费。"
那辆哑光黑色宾利停在停车场最里面,车身低调,牌照普通,但整辆车透出一种很克制的贵气,不需要靠外观叫嚣。车里没有司机,他自己开。
路上他问我第一次来英国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说研究中心,他侧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说的是私人时间。"我说暂时没有私人时间的计划,他嘴角有一点弧度,说了一个字:"行。"
那天他把我送到研究中心安排好的公寓,帮我把行李箱搬进门,站在玄关说:"安顿好了联系我,研究中心那边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找我。"然后转身走了,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话。
我站在玄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说不清楚那一刻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很难被看透,像是一扇关着的门,你能感觉到门后面有东西,但推不开。
03
正式进入研究中心工作是落地后的第三天。
课题组一共七个人,除了我之外全是英国本地的研究员,组长叫马修,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是那种看起来温和实则对数据极度苛刻的类型。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听说你的论文方向是细胞信号传导,这和我们的课题有直接交叉,你来之前读过我们发表的那三篇文章吗?"
我说:"读过,第二篇的数据建模部分有一个变量处理方式我有不同看法,有机会可以聊一聊。"
他推了推眼镜,说:"好,等你上手了我们约个时间。"
从那天起,我基本上把自己钉在了实验室里,早去晚回,周末也不例外。
理查德偶尔会出现在研究中心,不是专门来找我,是来谈项目进展,每次来都只待很短的时间,跟项目负责人开个简短的会,然后走。
但他每次经过实验室的时候,都会停一下,隔着玻璃往里看一眼,如果我在,就朝我点个头,如果我正在操作没有注意到,他就直接走了。
有一次他进来了,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我在做的实验,问:"你每天几点离开?"我说一般八点左右,他说有没有去过伯明翰市区,我说没时间。
他停顿了一下,说:"周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是景点,就是个市场,但值得去一次。"我说我周六可能要加班,他说下午两点在研究中心门口等你,然后就走了,没等我回答。
那个周六我确实加班到了中午,两点之前把手头的数据整理完,换了件外套下楼,他的宾利停在门口,见我下来,把手机揣进口袋,说:"走了。"
他带我去的是伯明翰的博罗市场,当地的一个传统食品集市,摊位密密麻麻,各种气味混在一起,烟熏肉、新鲜蔬菜、芝士、香料,吵闹又鲜活。他在一个卖熏肠的摊位前停下来,递给我一串切好的熏肠,说:"尝一下,这家做了四十年了。"
我咬了一口,咸香,很好吃。他说:"你导师说你在国内几乎不出门,除了实验室就是宿舍。"我说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个,他说我们认识有些年了,他提起你,不只是说学术。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这个话题,但那句话在心里挂了很久——这个男人和我导师之间,好像比一个普通的合作关系复杂得多,他了解我的程度,也远比我以为的要深。
之后的几次接触,他每次说话都留着一半,像是永远站在一条线后面,知道得多,说得少,偶尔一句话能让你回去想很久,但他本人永远是那副不动声色的样子。
我开始注意他,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只是职业习惯,我对想不透的东西会本能地想搞清楚。
04
认识两个月的时候,理查德请我吃了一顿正式的晚饭,地点在伯明翰市中心一家不挂招牌的私人餐厅,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服务员上完菜就退出去,轻轻把门带上。
那顿饭他喝了一杯红酒,我喝的是水,菜是提前选好的,有一道用中式做法改良过的鱼,他说是专门为我点的,问我合不合口味。
我说合,他说好。然后他放下酒杯,看着我,直接开口说:"顾晚澜,你对结婚这件事怎么看?"
我当时手里正拿着筷子,停了一下,说:"什么意思?"
他说:"字面意思。我五十二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有资产,有时间,缺一个愿意跟我过的人。你二十八岁,在异国,聪明,独立,但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盯着他看了大概三秒钟,说:"你在跟我谈条件?"
他说:"我在跟你说实话。"
我说:"你对我了解有多少?"
他说:"你的学术背景,你的家庭,你的性格,你的工作方式,足够多了。"
我说:"我对你了解有多少?"
他说:"你可以继续了解。"
我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说:"这种谈话方式很奇怪。"他说:"你觉得奇怪,是因为你没见过这么直接的人,但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不喜欢被绕来绕去,所以我选择直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需要时间考虑。"他说:"合理,你有足够的时间。"那顿饭之后,他把我送回公寓,在楼下停车,说:"不管你怎么决定,研究中心的工作不受影响,这一点我保证。"我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再说话,上楼进门,在沙发上坐了很长时间。
我妈那天恰好打电话来,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好,她说你声音不对,我说没有,她说:"晚澜,你是不是在瞒着妈什么事?"
我说:"妈,你多想了,就是累,睡一觉就好了。"
我没有告诉她理查德那番话。
那个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出来只会让她开始催我做决定。
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理查德没有再提起那件事,见面就是正常的工作交集,问课题进展,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协调的资源,态度跟之前没有任何差别,仿佛那顿晚饭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提,我反而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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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三个月的一个周三下午,我主动发消息给他,说:"我考虑好了。"
他回了三个字:"你在哪。"
我说了地址,他二十分钟之后出现在研究中心楼下的咖啡馆,坐下来,要了两杯咖啡,推一杯到我面前,说:"说吧。"
在这之前那两个星期,我把能想的全想了一遍,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一个女博士,只身在异国,工作稳定,生活独立,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认识不到三个月、大自己二十四岁的英国商人?我问不出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但我同样问不出一个足够充分的拒绝理由。
他直接,他可靠,他从不绕弯子,他让我的工作和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了某种具体的重量,我没办法假装这些什么都不是。
我说:"我有几个条件。"
他说:"说。"
我说:"第一,我的工作不因婚姻关系受到任何干预,我的职业路径我自己决定。第二,我和国内家人的联系不受限制,我随时可以回国探亲。第三,我需要独立的个人空间,哪怕住在一起,也要有我自己的书房和独立支配的时间。"
他听完,一条一条点头,说:"没有问题,这三条我都接受。"
我说:"你没有条件吗?"
他想了一秒,说:"一条,诚实,不管什么事,我希望你直接告诉我,不要绕弯子。"
我说:"这一条我接受。"
他端起咖啡杯,说:"那就这样了。"我们就这么谈定了,没有浪漫,没有眼泪,像签了一份经过认真审阅的合同,双方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登记结婚是在认识后的第三个月,某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两个人去政务厅排队,签字,盖章,拿了一本证书出来。
办完手续站在门口,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他看了我一眼,说:"饿了吗?"我说有点,他说去吃熏肠,我笑了,说行。
消息传回国内,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你自己决定的,妈支持你,但你记住,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父亲接过电话,说了一句话:"晚澜,爸就一个要求,你要过得好。"我说爸,我知道。
06
婚后,我搬进了理查德在伯明翰郊外的庄园。
庄园很大,主楼三层,后院有一片草地,草地尽头是一排高大的山毛榉,秋天的时候叶子红得像火,冬天落光了,树干黑亮,像是用墨描过的。
主楼里有一间书房是我的,他把钥匙交给我,说:"这里以前放的是旧文件,我让人清出去了,你自己布置。"我站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窗外是那片草地,阳光斜进来,落在木地板上。
理查德的作息不规律,有时候早上五点多就起来去书房,有时候夜里十一点还在接电话,他的时间表是由他那一摊子生意驱动的,不是钟表。
他不干涉我在研究中心的工作,只是每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会顺手给我也泡一杯茶,放在床头,等我自然醒来喝,有时候是红茶,有时候是普洱,一天不落。
庄园里有两个常驻的工作人员,一个负责维护庄园的日常,一个负责厨房和采购,都是理查德用了多年的人,见到我很客气,但也不多话,恰到好处地保持着距离。
我问过理查德为什么要亲自给我泡茶,他说:"有些事情就是要自己做,才算数。"我说什么叫算数,他说你以后会明白的,没有再解释。
他说话经常留着一半,是一种习惯,不是秘密,只是不喜欢把话说尽。
但有一件事,从婚后第一天就开始,从未中断,让我到后来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脑子里飞速盘算今天是第几天。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悄悄数了一下——十一次。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以为自己数错了,又重新数了一遍,还是十一次。
我没有开口问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也许刚结婚,新鲜劲还没过,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恢复正常。但第二周,还是十一次。第三周,依然是十一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像是被什么精准地校准过。
理查德每一次之前都会问我,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问我今晚想吃什么,我没有一次说过不,不是因为甘愿,是因为那个频率在他身上看起来太过自然,自然到我开口拒绝反而像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07
庄园里他一个人管着几十亩的地,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跑步,在草地上绕圈,跑完回来去书房处理文件,接电话,谈生意,饮食极度克制,几乎不碰甜食和油炸的东西,喝酒只在社交场合,生活方式非常自律,身体状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将近十岁。
而我,二十八岁,却开始撑不住了。
最初是容易疲惫,下午两三点就有一种骨头发空的感觉,我以为是换了环境,气候不适应。后来是腿脚发沉,走到实验室半路需要扶着墙停一停,以为是睡眠质量变差。
再后来是早上起床,头会有几秒的剧烈眩晕,眼前发白,整个房间像是在旋转,站定了才能慢慢走路,我告诉自己是低血糖,多吃了几块饼干,没再管。
有一天下午,我在实验室里突然觉得两条腿像是不是自己的,扶着操作台站了将近十分钟才缓过来,同事艾伦走过来,低声说:"晚澜,你脸色太差了,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说:"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过几天就好了。"
艾伦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已经说了将近两个星期的'过几天就好了',我数过了。"
我没有接话,低头继续整理数据。
她叹了一口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把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放在我的键盘旁边,说:"这是我自己的家庭医生,约号很好约,你去查一下吧,我是认真的。"
那天回到庄园,理查德见我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文件,走过来,说:"你还好吗?"
我说:"没事,有点晕,一会儿就好了。"他看了我一会儿,说:"要不要去查一下,你最近气色一直不太好。"我说不用,睡一觉好了。他站在那里,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那天晚上他主动提出让我早点休息,说他有文件要处理,在书房待到很晚。
我以为那次之后节奏会慢下来,甚至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结果第二天早上,那杯茶还是准时放在床头,他坐在床边等我喝完,什么都没变。我盯着那杯茶,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08
研究中心有一个行政主任叫弗格森太太,五十多岁,英国老派女性,雷厉风行,对我一直很好,偶尔会给我带她自己烘焙的饼干。那天下午我在茶水间碰到她,她看了我一眼,皱起眉头,说:"晚澜,你最近睡得不好吗?你眼下的颜色很深。"
我说:"可能有点,最近课题推进到关键阶段,比较忙。"
她说:"不是工作的问题,你是那种工作再忙也不会显出来的人,我见过你忙的样子,不是这样的。"她沉默了一秒,忽然换了个方向,说:"你丈夫,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意思?"
她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说:"没什么,就是随口问一问,你们新婚,我就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说:"挺好的,他对我不错。"
她点了点头,说:"那就好。"转身拿起杯子走了,但背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欲言又止,像是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我站在茶水间盯着她离开的方向想了一会儿,想不出所以然,就没再管。
那个星期五,我妈又打电话来,开口就说:"你声音不对,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说:"没有,就是累。"
她说:"你跟我说实话,那个人对你好不好?"
我说:"好。"
她说:"什么叫好,说具体点。"
我说:"每天给我泡茶,不干涉我的工作,尊重我的决定,就是好。"
她停顿了一下,说:"那个人都五十多了,你们生活上……合适吗?"
我说:"妈,你问这个干什么。"
她说:"我是你妈,我不问谁问?"
我说:"合适,你别操心了。"
挂了电话,庄园里很安静,书房的灯还亮着,理查德在里面接电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说什么。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那些积累了好多天的疲惫像是一块石头压着,压得整个人动不了。
09
又过了将近两周,症状开始明显加重,不再只是疲惫和眩晕,开始有心跳加速的感觉,有时候坐着不动,心跳也会突然跳得很快,像是身体在应对某种消耗,但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在实验室里做记录的时候,手会轻微发抖,数字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盯着看了半天,才继续往下写。
艾伦那天走到我旁边,低声说:"晚澜,你的手在抖。"
我把手压在桌面上,说:"没事,今天喝咖啡多了。"
她说:"你今天一杯咖啡都没喝,我看见了。"
我没有接话。她叹了一口气,走开了,但那个眼神我看见了,不是担心,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担心,比担心更难受。
那天晚上,理查德从书房出来,见我坐在客厅发呆,走过来在旁边坐下,正对着我,说:"晚澜,我认真问你,你最近状态不对,告诉我哪里不舒服。"
他的眼神很直,没有敷衍,也没有探究,就是想要一个真实答案的看法。
我沉默了一下,说:"就是身体有点累,可能睡眠质量不太好,调整一下就好了。"他说:"你确定不需要去医院查一下?"我说确定,没事。
他看了我几秒,最终点了点头,站起来说:"好,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体,但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立刻告诉我。"然后拿起文件回了书房,留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我把艾伦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看了很久,最后折起来放回去。
10
那些症状,一直在积累,一直在加重,就这么一天拖着一天,直到那个周四的清晨。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卧室门口,准备去洗漱。就在跨过那道门槛的瞬间,眼前突然一黑,双腿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整个人向前倒下去,后脑撞在门框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我失去意识之前,听见理查德从书房冲出来的脚步声,急促而沉重,像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砸,然后是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乱和颤抖。
"晚澜!"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再睁眼,是医院的白色天花板,输液管插在手背上,旁边机器发出规律的滴声。
理查德坐在病床旁边,见我睁眼,立刻俯身过来,声音压得很低,问:"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头还有点沉,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没事,检查都做完了,医生一会儿来说结果。"
病房是单间,窗帘拉着,光线昏暗,门口有护士进进出出。
理查德坐在我旁边,外套穿得整整齐齐,头发却有点乱,像是来不及梳就冲出门了,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不只是担心,还有别的。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中年女医生,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理查德,说:"家属先去外面等一下,我和患者单独谈谈。"理查德没有立刻动,看了我一眼,我说你先出去吧,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才把门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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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生把帘子拉上,翻开一个夹着厚厚文件的夹子,里面除了检查报告,还夹着一个没有完全合拢的牛皮纸信封,封口一角微微翘起。
她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婚后的生活频率,问我有没有持续性疲劳,问我睡眠质量怎么样,我如实回答了。她听完,神情变了一下,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夹子里取出来,单独放在了病床旁边的金属托盘上。
她左右环顾了两眼,才压低了声音,开口说出了那句话。
"顾晚澜,你知道你丈夫的真实身份吗?"
我愣在原地,她没有再说话。
我盯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看了很久。
它就放在那里,搁在病床旁边的金属托盘上,封口没有完全压死,一角微微翘起来,像是在等我。
我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我告诉自己,也许里面什么都没有,也许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但医生刚才那句话又贴着耳廓响了起来——
"你知道你丈夫的真实身份吗?"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了那个信封。封口一撕就开了。里面厚厚一叠文件,最上面那张,是一份我从未见过的协议书,抬头处印着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机构名称。
我的手开始抖。
翻到最后一页,一张照片从中滑落,飘在了病床白色床单上——
我瞪大眼睛,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