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中：我睡过100位女性，9女同床纵欲无度，晚年欠债缠身孤死

2004年2月10日，台北荣民总医院。

一个老人死在病床上，身边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当年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

他的遗体在停尸间停了整整五天，没有遗照，没有牌位，没有人认领。

最后，是几个老部下凑了钱，才把他草草下葬。

这个人，叫黄任中。

他曾经是台湾十大富豪之一，身家超过3亿美元，在阳明山上养着一座私家豪宅，随时备着多名女性相伴。

他一度放言，自己二十年在女人身上花了二十亿新台币。

然后他死的时候，一分不剩。

1940年，黄任中出生在重庆。

父亲叫黄少谷，国民党重要元老，后来先后担任台湾地区"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司法院长"，党政人脉遍布上下。

这个出身，放在那个年代，几乎等于手握一张通行证——进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出了什么事，背后都有人撑着。

随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黄任中从小生长在台北的权贵圈子里。

玩伴是党政要员的子弟，吃饭是官邸的餐桌，长大的土壤里从来不缺人情和便利。

这种环境养出来的孩子，要么格外懂事，要么格外无法无天。

黄任中属于后者。

小学六年，换了五所学校，每一所都是因为打架待不下去。

进了台北建国中学，照样我行我素。

他跟校外帮派纠缠，在台北市警察局少年组留下了档案，是那种让老师头疼、让家长绝望的孩子。

父亲黄少谷是国民党的体面人物，儿子的劣迹让他颜面尽失。

束手无策之下，他动用行政手段，把儿子"托管"出去。

没别的办法，这孩子留在台北就是生事。

于是黄任中被送去了美国。

目的地是普渡大学，学机械工程。

结果没多久，又是打架，又是退学。

这时候父亲的人脉再次发挥作用。

外交官叶公超出面斡旋，把他转进了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

那是个规矩极严的地方，起床有号令，行走要列队，动手打人不是被惩处，是被开除。

在这样一个地方，黄任中第一次被逼着把脑子用在了正事上。

高压管教之下，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黄任中突然展现出了数学天赋。

一个打遍台北的问题少年，在军事学院里成了数学尖子。

他后来考进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

这段经历，往后成了他在台湾商界最爱抖出的底牌：你们以为我是靠老爸的？我可是数学博士候选人。

这话说得不假，但只说了一半。

没有父亲那张关系网，他大概早就烂在了台北某条街道上。

家世给了他屡次跌倒又站起来的机会，这一点，他后来从来不提。

1971年，黄任中回到台湾。

他没靠家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彼时台湾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加工出口区遍地开花，外资涌入，到处是机会，就看谁能抓住。

黄任中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一个叫美国橡树公司的外资企业——他们需要有人帮忙修理电视零件。

这种活，很多人看不上。

黄任中偏偏看上了。

他从小装配厂起步，摸清楚了美国老板的需求，硬是说服对方在台湾设厂。

他看准了一个细节：当时电路基板市场几乎被日本垄断，台湾厂商要么买日本货，要么没得用。

他撬开了这条缝，成为楠梓电子董事长，成功打破日本在电路基板上的垄断局面。

这一仗，让他完成了从"富家公子"到"商界玩家"的身份转换。

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不是这段实业，而是一笔教科书级别的股票操作。

1984年底，黄任中出手了。

他以每股17.5元新台币的低价，大量吸入2500万股远东航空股票。

那个年代，远东航空并不是什么热门标的，旁人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他也不解释。

就这么持有着，一等就是将近十年。

这种定力，放在一个成天流连酒色的人身上，反而显得格外讽刺。

1995年，他全部卖出。

卖出价：每股225元新台币。

单此一笔，净赚56亿新台币。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台湾引发了轰动。

媒体开始追他的故事，财经圈开始研究他的逻辑。

他用一笔股票操作，证明了自己不是靠爹的败家子，而是有真本事的猎手。

巅峰时期，黄任中的个人身家突破3亿美元，稳居台湾十大富豪行列。

1985年，他成立皇龙投资公司，触角伸向金融、股票、地产、建筑，几乎什么赚钱做什么。

钱多了，生活方式随之固化。

他在台北阳明山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名叫"欢乐宫"。

专门定制了一张宽3米、长4米的大圆床。

他公开声称，自己二十年来在女人身上花了二十亿新台币，平均算下来每年一个亿。

他同时供养多名女性，从不掩饰，反而当作谈资炫耀，仿佛这是他商业成就之外另一套证明自己的体系。

台湾媒体给他的标签，逐渐从"商界奇才"变成了"豪门浪子"。

他也不反驳，甚至乐在其中。

1996年，父亲黄少谷去世。

这一年是个真正的转折点。

黄任中卖掉了所有生产事业产权，彻底告别实业，转而专职投资股市和地产。

他不想再管工厂，不想再盯生产线，他要的是更自由的生活——花钱、享乐、继续做大赌注的买卖。

父亲活着的时候，那张关系网多少还是一道护身符。

父亲死了，黄任中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压舱石。

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

此时恰值台湾1990年股市崩盘后的回稳期，市场看起来一片向好。

他的豪赌布局，为此后的财务危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97年，一场风暴从东南亚席卷而来。

亚洲金融风暴重创了整个亚太地区的资产市场。

台湾股市暴跌，地产大幅缩水，那些靠杠杆堆起来的财富，像纸牌屋一样塌下来。

黄任中的资产，在这场风暴中足足蒸发了八成。

不是九成，不是全军覆没，是八成。

但八成，已经够了。

此前他放贷给多家企业的上百亿资金，全变成了烂账。

他在地产和股市上的布局，几乎全线崩盘。

曾经那个呼风唤雨的皇龙帝国，在短短数年之内，被金融风暴打得七零八落。

皇龙投资公司，名字还在，里面已经空了。

祸不单行。

税务部门认定其出售股票存在逃税，叠加罚款，再加上替两位姐姐担保所产生的欠税，累计欠税合计 26.6 亿新台币。

这张税单，压垮了他。

原本那笔56亿的股票收益，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

但就是这笔买卖，把税务机关引到了他面前。

赚了56亿，结果拿了一张26亿的罚单回来。

这种讽刺，比任何编出来的故事都更有力量。

然后，陈宝莲的事情发生了。

1996年，黄任中结识了香港女星陈宝莲。

外界对两人关系议论纷纷，黄任中只对外称陈宝莲是"干女儿"，其他的一概不承认。

陈宝莲年轻、漂亮、在娱乐圈里以行事极端著称，被香港媒体列为"四大癫王"之一。

她多次自残，情绪极不稳定，是那种把自己生命当做赌注的女人。

2002年夏天，陈宝莲从上海某栋高楼的24楼跳下。

她年仅29岁，身后留下了一个刚出生20天的婴儿，和一封遗书。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黄任中始终未公开正面回应，对于外界认为他是陈宝莲情感崩溃诱因之一的说法，他的态度被普遍描述为冷漠。

他没有承认与陈宝莲孩子的任何关系，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表态。

一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母亲，而那个可能与此有关的人，选择了沉默。

这件事，在台湾社会掀起了巨大波澜。

一个年轻女人的死，被拼凑进了一个老富豪财富崩塌的叙事之中。

两件事叠在一起，黄任中的公众形象跌到了谷底。

2002年12月20日，事情走到了终点。

深陷欠税风波、早已债台高筑的黄任中，被当地政府依法管收——也就是行政拘留，入狱三个月。

方查封其豪宅、豪车与大批古董字画藏品。

这批藏品后续拍卖价值远低于黄任中本人对外宣称的价值，坊间传闻多数藏品为赝品，但并无司法正式鉴定报告予以证实。

他炫耀了多年的宝贝，最后连税款都抵不了多少。

这一刀，割在最疼的地方：不只是钱没了，连那套"我有品味、我懂古董"的人设，也一起碎了。

出狱之后，黄任中的身体垮了。

糖尿病开始发作，肾功能衰竭，每周需要洗肾。

2003年1月，他在管收期间因为心脏病住院，面容憔悴，判若两人。

曾经那个在欢乐宫里觥筹交错的主人，如今在病床上接受护士插管换液，身边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同年10月，他再度住进台北荣总，11月中一度昏迷数日，才勉强醒过来。

曾经住惯私立高档医院的人，辗转到了公立医院的普通病房。

病房里四个床，旁边睡着的是普通市民，没有单间，没有专属护工，没有人特别关照他。

那些年跟在他身边的女人们，早在他负债超过26亿的那一刻，就已经散了。

她们离开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直接转头和别的富商订婚，前脚还在黄任中这里，后脚就拿着订婚戒指出现在媒体面前；有的卷走了屋里值钱的东西，消失无踪；有的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再也不见了踪影。

他供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没有一个留下来。

这一点，外界说得残忍，其实也不算冤枉。

他把女人当消费品，女人把他当提款机，双方都心知肚明。

只是他有钱的时候，这套逻辑运行得无比顺畅；他没钱了，逻辑还是那套逻辑，只不过轮到他被抛弃。

2003年底，黄任中的状态每况愈下。

医院成了他最后的住所。

那个曾经在欢乐宫里大摆宴席、呼朋唤友的人，此时探病的寥寥无几。

病房的沉默，和欢乐宫里的热闹，形成了一种残酷的对照。

大部分时候，那里只有他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听着监护仪的嘀嘀声。

2004年2月10日，黄任中因糖尿病并发肠胃道大量出血，抢救无效，在台北荣总去世。

享年64岁。

遗体在停尸间停放五天无人处置，最后由黄任中的姐姐出钱操办简单葬礼，儿子黄若谷也到场。

他的债，留给了儿子黄若谷。

台湾税务部门记录显示，黄若谷作为遗产继承人，承接了总额约18.76亿新台币的税款欠债；加上其他家族成员，黄任中家族合计欠税高达51.3亿新台币。

据报道，其子黄若谷办理限定继承，仅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对超出遗产的巨额欠税没有偿还义务，黄任中留下的巨额欠税长期挂在台湾欠税大户榜单上。

黄任中的那笔欠税，连同利息和罚款，在台湾财政部每年公告的欠税榜上蝉联多年榜首，成了台湾税务监管史上标志性的案例。

有人说，黄任中是时代的产物。

他赶上了台湾"经济奇迹"最疯狂的年代，用数学天赋和胆量在股市里捞到了第一桶金，又用那个年代特有的灰色空间把财富滚大。

他不是最坏的人，但他活得太放肆，也付出了太放肆的代价。

他一生最精彩的那一笔——低买高卖远东航空股票，净赚56亿——也恰恰是把他推向深渊的那把刀。

那笔钱触发了税务核查，那张罚单压垮了他整个财务结构，亚洲金融风暴又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的资产拍平。

三件事叠在一起，哪一件单拎出来都可能熬过去，三件叠在一起，就成了压垮骆驼的那三根稻草。

他豢养了无数女人，没有一个陪他走到最后。

他炫耀了一辈子的古董，最后证明是假的。

他建的欢乐宫，被人查封拍卖。

他欠下的债，压了儿子十几年。

一个台湾富豪的兴衰，最终变成了两代人替他还债的故事。

黄任中走了，孤孤单单地走了。

停尸间的五天沉默，比他生前所有的热闹，都更能说明问题。

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什么。

他用后半生证明了：没有根基的财富，迟早是别人的；没有真心的陪伴，终究只是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