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毛主席接见10次，还写入文章，78年为何被免去所有职务？

1952年，河北遵化西铺村，王国藩面对23户贫农和一片贫瘠山地，手里能拿出的家底少得可怜：缺种子，缺农具，缺牲口，连唯一一头驴也不是完整所有权，只能算“三条驴腿”。

这句带着土味的说法，很快传遍全国。当地人起初并不看好这些穷苦农民，甚至把他们组成的合作组织叫作“穷棒子社”。在当时，这不是夸奖，而是对贫困的嘲弄。

王国藩没有急着争辩。他把23户人家拢到一起，先从开荒、积肥、修渠这些最具体的事情做起。山地难种，工具简陋，大家便靠增加劳动时间和相互帮衬，硬是开垦出了两百多亩土地。

有意思的是，这个合作社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条件。缺钱，就精打细算；缺牲口，就互相调剂；缺粮，就先保证生产。社员们常说：“家底薄，更不能把力气分散了。”

一年下来，收成超过了不少单干农户。社里添置了牲口和农具，还积攒了种子、口粮。到了第二年，加入的农户由23户增加到83户，原本带有讥讽意味的“穷棒子”，逐渐成了靠双手改变处境的代称。

这件事受到关注，并不只是因为收成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有地可种”的问题，但小农经济仍受资金、劳力、工具和灾害风险限制。如何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是农村生产继续发展的难题。

1952年以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各地逐步展开。王国藩合作社的意义，正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用一头不完整的驴、几件旧农具和一群贫苦农民的实践，说明了集体互助能够解决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

1955年，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为有关文章写下按语，提到遵化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并称他们依靠自身努力取得生产资料，是当时农村建设的一种形象。

在另一篇关于勤俭办社的按语中，毛主席又点名谈到这个合作社，强调勤俭经营不只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也应当成为经济事业的重要原则。一个普通农民带头办社的经历，由此进入了全国性的政策讨论。

王国藩的名字也因此被各地干部和农民熟悉。1959年国庆期间，他作为农民代表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并受到毛主席接见。1960年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再次见到毛主席。

据相关资料记载，到1970年，王国藩先后十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曾回忆，第一次握手时，原本准备好的话几乎一句也说不出来。对一个长期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而言，这种场面确实超出了日常经验。

1960年，他的事迹还被编入小学教材。全国劳动模范、合作化典型、农民代表等身份接踵而来，但王国藩并没有把自己包装成脱离土地的人。他穿着朴素，关心的仍是种子、牲口、收成和社员生活。

时代的推力也把他带到了更高的岗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承担一些领导职务，并参加过中央读书班。文化程度不高，是他的客观短板；缺少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经验，更是后来影响他的重要因素。

在读书班里，王国藩平时话不多。谈到农村生产队、土地和农民生活时，他却能说出许多细节。这种长处来自长期实践，但实践经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成熟的政治判断。

特殊历史时期，许多干部都受到复杂局势影响。王国藩也曾因判断失误和受到错误影响，做过一些不合适的事情。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他后来受到组织处理，并不等同于早年办社的贡献被全部否定。

1976年以后，随着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王国藩被停职检查。1978年，党组织经过审查，认为他确实犯有错误，但在调查期间态度较好，相关问题并非出于主观恶意，因而决定免去他在党内的全部职务，不再追究责任。

职务没有了，王国藩没有留在城市申辩，也没有四处诉说委屈，而是回到遵化。重新面对土地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但做事的方法没有变，仍是先找能够落地的事情，再一点点把人和资源组织起来。

改革开放后，他带领乡亲们兴办汽车队、电线厂等事业，努力为农村寻找新的增收门路。1981年，根据上级安排，他调到遵化县水利局担任顾问，享受副局级待遇，直到退休。那个曾经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也就这样留在了新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历史记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