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老人敦煌旅游吃饭，结账时老板不让走，一看照片当场愣住

四个老人敦煌旅游吃饭，结账时老板不让走，一看照片当场愣住

一

王建国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餐馆里显得格外清脆。

“多少钱？”

老板娘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攥着计算器，低着头按了半天，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堆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笑：“叔叔，一共是一百八十七，抹个零，给一百八就行。”

王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两百元钞票，放在桌上，站起来就要走。他今年六十八了，腰不好，坐久了站起来的时候得用手撑着桌沿，先撅屁股，再慢慢直腰，像一截被压弯了的老树桩子，一节一节地往上弹。

他旁边的赵秀兰也站了起来，顺手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她比王建国小两岁，头发花白，但精神头很好，一双眼睛还亮堂得很。她往桌上扫了一眼，把那盘没吃完的凉拌沙葱往中间推了推，又把几张用过的纸巾拢到一起，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吃完饭得把桌子收拾干净。

“老周，老孙，走了。”王建国招呼另外两个人。

周明远正仰着脖子灌最后一口啤酒。他六十六，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脸上的褶子深得像敦煌的沟壑，两鬓全白了，但身子骨倒还硬朗，啤酒瓶子举起来的时候手一点都不抖。他听见王建国叫他，把酒瓶子往桌上一墩，打了个小小的嗝，站起来。

孙丽华是四个人里最年轻的，六十二，但也是身体最差的。她有糖尿病，还有类风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十个指头像十根弯曲的干树枝。她从座位上撑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咔嚓声，她自己听见了，皱了皱眉，但没吭声。

四个人往门口走。

这是他们到敦煌的第三天。三天里，他们看了莫高窟，看了鸣沙山月牙泉，看了玉门关遗址。今天下午刚从雅丹魔鬼城回来，包车的司机把他们送到市区，说这家驴肉黄面馆味道正宗，他们就进来了。

馆子不大，就六张桌子。墙上的壁纸已经泛黄了，贴着一张褪色的敦煌壁画飞天图。柜台后面供着一尊小小的财神像，前面摆着三根刚燃了一半的香。空气里有驴肉汤的膻香，混着蒜泥和醋的味道。

门口那扇玻璃门被王建国推开了一半，外面的热风灌进来，带着戈壁滩特有的干燥，像一只粗糙的手在脸上抹了一把。

“几位叔叔阿姨，等一下。”

老板娘的声音从背后追过来。

王建国停下脚步，回头。老板娘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手里还攥着那张一百元的钞票，脸上的笑有点局促。

“怎么了？钱不够？”王建国问。

“不是不是。”老板娘摆摆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她大概四十多岁，皮肤黝黑，是常年被西北的日头晒出来的颜色，扎着一条马尾辫，围裙上沾着油渍和面粉。

“那是咋了？”赵秀兰也转过身来，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被人讹，这些年新闻上这种事看得多了。

老板娘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回头朝后厨喊了一声：“老赵！老赵你出来一下！”

后厨的门帘被掀开，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他比老板娘高出一个头，肩膀很宽，穿着白色的厨师服，袖子撸到胳膊肘上面，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里还攥着一把炒勺，脸上油光光的，额头上全是汗。

他出来之后，先看了一眼四个老人，然后目光定住了。

定在了周明远脸上。

二

周明远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咋了？我脸上有东西？”

厨师没说话。他盯着周明远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慢慢放下炒勺，走到柜台旁边，从一个抽屉里翻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锈迹斑斑，上面的图案已经看不清了。他打开盒子，从里面摸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塑封过的，边缘微微发黄，但保存得还算完好。他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周明远比了比。

然后他的手开始抖。

“你是不是……姓周？”厨师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嗓子里堵了什么东西。

周明远愣了一下：“你咋知道？”

“你是不是叫周明远？”

周明远更愣了。他看了看王建国，又看了看赵秀兰和孙丽华，然后转回头，仔细打量那个厨师。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皱起眉头，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不敢相信。

“你是……”

“我是赵大柱的儿子。”厨师的声音有点颤，“赵大柱，甘肃武威的赵大柱。我爸……我爸叫赵大柱。”

周明远的身体晃了一下。

赵秀兰赶紧扶住他：“老周，你咋了？”

周明远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张照片，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建国凑过去看了一眼那张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照，已经泛黄了，但能看清楚上面的人。照片背景是一片戈壁滩，远处是光秃秃的山，近处搭着一个帆布帐篷。帐篷前面站着五个人，都穿着棉袄，戴着棉帽子，每个人的脸都被风吹得皴裂，嘴唇干得起皮，但眼睛很亮。

五个人里，他认出了两个人。

一个是年轻时候的周明远。

另一个是他自己。

三

王建国觉得自己的脑子嗡了一下。

那张照片上的画面，他太熟悉了。那是1975年的冬天，在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戈壁滩上。那一年，他们四个人——周明远、王建国、赵秀兰、孙丽华——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是知青，从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到一个叫“红旗农场”的地方。

农场的生活很苦。住的是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搭上树枝和泥巴，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吃的是苞谷面窝头和咸菜疙瘩，偶尔能吃到一顿白面馒头，那就是过年了。

但那时候他们年轻，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白天跟着拖拉机开荒、种地、修水渠，晚上回到地窝子里，点着煤油灯，读书、写信、唱歌。周明远会拉二胡，赵秀兰嗓子好，孙丽华会跳新疆舞，王建国会吹口琴。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台晚会。

那张照片，是1975年冬天拍的。

那一年，农场来了一个摄影师，说是要给知青们拍照，寄回城里给家里人看。摄影师在农场待了三天，拍了很多照片。这张合影是在农场后面的戈壁滩上拍的，背景里那个帆布帐篷，是他们干活时休息的地方。

照片上五个人：周明远、王建国、赵秀兰、孙丽华，还有一个人站在周明远旁边，比周明远矮半个头，脸圆圆的，笑起来露出一颗小虎牙。

那个人叫赵大柱。

他是甘肃本地人，比他们大两岁，是农场的老职工。当年知青们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赵大柱手把手教他们干农活。怎么扶犁，怎么赶牛，怎么在戈壁滩上找水。冬天的时候，赵大柱从家里带来一袋土豆，分给知青们吃。春天的时候，赵大柱带着他们去挖锁阳，一种长在沙漠里的药材，挖出来晒干了能卖钱。

赵大柱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对知青们特别好。他常说一句话：“你们是城里来的娃娃，能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不容易。”

1976年春天，知青们陆续返城。周明远是第一个走的，他家里给他办了病退。走的那天，赵大柱骑着自行车，把他送到镇上的汽车站。临上车的时候，赵大柱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就是那张合影。他说：“拿着，以后别忘了我们。”

周明远把照片揣在怀里，上了车。汽车开动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赵大柱站在路边，一直挥手，一直挥手，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后来，周明远回了北京，考上了大学，分配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张照片被他夹在一本旧书里，慢慢地就忘了。

再后来，他听人说赵大柱得了病，走了。

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他当时正在忙一个项目，没能去送。他给赵大柱家里寄了一笔钱，写了封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跟赵大柱有关的东西了。

四

“我爸……”厨师赵师傅的声音把周明远拉回了现实，“我爸临走的时候，把这张照片交给我。他说，上面这几个人，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见到他们，一定要替他说一声谢谢。”

赵师傅的眼圈红了。

“我爸说，当年那些知青娃娃，从大城市来到我们这穷地方，吃了那么多苦，他心里过意不去。他说那几年，虽然苦，但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几年。因为有你们在。”

周明远的手开始抖。他伸出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颤巍巍地接过那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他站在中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笑得露出一口白牙。他旁边是赵大柱，圆脸，小虎牙，笑得憨厚。

“大柱……”周明远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沙哑、低沉，带着一种压抑了几十年的东西。

赵秀兰凑过来看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忽然捂住了嘴。

“这是大柱？那个教我们挖锁阳的大柱？”

赵师傅点头。

孙丽华也凑过来了。她的手指关节疼，拿不住照片，只能凑近了看。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他那时候总说，等我们回城了，他要去北京看我们。他说他想看看天安门。”

没有人接话。

空气安静了很长时间。馆子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后厨的灶上还炖着汤，咕嘟咕嘟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冒泡。

王建国把那张照片拿过来，看了很久。他记得赵大柱。他记得赵大柱教他赶牛的时候，牛不听话，赵大柱急得直跺脚，嘴里骂着甘肃土话，骂完了又笑。他记得赵大柱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件旧羊皮袄送给他，说城里娃娃不禁冻。他记得赵大柱有一次为了给他们改善伙食，去河里摸鱼，掉进冰窟窿里，差点没上来。

“大柱他……什么时候走的？”王建国问。

“九七年。”赵师傅说，“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他走的时候很瘦，但没怎么疼，走得还算安详。”

“你妈呢？”

“我妈还在，今年七十六了，身体还行。住在武威老家。”

赵师傅说着，从柜台下面又翻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他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纸，递给周明远。

周明远接过来一看，是信。

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纸，薄薄的，有点透光。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小学生写的。周明远认出来了，这是赵大柱的字。赵大柱没上过几年学，写字很费劲，一笔一划的，像是在刻字。

信一共三封。

第一封是1985年写的。赵大柱在信里说，他承包了村里的几亩地，种了葡萄，收成还行。他说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胖乎乎的，很壮实。他说他给儿子取名叫赵建军，因为那年是建军节生的。

第二封是1990年写的。赵大柱在信里说，葡萄卖不上价，他改种了苹果。他说儿子上学了，成绩不好，就爱捣鼓吃的。他说他有时候会想起当年的知青们，想起周明远拉二胡，想起赵秀兰唱歌，想起孙丽华跳舞，想起王建国吹口琴。

第三封是1995年写的。赵大柱在信里说，他查出来得了病，医生说治不好了。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放心不下儿子。他说他这辈子没什么本事，但有一件事他很骄傲，就是认识了他们几个。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们还能见面，让他儿子替他敬他们一杯酒。

三封信，都没有寄出去。

赵师傅说：“我爸写了信，但是不知道你们的地址。他说你们是城里人，早晚会回城的，地址变了就找不到了。他就把信放在这个铁盒子里，说以后有机会再寄。”

周明远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五

那天晚上，四个老人没有回酒店。

赵师傅把馆子的门关了，挂了“今日休息”的牌子。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让她把孩子接回家，然后从后厨端出一盘盘菜。不是菜单上的菜，是他自己做的。红烧肉、大盘鸡、清蒸鱼、手抓羊肉，还有一盘凉拌沙葱，和一锅热腾腾的驴肉黄面。

“叔叔阿姨，你们今天别走。这顿饭，我请。”赵师傅说。

王建国摆手：“那不行，你开馆子的，怎么能让你请。”

赵师傅把脸一板：“我爸要是知道你们来了我没留你们吃饭，他在底下得骂我。”

四个老人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再推辞。

赵师傅又从柜台下面摸出一瓶酒，是本地酿的敦煌白酒，度数很高。他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然后自己端起杯子，站起来。

“我爸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们几个。他说你们从大城市来，在戈壁滩上受了那么多苦，他没能好好照顾你们。他说他心里有愧。”

赵师傅的眼圈又红了。

“但是我知道，我爸心里是真的把你们当亲人的。他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说，不知道周明远回北京了没有，不知道王建国回上海了没有，不知道赵秀兰回天津了没有，不知道孙丽华回哈尔滨了没有。他说，希望他们都过得好。”

周明远站起来，端起酒杯。他的手还在抖，酒洒出来一些，滴在桌子上。

“大柱，”他说，“我们来看你了。”

他把酒洒在地上。

赵秀兰也站起来，把酒洒在地上。

王建国、孙丽华，都站起来，把酒洒在地上。

然后四个人坐回去，谁也没说话，就那样坐着。

赵师傅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又倒满了酒。他坐下来，坐在周明远旁边，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这是我爸最后一张照片，九六年拍的。”

照片上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竹椅上，背后是一堵土墙。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敞着，露出瘦得凹陷的锁骨。他的脸已经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那颗小虎牙还在。

周明远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六

那天晚上，赵师傅讲了很多。

他讲他爸年轻时候的事。说赵大柱年轻的时候力气大，能扛两百斤的麻袋，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说赵大柱会唱秦腔，嗓子一亮，能把树上的麻雀惊飞。说赵大柱做过一件傻事，当年为了给一个知青凑回城的路费，偷偷把家里的猪卖了，被媳妇骂了三个月。

他讲他小时候的事。说他爸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去地里转一圈，回来的时候顺便捡一捆柴。说他爸做饭很难吃，但有一道菜做得特别好，就是驴肉黄面。说这道驴肉黄面的配方，是跟一个敦煌的老师傅学的，他爸学了三年才学会。后来他开了这家馆子，用的就是当年他爸传下来的方子。

他讲他爸生病之后的事。说他爸知道治不好了，就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说有一天他爸忽然跟他说，想再去一趟红旗农场。他借了一辆三轮车，把他爸拉去了。农场早就没了，地窝子也塌了，只有那一片戈壁滩还在。他爸坐在戈壁滩上，坐了一下午，一句话没说，天黑之前让他拉着回来了。

赵师傅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了。

“我爸临走那天晚上，把我叫到床边。他说，‘建军，你记着，咱们家欠着一份情。当年那些知青娃娃，从城里来咱这穷地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咱们没好好待人家。’他说，‘以后要是能见到他们，一定替我说声谢谢。’”

周明远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趴在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出了声。

王建国拍了拍他的背，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赵秀兰在旁边抹眼泪。孙丽华的手抖得厉害，端不住杯子，只能把手放在膝盖上，攥着衣角。

赵师傅站起来，走到后厨，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盆面。面是刚煮好的，热气腾腾，上面浇着一层深褐色的卤汁，里面是切成小丁的驴肉，还配了几片黄瓜丝和一小碟蒜泥。

“这是驴肉黄面。”赵师傅说，“我爸教的。你们尝尝。”

他给每个人盛了一碗。

周明远端起碗，吃了一口。面很筋道，卤汁很浓，驴肉炖得烂烂的，入口即化。他嚼着嚼着，忽然抬起头来，看着赵师傅。

“你爸当年给我们做的那顿驴肉黄面，就是这个味道。”

赵师傅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七

那天晚上，四个老人喝了很多酒。

王建国喝得满脸通红，讲起了当年在农场的事。他说有一次下大雨，水渠塌了，他们四个人和赵大柱一起跳进泥水里堵口子，堵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泥人。赵大柱站在泥水里笑，露出一颗小虎牙，说：“你们城里娃娃，没想到还能吃这个苦。”

赵秀兰讲起了赵大柱教她唱歌的事。她说赵大柱嗓子好，会唱很多西北民歌，什么《走西口》《兰花花》，他都会唱。有一次收工回来，赵大柱坐在田埂上唱《走西口》，唱得所有人都哭了。赵秀兰说，她后来回城考上了音乐学院，学的就是民族声乐，她说她唱得最好的那首歌，就是跟赵大柱学的。

孙丽华讲起了赵大柱帮她干活的事。她说她身体不好，从小就有类风湿，干活慢。别人一天能干完的活，她要干两天。赵大柱从来不催她，每次干完自己的活，就过来帮她。他一边帮她干活，一边给她讲甘肃的风土人情，讲敦煌的壁画，讲鸣沙山的故事。孙丽华说，她那时候就想，以后一定要来敦煌看看。这个愿望，一直到今年才实现。

周明远讲的不多。他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次他病了，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农场没有医院，赵大柱背着他走了十几里路，走到镇上的卫生所。那天晚上下着雪，赵大柱的鞋走烂了，脚上全是血口子。后来他的病好了，赵大柱的脚却感染了，烂了一个多月。

周明远说到这里，把酒杯举起来，对着天花板。

“大柱，兄弟敬你一杯。”

他把酒一饮而尽。

八

第二天早上，四个老人又去了那家馆子。

赵师傅早就等着他们。他煮了一锅小米粥，蒸了一笼花卷，拌了两个凉菜。四个老人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早饭。

吃完饭，周明远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这个你拿着。”

赵师傅愣了一下：“叔叔，这是干什么？”

“不多，五万块钱。”周明远说，“你爸当年为了给我们凑路费，卖了一头猪。我打听过了，那时候一头猪能卖一百多块钱。按现在的物价算，怎么也得还这个数。”

赵师傅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要。”

“你听我说完。”周明远按住他的手，“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你爸的。你拿着，在你爸坟前立块碑。碑上写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我们要告诉你爸，我们来看过他了。”

赵师傅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王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了一行字。他把纸递给赵师傅。

“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你刻在碑上。”

赵师傅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

“赵大柱，我们的兄弟。你把最好的青春给了我们，我们把最好的回忆留给你。”

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

赵秀兰也拿出一个东西，是一条围巾。红色的，羊毛的，是她自己织的。她说：“这是我给你妈的。天冷了，让她围着。”

孙丽华从包里掏出一本相册，里面是这两天在敦煌拍的照片。莫高窟的飞天，鸣沙山的骆驼，月牙泉的落日，还有他们四个人在雅丹魔鬼城的合影。她把相册递给赵师傅。

“给你妈看看。告诉她，我们过得都很好。让她别惦记。”

赵师傅捧着这些东西，站在柜台后面，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九

那天中午，赵师傅开车带四个老人去了武威。

从敦煌到武威，走高速要六个多小时。赵师傅开着他的五菱宏光，四个老人坐在后面。车窗外，是连绵的戈壁滩和远处的祁连山。天很蓝，云很低，像是伸手就能摸到。

赵秀兰坐在副驾驶，哼起了歌。是《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

孙丽华跟着哼。王建国用手指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周明远看着窗外，一句话没说。

傍晚的时候，车到了武威。

赵师傅的老家在一个叫黄羊镇的地方。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种着大片的玉米和葡萄。赵师傅的妈妈住在村东头，一座土坯房，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

老太太今年七十六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还亮。她站在门口，看着四个老人从车上下来，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忽然捂住了嘴。

“你们……你们是当年的那些娃娃？”

周明远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老太太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老茧，但很温暖。

“大妈，我们来看你了。”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拉着周明远的手，左看看右看看，又拉着赵秀兰的手，左看看右看看。她嘴里念叨着：“变了，都变了。认不出来了。当年你们都是娃娃，现在都老了。”

然后她拉着四个老人进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铁皮盒子，跟赵师傅店里的那个一模一样。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摞照片。

都是当年的照片。

有一张是四个知青在地窝子前面照的，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的，但笑得很开心。有一张是赵大柱和知青们一起挖水渠的，赵大柱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铁锹，笑得露出一颗小虎牙。还有一张是赵大柱和周明远的合影，两个人勾肩搭背，背景是一片金黄的麦田。

老太太说：“大柱走的时候，把这些照片都交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比他的命还重要。他说，等他走了，让我好好收着。说不定有一天，那些娃娃会回来找。”

她擦了擦眼睛，看着周明远。

“你们真的回来了。”

十

那天晚上，老太太做了饭。

她做的是驴肉黄面。跟赵师傅做的一模一样。她说，这个方子是她公公传下来的，赵大柱学了，赵建军也学了。一代一代，都记着。

四个老人围坐在炕上，吃着面，喝着酒。老太太坐在旁边，讲着赵大柱最后的日子。

说他最后那几天，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还是念叨着当年的知青们。说他有一天忽然说胡话，说看见周明远回来了，说他拉着周明远的手，问他在北京过得好不好。

说他走的那天晚上，天上有很多星星。他让赵建军把他扶到院子里，坐在那把竹椅上，看了一晚上的星星。天快亮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看，那几颗星星真亮。你说，周明远他们，是不是也能看见？”

赵建军说：“能看见。”

赵大柱笑了笑，就那样靠在椅子上，走了。

老太太讲到这里，停了一会儿。然后她端起酒杯，对着窗外。

“大柱，娃娃们回来了。你看见了吗？”

窗外，星星很亮。

十一

第二天早上，四个老人和赵建军一起，去了赵大柱的坟。

坟在村后的山坡上，一座不大的土坟，前面立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赵大柱之墓”，字迹已经模糊了。

赵建军拿出准备好的石碑，是昨天连夜找人刻的。碑不大，但很结实，是上好的青石。碑上刻着一行字：

“赵大柱，我们的兄弟。你把最好的青春给了我们，我们把最好的回忆留给你。”

下面是四个人的名字。

周明远蹲下来，用手抚摸着碑上的字。他的手指沿着那些刻痕，一笔一划地摸着，像是在摸赵大柱的脸。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那张照片。那张1975年在戈壁滩上拍的合影。照片上，赵大柱站在他旁边，圆脸，小虎牙，笑得憨厚。

他把照片放在碑前，用一块石头压住。

“大柱，照片还给你。”周明远说，“你留着。我们在你旁边。”

他站起来，退后一步。

四个老人并排站着，对着那座坟，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吹动了他们花白的头发。远处的祁连山，山顶上还有积雪。天很蓝，蓝得没有一丝云彩。

赵建军站在后面，看着四个老人的背影，忽然想起他爸说过的一句话。

“建军，你知道人这辈子最宝贵的是什么吗？是有人记得你。”

他爸说的对。

十二

从武威回敦煌的路上，四个老人都没怎么说话。

车窗外的风景在后退，戈壁滩、村庄、庄稼地、远处的山。周明远靠在后排座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

他想，如果当年赵大柱没有卖那头猪，他也许就回不了北京。回不了北京，就考不上大学，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他的人生，是赵大柱用一头猪换来的。

王建国也在想。他想，他这辈子欠了很多人的情。但最不该欠的，是赵大柱的情。赵大柱帮他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他回报。赵大柱就是那样的人。

赵秀兰在想那首《走西口》。她想起赵大柱坐在田埂上唱歌的样子。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西北人特有的苍凉。她后来唱过很多歌，在舞台上，在录音棚里，但她觉得，她这辈子唱得最好的一次，就是在那个田埂上，跟着赵大柱唱《走西口》。

孙丽华在想那一碗驴肉黄面。那碗面不仅是一顿饭，是一个西北汉子对城里娃娃的心意。赵大柱不会说漂亮话，他只会做一碗面，然后看着你吃。你吃完了，他就笑。他笑的时候，露出一颗小虎牙。

赵建军从后视镜里看了四个老人一眼。

“叔叔阿姨，你们要是喜欢，以后每年都来。我给你们做驴肉黄面。”

周明远睁开眼睛，看着赵建军的后脑勺。

“你跟你爸长得像。”

赵建军笑了：“都这么说。”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周明远说，“那颗小虎牙，跟你爸一模一样。”

赵建军从后视镜里看见自己的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十三

回到敦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赵建军把车停在馆子门口。四个老人下了车，站在路灯下面，看着那家小小的驴肉黄面馆。招牌上的字不太亮了，但“驴肉黄面”四个字还看得清。

周明远走过去，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柜台后面的财神像还亮着灯，三根香已经燃尽了，只剩三截短短的香灰。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建军，”他转过身来，“你那个铁盒子里的信，我能带走吗？”

赵建军点头：“本来就是写给你们的。”

周明远从兜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三封信拿出来，一封一封地看。

第一封信的末尾，赵大柱写道：“周明远，你回北京以后，别忘了给我写信。我的地址是：甘肃省武威县黄羊镇红旗村三组。赵大柱收。”

第二封信的末尾，他写道：“赵秀兰，你嗓子好，以后要当歌唱家。等你上了电视，我一定看。”

第三封信的末尾，他写道：“王建国、孙丽华，你们俩要好好的。王建国你别老逞能，孙丽华你注意身体。以后有机会，来武威看看我。”

三封信，三句嘱咐，隔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每一句，都写在横格纸上，一笔一划，像是刻上去的。

周明远把三封信收好，放在贴身的兜里。

“建军，这信我拿走了。你放心，我会好好收着。”

赵建军说：“叔叔，这信本来就是你们的。”

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爸是个好人。”

赵建军点头。

“我知道。”

十四

四个老人在敦煌又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他们坐飞机回北京。赵建军开车送他们去机场。在候机楼门口，他拿出四个袋子，分给四个老人。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们带的。一人一袋，里面是武威的葡萄干和枸杞。我妈说，让你们补补身体。”

四个老人接过袋子，说了谢谢。

赵建军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周明远。是一串钥匙。

“这是我馆子的钥匙。以后你们来敦煌，直接开门进去。锅碗瓢盆都在，想吃什么自己做。”

周明远接过钥匙，攥在手里。钥匙是铜的，已经被磨得发亮。

“建军，”他说，“你爸当年给我们留了一把钥匙，是一把开地窝子门的钥匙。后来地窝子塌了，钥匙就没了。这串钥匙，我替你爸收着。”

赵建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叔叔，那你们一定再来。”

“一定。”

四个老人转身往候机楼里走。走了几步，周明远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赵建军一眼。

“建军，你爸叫什么来着？”

赵建军一愣，然后明白了他的意思。

“赵大柱。”

周明远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继续走。他的背有点驼了，走路的时候步子不大，但很稳。他旁边的王建国、赵秀兰、孙丽华，也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赵建军站在门口，看着四个老人的背影，一直看到他们消失在候机楼里。

然后他掏出手机，翻到一张照片。

那是他爸的最后一张照片，九六年拍的，坐在竹椅上，背后是土墙。瘦削、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

赵建军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爸，”他轻声说，“你的朋友们来看你了。”

风从敦煌的戈壁滩上吹过来，吹动了机场门口的经幡。经幡哗啦啦地响，像是有人在唱歌。

唱的是《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

赵建军睁开眼睛，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没有一丝云彩。

他忽然想起他爸说过的一句话。

“建军，人这辈子，能遇到几个真心对你好的人，不容易。遇到了，就要记住。记住了，就是一辈子。”

他记住了。

那四个老人，也记住了。

那张照片上的五个人，在那个戈壁滩上的冬天，在那一刻，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