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那年深圳的关外还是土路，两边是荔枝林和正在起的水泥楼。从罗湖过去，坐中巴要一个半钟头。
旅社在一条岔路口上，三层，白墙，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
方阿水是汕头人，做干货和杂货的跑单生意，一年到头在长途车上过。
他跟加代只见过两面。
头一回是去年秋天，他来表行买一块表，想送给汕头那边一个帮过他忙的老掌柜。
“这块多少钱。”
“三千二。”柜台的伙计说。
“我兜里两千八。”
“那你看看别块。”
“这块好。”方阿水在柜台前站了半天，“我下回补上行不行。”
正好加代从里屋出来。
“差多少。”
“四百。”
“给他包上。”加代说，“差的那四百不要了。”
“老板，这不行啦。”方阿水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一张一张数在柜台上，两千八，“我下回一定补，一定补。”
“不用补。表拿去。”
“那我不买了，不买了。”
“那这样。”加代说，“你补两百。表你先拿走。”
方阿水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把两百块欠条按在自己的名字底下，写了名字和日子。
第二回是今年春天，他在东门那条街上碰见加代，硬塞了四百块过来，加代收了两百，另外两百推回去。
“老板，我给你留个条子不。”
“留什么。”
“留我欠你两百。”
“你欠我两百，你还了两回。”加代说，“甭记这茬儿了，你去忙。”
铺子里的伙计都记得这个汕头人。他来的时候不坐凳子，站在柜台外头，两只手先在裤子上擦一擦，再伸进来接东西。
加代跟他说话，总比别人慢半拍。
“你今年跑了几趟。”
“二十七趟。”
“累不累。”
“不累。家里两个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人，跑过二十七趟长途的人，九月里没再上过车。
一九九二年，关外那一片的旅社一晚上六块，带热水的八块。
长途车从深圳到汕头，一张票四十八块，走十一个钟头。那一年收货款的人出门揣个呼机，家里有事就往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打，一分钟一块二。
九月底的一个下午，加代正在表行盘货，江林进来了。
“哥，方阿水让人扣了。”
“哪个方阿水。”
“汕头来的那个，去年在咱们这儿买表，按过手印的。”
“怎么个事。”
“他替汕头那边一个老板过来收货款，欠钱的叫霍老六。”江林说，“钱拖了三个月，方阿水跑了两趟，第二趟没出来。”
“人在哪儿。”
“关外那家旅社，二楼。”
“谁告诉你的。”
“他家里托人带的话。他老婆在汕头哭了两天。”
“他家里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霍老六自己让人带的话。”江林说，“霍老六说了，钱到人到，人也别想先走。”
“他老婆现在在哪儿。”
“在汕头海边那片，替人缝渔网，一天挣八块。”
加代把钱夹子从兜里掏出来，数了五张一百的，放在桌上。
“你今晚托人带一趟，送到她手上。”
“哥，这名目怎么说。”
“就说是方阿水在深圳挣的。”加代说，“别说是谁给的，也别提他让人扣了。”
“她要问呢。”
“她不会问。”加代说，“钱到了，人就安稳。人在关外，我在市里，隔着一百多里地，她要是急出病来，这边更难办。”
加代把手里的货单放下，坐了一会儿。
“先递话。”他说。
“递什么话。”
“给关外做货运的老周打个电话，让他替我捎一句：人先放出来，钱的事我跟他谈。”
“老周跟霍老六认识？”
“认识。他俩一块吃过酒。”加代说，“话递到了，成不成我再过去。”
当天晚上八点，老周回了电话。
“加代，话我带到了。”
“他怎么说。”
“他说人不能放。”老周在电话里顿了一下，“他还说了一句，让你别管这事。”
“你别回他。”加代说，“我明天一早过去。”
“加代，关外那一片你不熟。霍老六在那儿六年了，铺子后头那帮看门的都是本地人。”
“熟不熟，见了就熟。”
“你要带几个人。”
“你明天抽个空，把旅社前头那条路说给我听。”加代说，“别的不用你管。”
“加代，我跟你说句实话。”老周说，“霍老六这人手上不狠，可他一根筋。他认定自己是吃亏的那个，你跟他掰道理，掰不动。”
“谁跟你说是去掰道理的。”
“那你带几个人。”
“你别管我带几个人，你明天去看一趟你丈母娘。”加代说，“我要是明天下午没给你电话，你再出来说话。”
挂了电话，加代把江林和丁建叫到表行后屋。
“明天早上六点，我出城。”加代说，“你们两个人跟一辆车，后头走，不许跟我一趟车。”
“哥，你一个人过去？”
“递过话了，主家是要见的。”加代说，“你们在关外那个岔路口等我，车不进村。”
“那要是谈不成。”
“谈不成再说谈不成。”
那一夜加代没回家，在表行后头的小屋睡的。屋里有一张竹床，一张旧桌子，墙上挂着一件灰衬衫。
天没亮他就起来了。出门之前，他把表行的钥匙交给了看铺子的伙计小李。
“我下午三点打个电话回来。”加代说，“三点没打，你去找老周。”
“哥，你去哪儿。”
“关外。”
“关外哪儿。”
“你别问。”加代说，“铺子照常开，有客人问表，就说老板出门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加代出门。
他从表行后门出去，走到街口，拦了一辆去关外的中巴，四块钱，坐了一个半钟头。
那一年中巴车上有人卖茶叶蛋，五毛一个，司机头前挂着一个塑料的平安符。
到了岔路口，加代下车，走了两百米。
路边有个卖肠粉的摊子，一个老太太守着，铁皮炉子上冒着白气。
“老板，来一份。”
“三块。”
加代坐在小凳子上吃完，把钱放在炉子边上。
“阿婆，前头那家旅社，这两天有生人没有。”
“有哦。”老太太说，“前天夜里来了一车人，蹲在门口抽烟，蹲了一宿。”
“几个人。”
“四五个吧。”老太太说，“我这眼睛不好，看不清脸。”
“谢了。”
旅社门口停着两辆拉货的三轮，一辆面包车的轮子上压着一块砖头。
一楼是小卖部和登记台，柜台上摆着一个玻璃罐，里头是话梅和糖。
“老板，霍老六在不在。”
“你哪位。”柜台后头站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本地口音，胳膊上有一块青。
“我姓加，从市里来，找他谈点事。”
“六哥不见客。”
“你跟他说一声。”
“我说了，不见。”
年轻人从柜台后头绕出来，站在加代跟前，胸口挺起来。
“你要是不走，我就喊人了。”
“你喊。”
那年轻人伸手来推加代的胸口。
加代左手一让，右手抓住他的手腕往下一带，人一头栽在冰柜上，脸贴着玻璃，手被拧在背后。
“疼疼疼——”
从后头冲出来两个人，手里拎着塑料凳。
加代没动。身后先上来一个高个子，把最前头那个连人带凳子按在地上。
是江林，从另一趟车上来的。
“哥。”
“放他起来。”
加代松开手，退了一步。
“房号。”
“二楼，第三间。”年轻人扶着冰柜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你上去也白上，屋里有人。”
“几个人。”
“六哥在，还有他两个兄弟。”
“方阿水在哪儿。”
“里屋墙角。”
“人在里头两天了，一天给两顿。”年轻人说，“脸是昨天自己撞门板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