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待了四天，一旦对方看出你是中国人，那态度真的说变就变

在朝鲜待了四天，一旦对方看出你是中国人，那态度真的说变就变

火车从丹东出发的时候，老赵把手机揣进兜里。

他最后看了一眼微信。儿子发来的消息还亮着：“爸，到了跟我说一声。”老赵回了两个字：“知道。”然后关机。列车员已经在喊了，过江之前必须关机，朝鲜那边没有漫游信号。

老赵五十二岁，在沈阳做了二十多年五金生意，攒了点钱，去年把店盘出去，想趁着腿脚还利索四处走走。去朝鲜这个念头，是他刷短视频刷到的。一个博主拍平壤的街景，宽阔的马路，整齐的居民楼，没有广告牌，也没有红绿灯。评论区吵翻了，有人说那是假的，有人说那是天堂。老赵看了三遍，订了票。

丹东到平壤，火车开了六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农田，再变成光秃秃的山。过了鸭绿江大桥之后，老赵注意到铁路两边的人——骑自行车的、挑担子的、蹲在田埂上抽烟的。他们穿着灰扑扑的衣服，动作很慢，慢到老赵觉得像是把视频按了慢放。

车厢里除了一个旅行团，还有几个散客。导游姓金，三十来岁的朝鲜女人，中文说得流利，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像在背课文。她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裙，胸前别着领袖像章，手里拿一面小旗子。

“各位同志，”金导游站在车厢中间，“到了平壤之后，请跟紧我。不要单独行动。不要随意拍照。不要跟当地人交谈。”

老赵举手：“能拍街景吗？”

金导游看了他一眼。“可以拍，但请拍正面的、好的。不要拍不好的。”

老赵没再问。他把手机收好，看向窗外。过了新义州之后，山多了起来，田少了，偶尔能看到一片一片的玉米地，秸秆细得像筷子。地里有人在弯腰干活，远远看去像一排一排的问号。

到了平壤，天已经暗了。火车站很大，但灯不多，站台上昏黄昏黄的。金导游领着他们上了一辆大巴，车窗挂着白色的蕾丝窗帘，洗得很干净，但角落有点发黄。

老赵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过平壤市区，他看到了那个博主拍的马路——确实宽，确实没广告牌，确实没什么车。偶尔有公交车经过，里面挤满了人，脸贴在玻璃上。路灯很亮，但间距很大，两盏灯之间是大片的暗。

酒店在市区边缘，叫羊角岛国际饭店。四十七层，据说是平壤最高的建筑之一。大堂很气派，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但电梯只有一部能用，另一部坏了，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修理中”。

老赵住三十楼。房间很大，两张床，一台小电视，一个迷你吧。他打开迷你吧，里面只有两瓶矿泉水和一罐啤酒。啤酒是朝鲜产的，标签上写着“大同江”。他打开喝了一口，味道很淡。

晚饭在一楼的餐厅。八个人一桌，六菜一汤，有鱼有肉，味道还可以。同桌的是几个东北老乡，一个沈阳的退休教师，两个大连的个体户，还有一家三口从哈尔滨来的。大家吃着吃着就开始聊天，声音很大。金导游坐在旁边的小桌上，安静地吃饭，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

“这酒店不错啊，”大连来的老刘夹了一块肉，“比我想的好。”

“你也不看看多少钱，”沈阳的退休教师老孙说，“四天三千八，能不好吗？”

“三千八还贵？你去趟海南多少钱？”

“那不一样。海南我想去哪去哪，这儿——”

老孙说到一半，看了金导游一眼，把后半句咽下去了。

金导游好像没听见。她低头喝汤，动作很慢。

第二天，行程是去妙香山。大巴开了两个多小时，路况不太好，颠得厉害。老赵旁边的座位空着，他就把包放在上面。到了妙香山，金导游领他们看了一座寺庙，一座纪念碑，然后去了一家“国际友谊展览馆”。馆里很大，摆满了各国送给朝鲜的礼物。有中国的瓷器，俄罗斯的套娃，非洲的木雕。老赵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觉得脚酸。

中午在妙香山的一个餐厅吃饭。老赵去洗手间的时候，走错了一个门，进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朝鲜男人在劈柴，五十来岁，穿着灰绿色的工装，脸很黑。他看到老赵，愣了一下。老赵也愣了一下。

“你好。”老赵说。

那个男人没说话。他盯着老赵看，目光从脸移到衣服，从衣服移到鞋。老赵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脚上是李宁的运动鞋。

“你……中国人？”那个男人开口了。声音很粗，像很久没说话了。

“对。沈阳来的。”

男人放下斧子。他往院子门口看了一眼，确认没人。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来。烟是“黎明”牌的，朝鲜产的，烟纸发黄。

老赵接过来。男人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

“沈阳。”男人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嚼这两个字，“我去过。”

“你去过沈阳？”

“年轻的时候。跑货。”

老赵吸了一口烟。烟很冲，辣嗓子。

“现在不跑了？”

男人摇头。“不让跑了。”

他蹲下来，从柴堆里捡起一根木条，在地上画了个圈。“丹东。”他又画了一条线，“平壤。”然后他在线上点了几个点。“新义州，定州，宣川。”

老赵看着那些点。

“以前，我一个月跑两趟。”男人说，“现在，一年跑不了一趟。”

“为什么？”

男人没回答。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你回去吧。”他说，“别走错了。”

老赵回到餐厅的时候，金导游正站在门口等他。她的表情不太好看，但没说什么。只是在他经过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不要一个人走。”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老赵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电视开着，只有一个频道，在播纪录片，讲的是朝鲜的农业成就。画面里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稻穗很沉，压弯了腰。解说员的声音很激昂，老赵听不懂，但能感觉到那种语气。

他想起白天那个男人。他的手，粗糙得跟树皮一样。他的眼神，像是一潭死水，但老赵说话的时候，那潭死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第三天，行程是开城。板门店，军事分界线。大巴开了一个上午，到了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金导游领他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景点，讲解词背得很熟，一个字不差。老赵注意到，每当有大巴经过，路边的朝鲜人就会停下来看，但没人挥手，也没人笑。

中午在开城吃饭。餐厅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专门接待外国游客。一楼是散客，二楼是团餐。老赵他们上了二楼，靠窗坐下。菜是一人一份的铜碗饭，九个铜碗，里面装着不同的菜——泡菜、豆芽、豆腐、肉片、鸡蛋、海苔、青菜、酱汤、米饭。摆得很好看，但分量不大。

老赵吃到一半，起身去洗手间。洗手间在走廊尽头，他走过去的时候，路过一个储物间，门没关严，露出半扇。他无意中看了一眼。

里面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刷碗。她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大盆，盆里堆着铜碗和铜勺。她刷得很快，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把刷好的碗擦干，摞在一起。两个人没说话，动作很机械。

老赵站了两秒。那个年轻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对上了。她的眼睛很大，脸很瘦。她看他的时候，没有表情，只是看了一眼，就低下头继续刷碗。

老赵转身走了。回到座位上，他没什么胃口了。铜碗里的饭还剩一半。旁边的大连老刘问他：“不好吃？”

“不太饿。”

金导游走过来，用朝语跟服务员说了什么。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朝鲜姑娘，穿着粉红色的朝鲜族裙子，脸上擦了一点粉，嘴唇涂了口红。她给老赵倒了一杯水。

“同志，你不舒服？”金导游问。

“没有。早上吃多了。”

金导游没追问。她转身要走，老赵叫住她。

“金导游。”

“嗯？”

“你们这儿……一般老百姓一个月挣多少钱？”

金导游的笑容停了一下。很短，几乎看不出来。然后她说：“够生活。”

“够生活是多少？”

“同志，这个问题不合适。”

她走开了。老赵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挺得很直，走路的时候步子很稳，像是每一步都量过。

第四天上午，最后半天。行程是参观平壤地铁。金导游领着他们下到一百多米深的站台，坐了一站。地铁很旧，车厢里的灯不太亮，但很干净。乘客不多，几个穿制服的人，几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老赵注意到，他们上车之后，车厢里安静了。那些当地人本来在说话，看到他们上车，就不说了。只是看，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

老赵对面坐着一个老头，七十来岁，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脸很黑，皱纹很深。他看着老赵，看了很久。老赵被他看得不自在，就笑了一下。老头没笑，也没移开目光。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

到站了。金导游领着他们下车。老赵站起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老头还在看着他。这次他的嘴唇又动了。老赵看清了。他在说一个词，很简单的词，老赵学过一点韩语，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

老赵下了车，跟着队伍走出地铁站。站外面是平壤的街，阳光很好，照在那些整齐的居民楼上。楼是淡粉色的，阳台封着玻璃，有些阳台上晾着衣服。几个小孩在人行道上跑，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看到他们这群游客，停下来，站在路边看。金导游催着他们上车。

大巴开回酒店。下午的火车回丹东。老赵回房间收拾行李。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平壤的天际线很平，最高的是柳京饭店，那个金字塔形的建筑，据说是未完工的。老赵看着那栋楼，觉得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下到大堂，退房。金导游在门口等着他们。她跟每个人握手。轮到老赵的时候，她握得比别人长了一点。

“同志，”她说，“感谢你来朝鲜。”

老赵点头。

“希望下次再来。”

老赵看着她。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跟那个刷碗的年轻女人一样。

“金导游。”老赵开口。

“嗯。”

“你中文说得真好。”

“我学了很多年。”金导游说，语气很标准，每个字都咬得很准。

“你是在哪儿学的？”

“平壤外国语大学。”

“你去过中国吗？”

金导游的笑容停了一下。跟那天在开城一样，很短。然后她说：“没有。”

她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又恢复了那种挺直的站姿。

老赵上了大巴。车开动了，金导游站在酒店门口，冲他们挥手。老赵回头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火车过了鸭绿江大桥，手机响了。信号回来了，微信一条接一条地弹。儿子发来的：“爸，到了吗？”老赵回了两个字：“到了。”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丹东。高楼的灯亮了，车流不息，外卖小哥在街上穿来穿去。路边的大排档已经摆出来了，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划拳，声音很大。

老赵从兜里摸出那包烟。烟盒瘪了，里面还剩两根。他抽出一根，点上。是那个朝鲜男人给他的“黎明”。抽了一口，还是很冲。

他把烟叼在嘴里，看着窗外。丹东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映在车窗玻璃上，把老赵的脸照得忽明忽暗。他想起那个老头在地铁上说的那个词——“中国人。”那老头说这个词的时候，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告别什么。

老赵把烟抽完，摁灭在烟灰缸里。火车到站了。他拎着箱子下车，汇入人流。出站口外面，儿子在等他。

“爸，怎么样？”

老赵想了想。“还行。”

“朝鲜好不好玩？”

“去了就知道了。”

儿子接过他的箱子。两个人往停车场走。老赵走了几步，回头看，火车站的大钟正指向七点。丹东的夜生活刚开始，烧烤摊的烟升起来，混着汽车的尾气，飘向鸭绿江的方向。

老赵转过头，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