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地产行业真的是高危，一些地产大佬，本以为是平稳隐退，实际上却是“栽”了。
10月9日，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绿城中国时任主席张亚东，控告他涉嫌从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手中收受2000万港元贿款，促成绿城中国以4.4亿元地一个房地产项目。
张亚东被控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
控罪细节显示，涉案股东自2019年起便向绿城中国推销大连项目，张亚东涉嫌透过一名中间人向该股东索贿，贿款分多笔存入其子银行户口。案件当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绿城中国在廉署调查期间提供了全面协助。
从时间线来看，张亚东2025年3月辞任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接替他的是中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成云。
而廉政公署的控罪时间跨度是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恰好覆盖了张亚东执掌绿城的后半程。换句话说，这笔2000万港元的贿款，是在绿城“中交化”进程中最微妙的阶段完成的。
张亚东2018年加入绿城，接棒的是创始人宋卫平时代的遗产。
在此之前，中交集团已于2015年以60.3亿港元入股绿城，持股24%成为第一大股东。但在此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中交更多扮演的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实际经营权仍交给以宋卫平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这种“控股不控权”的混改模式，在房地产上行期曾被视为央企与民企优势互补的范本。绿城既有央企背书，又保持了民企的灵活，规模和利润持续做大。张亚东正是在这个模式的红利期上位。
然而，红利期结束得很快。2022年，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控，中交对绿城的持股增至29.8%，差一点触碰全面要约的界限。
在张亚东掌权下，绿城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2025年，绿城中国全年收入约1549.66亿元，同比下降2.3%；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仅0.71亿元，较2024年的15.96亿元暴跌95.6%。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绿城全年卖了2519亿元的房，操盘规模行业第二，最后落到股东口袋里的利润不到一个亿。三年间，绿城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接近120亿元。
张亚东的辞职，也略显突然。2025年3月，他因“公司战略调整”辞任，刘成云以“非执行董事”身份接任，这个安排本身就透着临时和过渡的意味。
之后，绿城连换三任董事会主席：刘成云接棒张亚东，郭佳峰退休、耿忠强代理行政总裁，再到2026年7月赵晖正式出任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一人肩挑两职，打破了绿城近20年两职分设的惯例。
随着赵晖和财务老将江峰的上任，中交系对绿城的治理主导地位全面确立，维持了11年的“控股不控权”格局正式终结。
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在杭州调研时明确提出，要加强治理管控，全面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建设，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审计监督机制。
“法治化”三个字放在张亚东被起诉的背景下读，分量格外重。
张亚东案的核心争议不在于4.4亿的收购价格是否合理，而在于这笔交易背后是否存在一条从被收购方流向决策者私人的利益链。
绿城不是第一家遭遇这类问题的混合所有制房企。此前的万科也曾经历类似的管理层更迭与大股东收权过程。区别在于，万科的问题更多暴露在市场和舆论层面，而绿城这次直接进入了司法程序。
目前，张亚东只是被起诉，尚未进入审判阶段，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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