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朝鲜王朝的王室一顿早膳能摆出四十多道菜，而底层奴婢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
同样是人，差距怎么会大到这个地步？
这不是夸张的文学描写，而是真实记录在《王室御膳单》里的数据。
十二道主菜、三十种配菜，每一道菜从选材到上桌都要经过尚宫记录、御医审查、司饔院把关。
宫廷里吃一顿饭，动用的人力物力够普通百姓家吃上几个月。
最能体现这种差距的是一道叫神仙炉的菜。
这是冬天王室专用的火锅，里面放的是精选牛肉、新鲜海鲜、时令蔬菜和珍贵菌菇。
光是准备食材就要动用好几个衙门的人手，海鲜得从沿海连夜送来，蘑菇要派专人进山采摘。
同样是冬天，普通百姓能喝上一碗热乎的大麦粥就算不错，遇上荒年只能煮艾草、磨橡子凑合活命。
两班阶层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作为统治阶层，他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精白米饭配各种肉菜。
牛肉、猪肉、鸡肉轮着来，大酱、酱油这些基础调味品更是管够。
有钱的两班家庭还会讲究摆盘，学着宫廷的样子弄些精致菜式。
不过他们再怎么模仿，食材的等级和烹饪的规矩始终比不上真正的宫廷御膳。
到了中人这一层，饮食水平直线下降。
主食从精白米变成了杂粮饭，大麦、小米、高粱混在一起煮。
肉类成了稀罕物，平时主要靠大酱、辣椒酱拌野菜下饭。
遇上节日或者家里办事，才舍得买点鸡肉或者鱼改善伙食。
这种生活在当时已经算是中等水平，至少不用担心饿肚子。
真正苦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良人。
这些普通百姓一年到头干着最重的活，吃的却是最差的饭。
大麦饭是主食，菜就是泡菜加野菜，肉基本指望不上。
过年过节能吃上一顿有肉的饭，是全家人盼了好久的事。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良人家里最金贵的不是钱财，而是那口酱缸。
酱缸里的大酱是全家最重要的调味品，也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一旦酱缸出了问题，日子就没法过了。
荒年的时候，良人的处境更惨。
朝鲜半岛的农业本来就不稳定，遇上旱灾或水灾，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这时候连杂粮都吃不上，只能去山里挖野菜、剥树皮、磨橡子粉。
橡子凉粉这种食物现在被当作特色小吃，但在当时是救命的东西。
橡子本身有毒，需要反复浸泡处理才能吃，做出来的凉粉涩口难咽，但能填饱肚子就是万幸。
奴婢的境遇比良人还要差。
他们没有土地，完全依附于主人生活。
主人给什么吃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有些奴婢跟着富裕的主人，能混口饱饭，但更多的是跟着穷困的两班或中人，自己都吃不饱。
史料里很少详细记载奴婢的饮食，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根本不值得记录。
这种天差地别的饮食差距，根源在于朝鲜王朝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
土地、财富、权力全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王室靠国家供养，两班靠土地收租，中人靠手艺技能，良人靠种地打工，奴婢什么都没有。
吃什么、吃多少，不是由你的劳动决定的，而是由你的出身决定的。
但有一样东西倒是贯穿了所有阶层泡菜和酱类。
宫廷里有用梨汁、牡蛎调味的精致白泡菜，百姓家有粗盐辣椒腌制的越冬泡菜。
两班的酱缸用瓷器装，放在专门的酱台上，百姓的酱缸是土罐，埋在墙根晒太阳。
材料不同、器具不同、味道也不同，但发酵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这大概是朝鲜王朝为数不多能让所有阶层坐在一起的共同点。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王朝的这套饮食等级制度，跟中国古代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
中国历朝历代也有严格的饮食规制，但中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普通百姓在丰年的饮食水平相对较高。
朝鲜半岛面积小、资源有限，阶层之间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极端。
加上朝鲜王朝特别重视礼制，把饮食规矩写进了法律，连谁能吃什么器皿、用什么颜色的碗筷都有明确规定。
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历史，很多人会好奇：那些每天吃野菜度日的百姓，看着王室和两班的奢侈生活，就没想过反抗吗？
史料记载的民变不少，但大多数时候百姓选择的是忍耐。
原因很复杂，既有儒家思想的长期灌输，也有暴力机器的高压统治，更重要的是，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没有余力去想别的。
这套制度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彻底瓦解。
但那些记录在案的食谱、那些保留下来的烹饪技法，以及深入骨髓的饮食习惯，至今还在影响着朝鲜半岛的餐桌。
王室的御膳变成了高级餐厅的招牌菜，百姓的泡菜走向了全世界，而那些关于饥饿和等级的记忆，成了理解那段历史绕不开的部分。
只是现在很少有人会追问，当年那些制定进膳仪轨的人，和那些吃橡子凉粉的人，他们真的属于同一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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