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月，北欧国家瑞典仍深陷组阁僵局，看守政府继续运作。就在9月28日，社会民主党党魁安德松正式宣布现阶段放弃组阁尝试，原因是左翼党与中间党存在深刻分歧。回看9月13日大选，传统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带领反对党阵营夺魁，获得176个席位，刚好过半。欧洲舆论普遍庆祝“中左翼胜选”的结果，却忽略了北欧政治暗流涌动的“右转”底色。从当前的组阁僵局可以看出，瑞典左翼陷入“得势不得权”的窘境，北欧“右转”仍在波动中推进。
瑞典及北欧国家政治所经历右倾趋势，其驱动因素既有当前欧洲政治右倾的共性因素，也与北欧政治处理主流政党和极右民粹力量关系的特殊因素相关。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上看，欧洲整体极右力量崛起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移民、安全等多重危机而来，民众诉诸“另一种选择”或发泄表达对现状不满，且民众在危机和动荡下，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力量来重振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和主流文化脉络，而北欧国家则因长期处于高福利、社会安全程度高的舒适圈，致使民众对危机冲击的直观感知更为凸显。以移民问题为例，由于北欧国家大多经济条件和社会福利优越，被近年来涌入欧洲的中东北非和乌克兰难移民视作“目标乐土”，加之北欧各国人口基数较少，使社会感知的相对冲击更为强烈。
在难民议程驱动下，北欧民众在支持福利国家理念同时，开始支持所谓“福利沙文主义”，即呼吁国家福利应倾向于“本国人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于是，北欧乃至欧洲国家在表面上政党结构右倾并不明显，但已然经历了政治议程右倾，比如社会民主党公开把“维持严格移民政策，并聚焦外来人口融入瑞典社会”写入竞选纲领，实则是以温和政治姿态迎合极右势力的政治煽动和民众的普遍焦虑。
而从北欧国家政治文化看，由于北欧国家极右政党更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甚至欧债危机期间，其深深具有抗议型政治的底色，鲜有德国、法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极右政党的历史印记或纳粹色彩。因此，北欧国家除瑞典外，并无所谓阻挡极右政党政治参与的防火墙制度安排，而即便是瑞典，这道防线近年也已松动：2022年10月，瑞典执政三党和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达成《蒂多协议》，历史上首次突破不与瑞典民主党进行政治合作的先例，三党需要瑞典民主党支持才能推进立法，也成为瑞典民主党实现“体制化”的重要一步。芬兰走得更远。2015年右翼政党芬兰人党即参加政府并于2023年再次进入内阁。而在参政过程中，芬兰人党也实现了“去激进”转型。
与此同时，芬兰传统政党也运用国家传统政治协调合作模式应对极右力量带来的危机，比如2023年7月芬兰人党籍内阁要员接连被爆出种族主义言论黑料后，总理奥尔波在涉事官员辞职或道歉后推动四党达成反种族主义协议，事实上在“接纳”极右同时也谋求对其形成一定约束。因此，与西欧国家将主流和极右视作“你死我活”不同，北欧国家往往通过“包容性消化”应对极右政党崛起的挑战，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治和社会右倾化趋向，但也对冲了“防火墙”战略造成极右政治参与被剥夺，反而激发极右政党和部分民众抗议性反弹的问题。
北欧的政治“右转”有其独特之处，并非上月德国选择党横扫萨安州选举一样的政治风暴，但这一趋向却将提高极右政党“关键棋子”的地位，加剧政治不稳定性和多元共识政治文化的脆弱性，并将对社会心态乃至各领域政策走向产生渐进而深远的影响。（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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