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建议华侨出任厦门市长，毛主席问：那个会打仗的县长在哪里？

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外，陈嘉庚与毛泽东谈起福建。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厦门，谁来接管这座海岛城市，已经成为中央考虑的问题。陈嘉庚没有只谈乡情，而是从厦门的特殊位置，提出了一个颇有针对性的建议。

厦门是著名侨乡，许多家庭都与南洋有着密切联系。当地居民熟悉闽南风俗，海外华侨也格外关心家乡变化。陈嘉庚认为，市政工作的关键不只是接管，更要尽快取得侨胞和工商界的信任。

他对毛泽东说，厦门若能由熟悉侨乡情况、又了解海外社会的人负责，或许更有利于稳定秩序、恢复贸易。这个想法并不简单。厦门自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港口、航运、侨汇和商贸彼此相连，地方治理必须兼顾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

陈嘉庚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判断，与他的经历分不开。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发动侨胞捐款捐物，还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后来回国考察时，他亲眼见到不同政治力量的作风，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和内耗逐渐失望。

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简朴的生活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军民关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48年蒋介石宣布就任总统后，陈嘉庚公开表示不予承认，并判断国民党政权难以维持太久。

1949年1月，毛泽东邀请陈嘉庚赴北平参加新政协。陈嘉庚于6月4日抵达北平，随后参加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等方案的讨论。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他作为华侨界的重要代表，投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筹备工作。

谈到厦门市长人选时，周恩来认为陈嘉庚的意见有道理。毛泽东沉思片刻，问道：“那个会打仗的县长在哪里？”周恩来随即想到梁灵光。这个人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长期作战经历，还是华侨出身，确实与厦门的情况相合。

梁灵光早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身份暴露而前往马来亚，在吉隆坡一所学校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到国内，参加新四军，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时，梁灵光先后担任如皋县、南通县等地的重要职务。他并非只会处理公文的地方干部，也不是只懂冲锋陷阵的军人。面对复杂的地方武装和社会关系，他善于做争取、团结和改造工作。

有一次，为了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的一名团长，他明知对方设宴可能暗藏危险，仍决定前往谈判。梁灵光没有摆出强硬姿态，而是把抗战大局、部队前途和个人利害讲清楚，最终促成对方转变立场。当地武装力量由此实现改编，减少了正面冲突。

这类经历使他获得了一个鲜明评价：既能打仗，也能做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担任华东野战军有关部队的领导职务，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战场上的判断力，为他后来处理城市事务打下了基础。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准备发起漳厦战役，梁灵光当时任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正忙于筹集船只、研究渡海行动。就在战事临近之际，他接到调令，改任厦门市长。

他起初并不舍得离开部队。叶飞与他谈话后，梁灵光才明白，中央看中的正是他的两种经验：一方面熟悉军事，能够应对厦门面对金门的战备压力；另一方面有地方治理和群众工作的本领，适合接管一座港口城市。

1949年10月15日，漳厦战役打响。经过两天激战，厦门于10月17日获得解放。硝烟尚未散尽，梁灵光便随接管干部进入城市。摆在面前的不是一张空白纸，而是治安、供应、港口和生产同时告急的复杂局面。

解放前的厦门工业基础薄弱，许多生活物资依赖外来输入。解放后，金门方面炮火威胁仍在，港口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梁灵光没有把工作停留在维持秩序上，而是召集工商界人士商量办法，听取他们对航道、船运和市场的判断。

熟悉海况的商人经过观察，找到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航线。经过试航，这条通道逐步恢复了厦门与外界的运输，市场供应也开始缓解。对一座港口城市而言，这件事的意义不小，航道重新运转，生产和生活才有恢复的可能。

梁灵光还着手整顿社会治安，清理潜伏破坏力量和地方残余武装，同时修建厦门海堤，推动地方工业建设。他没有把华侨只看作资金来源，而是重视侨胞对家乡的感情和海外联系，积极争取他们参与厦门建设。

1950年，陈嘉庚回到厦门定居。梁灵光曾多次登门拜访，两人谈得最多的，仍是港口、工业和侨乡发展。1952年，梁灵光调任福建省委工作，后来又在广东任职。1980年10月，他到广东省委工作，参与地方建设。2006年2月25日，梁灵光在广州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