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4月，广东中山，谷牧结束对珠海等地的调查后，得知叶剑英也在附近，便立即让秘书设法联系。那天，他带着几名同志赶到住处时，叶剑英已经坐在院中等候。没有寒暄太久，叶剑英请其他人先离开，关上门后，才谈起一个外界都在回避的问题。
“听说你最近不大好过？”
谷牧没有马上解释，只是点了点头。特区从提出到落地，争论始终没有停过。有人担心政策放得太宽，会冲击计划经济；有人把经济特区说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参与这项工作的干部比作“李鸿章”。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说法并不是普通的牢骚，而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谷牧所承担的任务，源头还要追溯到1978年的一次出访。那年，中央派他率领经济考察团赴西欧了解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的政府经济考察活动之一，代表团走访多个国家和城市，重点考察工业生产、港口运输、企业管理以及科技应用。
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代表团多接触、多调查，不能只看表面。考察期间，成员们行程排得很满，白天看工厂、港口和企业，晚上整理材料、交换意见，连个人生活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回国后，谷牧在中央会议上作了长时间汇报。
那次汇报没有停留在“外国发展得好”这种泛泛判断上，而是具体谈到设备、资金、管理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叶剑英当场鼓励他放开讲，不要因为担心议论而有所保留。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许多关键问题被摆到桌面上讨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考察之后，中央逐步形成了扩大对外经济联系的思路。广东、福建毗邻港澳台，交通条件和侨乡关系较为特殊，地方干部又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于是，利用局部地区先行试验的设想被提了出来。邓小平听取意见后说，中央可以给政策，让地方自己闯出一条路。
“还是叫特区好。”
这句话后来被广泛记住，但真正把设想变成方案，靠的是一轮又一轮的调查。谷牧带工作组深入广东、福建，听取地方意见，也同经济学者、企业干部座谈。经过研究，中央决定在两省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政策如何掌握，权限怎样下放，外资如何进入，都没有现成答案。
问题很快就来了。特区建设需要更灵活的价格、用工、物资和外贸政策，原有管理办法显然难以完全适应。与此同时，沿海地区走私活动一度抬头，社会上便有人借题发挥，认为特区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谷牧奉命组织力量整顿相关秩序，依托海关等部门采取措施，既要维护开放方向，也要守住经济管理的底线。
1981年前后，关于特区的质疑声尤其集中。有人主张收缩，有人要求重新审查特殊政策。谷牧没有把争论简单看成个人得失，而是反复强调，试验区可以调整办法，却不能因为遇到问题就轻易否定方向。1982年，他组建特区工作组时，对成员说得很直白：如果谁有顾虑，可以退出；出了问题，由他承担责任。
这种表态并非逞强。特区每一项决定，都牵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牵涉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碰撞。谷牧知道，若没有中央明确支持，地方干部很难长期承受压力；若没有基层大胆试验，中央也不可能凭空制定成熟方案。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前提就是有人愿意下水。
叶剑英问他能不能顶住时，谷牧站起身回答：“只要中央不改变分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剑英随即表示，如果压力再大、实在顶不住，就给他打电话，他可以立即进京，公开支持改革开放。
这段谈话的意义，不只是两位老同志之间的相互鼓励。它说明当时的特区建设，既需要政策设计，也需要关键时刻的政治担当。没有这种担当，许多尚未见效的试验很可能在争议中夭折。
转折出现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对特区建设给予肯定。此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谷牧又承担起调查、协调和审核方案的任务。天津、大连等地被纳入考察范围，14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扩大开放。
特区并不是一夜之间成功的，更不是一纸文件自动产生结果。它经历过质疑、修正和整顿，也经历过干部承担责任、地方反复试验的过程。谷牧所做的，正是在中央确定方向后，把一个有争议的政策设想，落实为可以操作、能够检验的现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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