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回忆亲身经历，难忘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景！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中，包惠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几天，天气闷热，屋内挤着来自各地的代表，桌上摆着简单的茶水和文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人数不多的会议，后来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节点。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起步阶段。全国各地党员总数不过50余人，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主要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东京等地。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都带着各地早期组织的情况赶来。

包惠僧原在广州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因事务缠身不能北上，便召集广州方面开会，决定由包惠僧与陈公博出席。包惠僧后来回忆，代表资格是按地区分配，并不是按照党员人数决定，这也说明当时各地组织发展很不平衡。

会议开始时，马林作了较长报告，谈到国际形势、共产国际的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尼克尔斯基随后介绍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发言简短许多。两人的到来，使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国际背景，但真正需要代表们面对的，仍是中国自身的现实问题。

讨论很快集中到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上。党纲中有两项规定引起争议：共产党员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得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及团体。陈公博和李汉俊对此反应强烈，他们当时都有较好的社会身份和发展机会，认为这些限制过于严格。

李汉俊提出过修改意见：“能不能把‘官吏’改为‘政务官’？”这样一来，普通职员或许不在限制之内。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则坚持原有表述，认为共产党员必须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争论持续了很久，表决时，维持原案的意见占了多数。李汉俊的主张没有被采纳，陈公博也逐渐停止争辩。

这场争论并不能简单看成个人之间的冲突。那些代表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性质、组织纪律和革命目标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重视现实处境，有人强调原则边界，分歧恰好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在探索道路时的复杂心态。

劳动运动计划的讨论，同样暴露出经验不足。刘仁静、周佛海等人更多从各国理论和历史谈起，实际工作者却提醒大家，中国工业落后，产业工人数量有限，码头工人、车夫和手工业者同样是劳动群众，不能被排除在外。

代表们围绕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争论多时，最终决定以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争取政治权利为主要方向。包惠僧后来特别提到，当时13名代表中没有产业工人，除湖北有两名失业工人外，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种局面说明，党还处在十分幼小的阶段。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意外突然发生。一个陌生中年男子闯入会场，环视屋内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马林立即警觉起来，判断可能有人侦查，建议会议马上停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从前门分散撤出。

李汉俊家很快遭到搜查。包惠僧后来回去查看情况时，李汉俊迎上来说：“你快走，巡捕刚搜查过这里。”桌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竟然没有被发现。李汉俊会说几句法语，又借助房屋主人的身份，才使场面没有进一步扩大。

当晚，代表们商议改换地点。上海已经不安全，嘉兴南湖成为临时选择。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头前往车站，陈公博因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南湖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未同行。约上午10时，代表们登上一只游船，在湖心继续开会。

南湖会议压缩了议程。代表们先通过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随后讨论宣言。关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问题，包惠僧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保持明确立场，董必武提出不同看法。经过讨论，相关内容作了删改。会议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下午6时前，南湖会议结束。代表们返回上海，部分人员留下处理中央事务。包惠僧后来继续参与工人运动和革命工作，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脱离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留下了关于建党初期和工人运动的回忆资料。1979年7月2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