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的北平,一间普通民宅里,地下党员陈融生刚刚熄灯,门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房门被推开时,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向床铺,来人正是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少将谢士炎。
“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融生心头一紧。他知道,北平的地下工作处处危险,稍有差错,便可能牵连同志。可电灯亮起后,他发现谢士炎神情激动,手指却没有真正扣下扳机。
谢士炎压低声音说:“我看你不像国民党,倒像共产党。我要找党,送出一份重要情报。你若不肯帮忙,我就和你一起死。”
说着,他取出一份文件。这不是普通材料,而是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具体部署已经拟定,行动期限也迫在眉睫。谢士炎当时在孙连仲部任职,能够接触到这份机密。
陈融生没有立即承认身份,只说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这个回答并没有让谢士炎退缩,他提出由自己驾车,护送陈融生去找共产党。两人随后离开住所,陈融生借机联系地下党负责人徐冰。
汽车驶到北平饭店附近,陈融生下车进入楼内,谢士炎则把车开走。徐冰接到情报后,立即设法转送叶剑英。由于外面已经出现监视人员,陈融生暂时留在房间内,由徐冰的家属陪同,随后在同志们掩护下换装离开。
这次行动没有惊动敌人。谢士炎得知情报已经送出后,又通过陈融生提供了相关判断和建议。周恩来看到材料后十分重视,要求谢士炎今后只负责传递情报,不要擅自拟定反击方案,以免留下更多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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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位少将并非一开始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他出生于湖南衡山,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和叔叔抚养长大。1926年,他进入军校学习,后来又考入中央陆军大学,掌握俄、英、法三种语言,逐渐成为一名受过系统训练的军官。
抗日战争期间,谢士炎曾率部与日军作战。一次突围中,部队被敌军包围,身边只剩一名勤务兵。为了渡过河流摆脱追击,他让勤务兵抓住浴巾另一端,冒险涉水脱险。战斗结束后,因作战有功受到顾祝同赏识。
抗战胜利后,谢士炎参与武汉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却因抵制贪污行为得罪特务势力。有人诬告他借机敛财,他被撤职并关押。后来虽获释放,这段遭遇却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相互倾轧。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内战再起。谢士炎对当局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也开始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陈融生并未直接劝说他,只是不断提供进步书籍。书读得越多,谢士炎越想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
但他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
经过观察,他把希望放在陈融生身上,于是才有了那个持枪深夜闯入的场面。那不是一次普通试探,而是谢士炎用个人性命作出的选择。经过半年多考验,地下党组织确认其立场可靠。
1947年初,叶剑英亲自与陈融生、谢士炎谈话。一个月后,在谢士炎家中,叶剑英为他举行入党仪式。誓词被同志们传阅后,当场烧毁,没有留下文字证据。对于一名仍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任职的少将来说,保密本身就是生死线。
1947年9月,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多名地下工作人员被捕。敌人从审讯中获得线索,开始搜捕潜伏在军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员,谢士炎也因此暴露。
被捕后,他拒绝承认所谓罪名。面对审讯,他曾明确表示,自己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有资格判断这个政权的前途;选择共产党,是因为看到了其组织能力和建设新国家的目标。
1947年11月30日,谢士炎等人被押往南京,关进中央军人监狱。半年时间里,他们遭受审讯和折磨,却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秘密。狱中伙食恶劣,谢士炎带头抗议;亲友送来的食物,他也分给同牢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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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方面重新追究所谓“泄露军机”案件。1948年11月19日,谢士炎与另外四名北平地下党员被押赴刑场。
执行前,敌人命令他们跪下。谢士炎拒绝道:“我们从来没有跪过,死也要站着死。”
五人并肩站立,高呼口号后英勇就义。谢士炎牺牲时年仅36岁。人们后来在他身上发现一首染血遗诗,其中写道:“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1949年南京解放后,叶剑英曾设法寻找谢士炎的下落。当得知他早已在南京遇害,叶剑英十分痛惜。这个曾在黑夜里送出重要情报的少将,没能等到北平解放,却把姓名留在了那场隐蔽而残酷的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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