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天问》：一部用16年刻进骨头里的诗歌史诗 //崔光烨

《金钱天问》：一部用16年刻进骨头里的诗歌史诗

作者：崔光烨 原创

2010年元月，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26万字长篇政论抒情诗《金钱天问》，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投下了一枚分量十足的石子。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流量加持的造势，这本由河南本土新现实主义诗人樊国新（笔名凡人）耗时16年打磨出的作品，像一块从黄土地里刨出来的老砚台，粗粝的外壳下藏着磨了十几年的墨香，一翻开就把人拽进了一场横跨古今、叩击灵魂的关于金钱的漫长追问。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26万字的长篇政论抒情诗”这个概念时，第一反应都是疑惑：诗，能写这么长？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诗是短的，是几句戳心的句子，是几行飘在云上的意象，26万字的篇幅，放在小说里都算中长篇，用诗歌的体量来承载，简直是在挑战文体的边界。可樊国新偏就这么做了，而且一做就是16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9年末，他把自己从青年到中年最黄金的一段人生，都泡在了对“金钱”这两个字的拆解、观察、追问里。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着资料写的，他是踩着改革开放浪潮里的尘土，看着身边人从兜里揣着几分钱的毛票，到腰里别着BP机、手里攥着大哥大，看着街头的小卖部变成大超市，看着单位的工资条从几十块涨到几千块，看着有人靠勤劳致富盖起了小楼，也看着有人为了钱踩破了底线，把这些活生生的日子，一个字一个字揉进了诗行里。

这也是《金钱天问》最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书斋里憋出来的概念诗，是从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烟火气里熬出来的“带体温的诗”。

一、把“金钱”从符号拉回人间：中国诗坛第一次把这个主题写透了

在樊国新之前，中国写金钱的诗不是没有。唐诗里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慨；现代诗里也有对拜金主义的讽刺，对物质时代人性异化的感慨。但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金钱天问》这样，把金钱从一个简单的“好东西”或者“坏东西”的标签里拽出来，掰开揉碎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一路数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把它在几千年历史里扮演过的所有角色，摊开在阳光下给你看。

樊国新写金钱，没有端着诗人的架子去居高临下地批判它，也没有虚伪地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他写金钱的好：写它是文明的催化剂，是让五谷流通、百业兴起的血脉，是寒门子弟能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台阶，是普通人能让老人安享晚年、让孩子读上书的底气。他在诗里写“你是农夫汗滴里泡大的麦穗，你是工匠锤声里锻出的铁钉，你是旅人脚下走过的千里路，你是寒夜窗口亮着的那盏灯”，没有用什么晦涩的意象，都是老百姓天天见的东西，一下子就把金钱从“铜臭”的污名里拉了出来，说出了最朴素的真理：我们的日子，从来就离不开这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钱币。

但他更没有回避金钱的恶。他写金钱怎么把官场上的人拉下水，写曾经一身正气的干部，在红包和礼品面前一步步破了防线，最后从主席台走进了监狱的铁门；他写金钱怎么把亲情啃出了窟窿，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在法院门口撕破脸，老父母躺在病床上，几个子女却在为谁出医药费推来推去；他写街头的骗子用假钞骗走了卖菜老人一天的收入，写黑心商家往食品里加害人的添加剂，写多少人为了追着钱跑，把良心、底线、亲情都扔在了身后。他写这些的时候没有用夸张的戏剧化笔法，就像一个坐在你对面的老邻居，跟你说着身边真实发生的事儿，字里行间带着疼，带着怒，也带着惋惜。

最难得的是，樊国新没有走非黑即白的老路。他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也没有说金钱是万能的神。他在诗里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钱错了，是拿着钱的人的心错了。他写过很多让人印象极深的细节：同样是钱，有人用它捐给山区建学校，让山里的孩子能走出大山；有人却用它去赌去嫖，把好好的一个家拆得七零八落。同样是白手起家，有人赚了钱之后想着回报乡里，给村里修桥铺路；有人却赚了钱之后飘了，眼里再也没有普通人，把嚣张当个性。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让《金钱天问》跳出了很多同类作品“为批判而批判”的浮躁，它像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过来人，跟你掏心窝子说一句实在话：钱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我们怎么看待它，怎么使用它。

这也是为什么说它是中国诗歌史上首部系统评说金钱功过是非的鸿篇巨制。之前的作品，大多是截取金钱的某一个侧面去写，像摸象的盲人，摸到了耳朵就说大象是扇子，摸到了腿就说大象是柱子。而《金钱天问》是牵着你绕着这头叫“金钱”的大象走了一整圈，从它的头看到它的尾，从它的皮毛看到它的骨头，把它几千年的来龙去脉，把它在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里留下的脚印，都清清楚楚指给你看。26万字的体量，没有一句是空话，每一个章节里藏着的，都是我们这几代人共同经历过的日子。

二、政论的骨头，抒情的血肉：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诗，讲最深刻的理

很多人一听到“政论抒情诗”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就是头疼：是不是满篇都是口号，都是干巴巴的大道理，读起来味同嚼蜡？但《金钱天问》完全不是这样。樊国新的笔，有政论的硬骨头，也有抒情的软血肉，他能把最深刻的道理，用最接地气的诗句，说到你心坎里去。

他的政论，不是从教科书里抄来的条条框框，是从历史的兴衰里熬出来的真见识。他写秦朝统一货币，如何让七国的百姓终于能把粮食和铁器顺畅地流通起来，撑起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经济骨架；他写晚清的时候，白银大量外流，把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抽得皮包骨头，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直不起腰；他写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怎么打破了“谈钱色变”的禁锢，让个体户的小摊点冒出来，让乡镇企业的烟囱立起来，让整个中国的经济一下子活了过来。他写这些历史节点的时候，没有掉书袋，没有堆砌史料，而是用诗的语言把那些冰冷的历史事件焐热了，你读着读着就会明白：原来我们今天兜里的每一块钱，都连着几千年的历史，连着国家的命运，连着时代的脉搏。

而他的抒情，也不是那种飘在天上的无病呻吟，是扎在黄土地里的、带着烟火气的抒情。樊国新是从河南的乡土里走出来的诗人，他的语言里带着中原大地特有的厚重和直白，没有那些绕来绕去的、让人读三遍都看不懂的晦涩意象，没有把诗写成只有少数圈内人能解读的密码。他写街头卖早点的大嫂，凌晨三点就起来生炉子，一屉一屉蒸着包子，手上的冻疮裂着口子，赚的每一块钱上都沾着热气；他写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在太阳底下晒得黝黑，汗珠子砸在钢筋上，每一分工资都是用肩膀扛出来的；他写在灯下数着零钱的老母亲，把一毛两毛的纸币叠得整整齐齐，攒着给在外上学的孩子寄生活费。这些诗句，没有任何华丽的修饰，但是一读就让人鼻子发酸，因为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最妙的是，他把政论和抒情揉得严丝合缝，你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说理，哪里是抒情。他在写那些被金钱腐蚀的贪官的时候，一边冷静地拆解着权力和金钱勾连的逻辑，一边又忍不住为那些曾经有理想的人感到惋惜：“你也曾在党旗下举过拳头，你也曾在田埂上喝过稀粥，为什么最后却倒在了金光闪闪的陷阱里，把一辈子的清名都换成了阶下囚的囚服？”这种带着温度的质问，比十篇干巴巴的政论文更有力量，它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审判谁，而是把人性的复杂摊开在你面前，让每一个读到的人，都忍不住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换做是我，站在那个岔路口，我会怎么选？

在当下的诗坛，很多诗人都在追求“小众化”“先锋性”，把诗写得越来越难懂，好像你读不懂，就证明你没有文化。樊国新偏不走这条路，他的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是写给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看的，是写给每一个天天在和钱打交道的老百姓看的。他没有降低诗歌的品格，没有把诗写成打油诗，而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承载了最厚重的主题。这恰恰是新现实主义诗歌最珍贵的地方：它不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它走到大街上，走到烟火里，握着普通人的手，和他们一起聊聊日子里的困惑，聊聊时代里的痛点。

三、16年磨一剑：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良心交代

现在的出书环境，很多人几个月就能攒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剪刀加浆糊，东拼西凑，很快就能上市。但樊国新写《金钱天问》，写了整整16年。16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不是一个数字，是无数个熬到凌晨的夜晚，是无数次推翻重写的手稿，是走南闯北采访了无数人之后，一笔一笔刻出来的心血。

我见过樊国新身边的人回忆他写作的状态：上个世纪90年代，他工资不高，家里日子也不宽裕，下班之后别人都去打牌喝酒了，他就坐在小书桌前，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写。有时候为了写清楚一个古代货币的演变，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市里的图书馆，翻了几十本史料；有时候为了写一个农民工的故事，他跟着工地的工人一起住了半个月的工棚，听他们讲自己的工资怎么寄回家，怎么被工头拖欠；有时候写得激动了，他拍着桌子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诗句顺着嘴就往外冒；有时候写得难受了，他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自己熬得眼睛通红。

我与樊国新是相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无话不说。有一次谈起这部书的写作时，他跟我说，为了弄清楚金钱与资本的关系，他竟然系统读了三遍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当时就瞪大了眼睛，我在大学学的就是政治学，其中最难啃的就是《资本论》。众所周知一般人是看不懂这本书的，因而也很少有人主动去看这本书的。而樊国新为了写透金钱，竟然读了三遍。可见其超常的耐心，超常的毅力，超常的知识储备！

16年里，他不是没有过动摇的时候。身边有人劝他：你费这个劲干嘛？写点短诗，参加几个诗会，很快就能出名，写这么个26万字的东西，吃力不讨好，什么时候才能写完？樊国新每次都只是笑笑，转头又接着写。他心里清楚，这个主题，不是靠耍小聪明就能写好的，你必须把自己的人生阅历、自己的痛感、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全都填进去，才能撑得起这么一部作品。他说过一句话：“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当什么著名诗人，是我活了这大半辈子，看着这个时代在钱的问题上有太多困惑，我必须把我想说的话写出来，给这个时代一个交代。”

这份“交代”，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良心。在我们这个一切都在快速奔跑的时代，所有人都在追着钱跑，很多作家和诗人也跟着流量跑，什么热门写什么，什么赚钱写什么。但樊国新停下来了，他花了16年的时间，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和“金钱”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东西，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对话。他没有讨好谁，没有迎合谁，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真相，把自己心里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写进了诗行里。

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金钱天问》，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本已经过时的旧书。恰恰相反，十几年过去，我们今天面对的关于金钱的困惑，比2010年的时候一点都不少：直播带货里的虚假宣传，网络诈骗里的陷阱，年轻人被消费主义裹着超前消费，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乱象依然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你再翻开《金钱天问》，樊国新十几年前写下的那些追问，那些关于金钱和良心、金钱和亲情、金钱和理想的思考，依然像一面镜子，照得我们心里发烫。

《金钱天问》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的有些诗句带着点朴素的粗糙，有些段落的议论带着点直来直去的劲儿，但恰恰是这份不完美，让它显得无比真实。它就像河南大地上立着的那些老槐树，没有精致的修剪，没有好看的造型，但是根扎得极深，风刮不倒，雷劈不烂，一年又一年，给路过的人遮出一片阴凉。

在这个人人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樊国新用16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能留下来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是靠你把自己的骨头和血，一个字一个字熬进去熬出来的。《金钱天问》不是一本普通的诗集，它是一个时代的诗歌证词，是一个诗人用16年的人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沉甸甸的、关于金钱、关于人性、关于我们走过的日子的精神档案。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后代翻开这本书，依然能从那些滚烫的诗行里，摸到我们这几代人在金钱面前的迷茫、挣扎、清醒和坚守。这，就是一部作品最了不起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唯一朝鲜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作者：崔光烨2026-10-08发于现代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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